1、樊纲说，你看过悲惨世界吧？咱们现在就是那个阶段和樊纲先生约好喝茶的前一天，有媒体报道称，上一届中央政府为调控房价而出台的“新国五条” ，除了在北京地区执行得比较严格外，在全国许多省市都遇冷。樊纲是中国最有公众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些年也没少对房地产市场发言，所以见面问候之后，这就成了我想和他聊的第一个话题。 他的谨慎出乎我的意料。略微思考后，他低声说道：“官方的问题我怎么解释？你能说这个国五条本身出得有点匆忙，你能说这种话吗？对不对？我不太想说这种话。我总不能像任志强那样的，张口就侃吧？” 哦？我心里想，这回答真不错，短短几句，信息量倒大得很，该说的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该批评的批评了，
2、又好像谁也没得罪。 第一个话题貌似有点冷场，恰好他接了个电话，我趁这机会打量起四周的环境。我们的茶叙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这儿面积不大，顶多不过 20 平方米，除了堆满书和文件的办公桌外，只有一个书柜和一张普通的方桌，看上去老旧得很。我们喝的茶，是他书桌上现有的，铁观音，质量一般。 这边他接完了电话，和我说了声抱歉，顺着之前的话题往下聊。任志强是人物杂志 3 月号的封面人物，他历来是高房价的鼓吹者，在3 月份的采访中，他说：“高房价应该是大城市的准入机制，这得是一个门槛。 ”我很想听听樊纲对任的看法。 这次他倒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任志强非常对，资本家当然可以说这个话。每个
3、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工会有工会的，农会有农会的，消费者有消费者的，他代表富人集团，这都没问题。 ”他说完这段话，停了一下。 “但是， ”他接着说， “任志强的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一个大城市都是富人，那连扫街都没人扫了。所以不能用高房价把所有的人都挡在外面，贫富差距是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要搞廉租房，要有城中村，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基本的居住条件。 ” 这样既肯定又否定的答案，在我们随后的聊天中出现了多次。看得出，樊纲是个严谨的人，说话速度慢，身体语言少，不求快意褒贬，但追求全面、准确、不留破绽，他是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经济所的教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这倒是符合我对体制内经济学家的
4、一贯印象。 “你有空该去逛逛城中村，挺好玩的，五湖四海的人，五湖四海的小吃。 ”说到这个，他一下子来了兴致，跟我回忆起他上个月在西欧游学的经历， “欧洲那种小城，和我们城中村是一样的，小窄街道，楼挨楼楼挤楼，门小得家具都进不去，得吊上去，那些地主老财们把城建起来，弄个围墙，外来的人打铁的打铁，养猪的养猪，挤在一起竞争。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生态，多有活力，多健康。 ” 秘书进来，往茶杯里加了些水，泡的时间长了，廉价茶叶的土味越来越淡，反倒好喝了些，我们的谈兴也越来越浓。 “说到房价，我就不太懂现在的一种社会心态。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学毕业生，都租着阁楼的破房子住，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
5、抱怨房价高，买不起房子？然后动不动又说，北欧人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我觉得很不幸福。当然你不幸福，人家人均 GDP8 万美元，你才 6000 美元，还得扣除贫富差距。这也太不现实了，你比我年轻，你说说这是为什么？” “好像现在我们的参照系都是混乱的。 ”我说。 ”是的。乌托邦。一边希望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什么都给你包了，一边又不愿意像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那样，去奋斗，就想着安安逸逸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考公务员，不就想着一辈子都不用奋斗了吗？所以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做些工作，把这些不现实的期望降下来，年轻人自己去奋斗，靠自己的劳动去赚房子。老想着让别人保你，什么都白给，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 短短一段话，樊
6、纲提了好几次“奋斗” ，我觉得这个词在他看来应该是挺美好的，于是我问他：“奋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也是无奈，也是美好。 ”他回答。不出所料，又是一个肯定加否定的答案。 樊纲当过知青，去黑龙江上山下乡， “我说我手上沾满鲜血，当时砍了多少树，为了取暖，每天晚上我们要烧掉这么高这么宽的木头，从这个墙到那个墙。 ”他比划着给我看，难得的身体语言。干了 6 年知青，樊纲说自己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未来在什么地方，于是开始奋斗自学，最后考上了大学。 聊起往事他显得有点激动，但这些故事，和许多“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经历没有太大区别。我更想听听，从一个经济学家的专业角度，他是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的。 “
7、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同的目标，决定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结果。毛当时的想法里头，经济只要能够不出乱子，过得去就可以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阶级斗争上。 ”他又恢复了原来那种低声、严谨、冷静的状态， “比如说，他建三线厂，要建到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那要从发展经济的目的来看，你肯定要把工厂建到沿海，因为交通成本是最低的，但如果按照打仗的目的，那他这么做是对的。 ” “但如果说， 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好的，改革开放就是好的，你会认可这样的判断吗？”我接着问他。 “当然我明白你要说什么。如果以经济为指标的话，那你马上就能说出来市场经济是好的， 文化大革命包括计划经济是不好的，因为效率低下。但是
8、如果你以战争或是别的什么作为指标，那就是另一个标准了。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经济学不讲道德，它可以为不同的价值观服务。后来就被人标题党了，说我不讲道德。没办法。 ”他笑笑。 “所以你对自己的边界认识得很清楚。 ” “嗯，我不轻易说社会学家的事，我也不轻易说政治的事情，一些经济学家，天天这里那里讲道德，我说这人开始不务正业了。 ” “你指的是谁？能说名字吗？”我半开玩笑地问他。他冲我一笑，摇摇头。 我们聊天的间隙，恰好有某出版社的两位女编辑来访。樊纲刚在这家出版社重版了一本书，是他 20 年前写的一些用经济学来分析人生与世相的小文章的合集。他说自己为了再版而重读此书时，发现现在的人们纠结的问题，其
9、实和 20 年前没有什么两样。 我让他给我举个例子。他想了想，说：“比如现在说北京空气污染得厉害，可 30 年前的北京，到处都是冒烟的烟囱，冬天刮风沙，人得用围巾把整个脑袋包起来才出门，每天都是倒着走路。可现在污染少了，我们反倒不习惯了。还有就是，全世界媒体记者都盯着你这儿拍拍拍，感觉上当然更厉害了。这都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嘛。 ” 他又和我回忆起了刚刚结束的西欧之行， “英国伦敦公共交通总局，挂一旗子，庆祝他们地铁建成 150 周年，我们这儿是刚刚修地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国，说句实在话，就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那个阶段，你看过悲惨世界吧？咱们现在就是那个阶段。在历史上其他国家，就是社会动荡闹革命
10、的阶段。我们现在是落后国家，很多国家比我们好，我们都看着，都想一天实现他那个好。所以这是一个困局。二三十年的困局是可能的。 ” 那该怎么办？樊纲的答案是：“一方面改革，一方面保持增长。这是我们的药方，不是人人都愿意革命的，革命是要冒风险的，只要大家还有希望，即使是最贫困的阶层，只要他想着明天会多一点收入，他的孩子明天能有工作，那就还有办法。 ” 茶叙接近尾声，一个女编辑请樊纲在刚刚印好的一摞书上签名。他认真地签着。女编辑和他开玩笑：“樊老师，我们读者都说你长得特帅，像朱军。 ” “朱军？别了，我觉得我还是像濮存昕多一些。 ”他严肃的脸上隐约浮现出一些笑意，还是那样，该表达的意思他都表达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