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诺登、国家机密以及个人隐私等等最近一个月，世界上最吸引眼球的人物莫过于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爱德华斯诺登了。围绕着斯诺登，中美俄等国还有冰岛、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古巴等国家的领袖人物都费尽了心机思考对策。与一般的国际争端不同的是，斯诺登事件的当事双方、多方，都似乎留有一手或多手，不把话说得那么极端，除了美国只强调要以多项罪名起诉他以外，对于斯诺登事件的细节也说得含含糊糊，似乎有难言之隐卡在了颚喉，这个一贯以光明正大自居的人权卫士国家，有许多地方的做法让人起疑，而一贯被它在人权方面诟病的中俄等国，又有意不把话说出来，其中的奥秘很值得玩味。话已经被新闻记者们说了许多，我想从不同的角度说几句。 隐
2、私，在中国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不愿意对外公开的秘密，社会主流文化自觉不自觉地保护人们的这些秘密是使得这个社会能够平稳存在和发展的若干基本条件之一。 “隐私”在中国是一个很新鲜的字眼，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人的口头上和文字里。往回捯上三十年，中国人知道这个词的不会超过一成。可以这样说， “隐私”这个词是随着现代西方文明逐步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国人自古不承认每个人都有隐私权，但也不是没有隐私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只是依照中国文化的逻辑，隐私会“时有时无”或“此有彼无”：你是我的上峰，你实际上就享有了隐私权，我不能擅自打听，不能知道，更不能传递，而我作为你的下属，我的隐
3、私是不能保有，否则就是“不忠” ，就不配做你的下属，或者会为此而支付沉重的代价。整个中国社会从皇帝算起，经过皇亲贵族、大官、小官、胥吏、公差，直到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中也会自发地排出老大老二直到老鼠尾巴尖） ，这几十层阶梯都是如此安排，一座倾斜的人权金字塔就这样垒成了。 上等人不但在文化上享有实际上的隐私权，还在制度上给予了充分的、完美的保护。中国人有句老话，说“自古侯门深似海” ，说的就不单单是指那些高墙深宅和阴森的戒备，而是权威者用悠久而严酷的制度来保证上等人阶层的隐私。而草民们的茅屋陋室，则不但风雨可以随时光顾，衙门里的皂役也可以用随便一个理由闯进搜查一番。即使是很有地位的官僚、甚至封疆大
4、吏的宅院，如果皇帝想从中找到一些想要的东西，也可以用“抄家”的方式彻底地翻个底朝天。说到“抄家”不能不让人想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那场“革命行动” ，这个“革命行动”的文化来源就是来自的“抄家传统” 。宋代的王安石搞“改制” ，得罪了不少人，就有给皇帝打小报告的人说这个“拗相公”在家里跟他的老婆是何等何等地“不正经” ，宋神宗还竟然当着诸位大臣的面问起了这件事，当时王安石以“床帏之事不敢如实上奏”不客气地顶了回去。如此对皇帝的不恭敬，又给政敌制造了日后攻讦的有力资料。连地位如此显要的人物都没有对自己“隐私” （当时没有这个词）的保护权利，平头百姓还能如何呢？ 在西方，隐私是很神圣的字眼 西方人的
5、隐私观念由来已久。承认并尊重隐私的文化依据是私有财产不被侵犯，这条原则最久远的依据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理念。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 “我的茅草房，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您不可以进。 ”德国纽伦堡曾经是巴伐利亚的首都。在德国统一以前，巴伐利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国，国王在德意志民族圈里很有威严。但是在巴伐利亚国王的住处门口不远，把着皇宫门口一侧的是一座矮小简陋的磨坊。用故宫来比较一下，就相当于在比故宫博物院的售票处离正门还近的地方是一座破旧不堪的磨坊，很碍眼，很让国王伤面子。现在这个窘况仍是如此。到此处旅游时，德国导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听：三百年前，巴伐利亚国王想在此修
6、建王宫，就派人去找磨坊主商量给找一块地方请磨坊主搬家，条件十分优厚，不用磨坊主花费任何费用和周折，磨坊主不答应。皇宫修建好了，国王提出了更为诱人的条件，磨坊主还是不答应。没有办法，这个简陋低矮的磨坊一直不协调地紧挨在高大华丽的皇宫旁边。几十年后，国王和磨坊主都死了。磨坊主的儿子继承了磨坊和这块土地后，主动向国王提出搬迁的事情。这时，继位的新国王，那位要求磨坊主搬家的老国王的儿子却拒绝了，理由是，那座磨坊用最恰当的方式向世人阐释了巴伐利亚的法制传统。这在三百年前的中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使是在今天，不用说贵为国王的权威，就是乡政府想用你的房基地，你敢像那位磨坊主一样勇敢地当一回钉子户么？ 美国
7、人一贯宣称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隐私当然包括其中。在处理个人隐私与国家机密方面的一些做法，有一段曲折的历程。美国人原来只允许在军事和战争方面做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情报官赫博特雅德类由于发明了电报密码，在对德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名声大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MI8（密码情报小组）转型成为一个由战争部和国务院联合资助的机构，并成立了一个密码编制公司，即所谓的商业电码企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室” ， （Black Chamber） 。“黑室”仰仗美国国务院的秘密资助，在密码编制和破译方面取得了许多关键性的成果。但是，1920 年美国的一纸新通过的法令，那条法令禁止情报工作进入民事
8、领域。1929 年，美国国务卿史迪森决定关闭密码机构，导致雅德类失业。也就是说，那时的美国在社会管理方面，由于宪法在保护公民权方面的限制，不许搞情报密探之类的“阴谋”和窃取隐私的勾当。 后来中国的戴笠用高薪把雅德类请到了中国帮助戴笠建立了“军统” 。1941 年，还是那个雅德类在中国依据来自日本的军事情报分析出日本人在太平洋的军事异动，并由戴笠和蒋介石转给了罗斯福，而美国人却没有太当回事，这就是战后有人对罗斯福的这个“疏忽”表示不满和质疑的根据，指责他不顾几千军人的性命，只为了得到让美国取得卷进战争的借口。当然，这个指责，我不认可。 二战后，原来的那部立法不知不觉地被搁置到了一边，美国人也偷偷
9、地在民事领域搞起了情报。 当下美国人的尴尬 二战后冷战开始。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美国人也就不顾文化与信仰方面的考虑了，于是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美国的情报机关开始走上了暗自发展的道路。五六十年代，艾伦杜勒斯的名字几乎响过总统，它长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目，他和中央情报局以国家安全为名做了许多不受美国法律约束的事情。虽然许多刻板的美国学术家和个别的政治家质疑他的特殊身份，但是历任美国总统都为他打掩护，情报机关持有的窃取个人隐私的“特权”从那时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只是偷拍、跟梢以及在市井向小人们用小恩小惠的方式去打听人家的隐私。在前互联网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传统的窃听、跟踪偷拍等手段
10、搞一些情报也很遭人恨，但是侵犯的对象总归是少数人，而且大多数人也认可他们针对的是对美国“有威胁”和“有潜在威胁”的人。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互联网进入了千家万户，美国情报机关利用互联网搞情报就把亿万国内外互联网用户置于了监视的对象，这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斯诺登这个傻小子是个一根筋，死抱着“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私人领域”的信条，却干着与他的良心相违背的勾当，于是这就成了他今天陷于尴尬地步的最原始的原因。 美国依靠高科技水平的优势，以为能做得天衣无缝，于是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到如今却因为出了“内鬼”落得尴尬下不来台的地步。我想，这个问题以后不会有什么明确结论的后果的，因此，不了了之算了。只是做这样
11、的事情时，好歹搂着点，别太招恨了，别太在意他人如何如何。国际间的这类事别太较真了，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做的那么干净呢？只是以后美国人别再今天指责这个明天指责那个侵犯人权就是了。 这次奥巴马总统亲自出面，甚至屈尊直接插手斯诺登事件，对中国香港和俄罗斯施加压力，他们这种欲言又止的尴尬背后，就有着上述历史背景所隐含的苦衷。 顺便说一下国内保护隐私权的问题。在国内，问题是对一部分人的隐私的恣意侵犯得不到惩处，而对另一部分人的所谓“隐私权”过度保护。 我们当下最应当做的事情是给隐私和隐私权在法律上予以界定，划出法律保护的隐私和隐私权的边界，因为当前为大众所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就涉及于此。贪官们的贪腐所得
12、，绝不是他们可以以“隐私”这个挡箭牌所能掩盖住的。不少人一当官，就发财，当小官发小财，当大官发大财，就是因为政治体制中的某些弊病造成的，官员上任前的财产公示，是吴官正当中央纪委书记时就极力推行的一项试点项目，2007 年他离任时表示，他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这项工作推开，哪怕是试点，也没有排上日程。又过去了 7 年，这项工作就是推行不开。阻力大就拖，不是好办法，直到今天弄到一个铁道部长一两个任期上能搞到300 多套房子，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了。 直到截稿时候，斯诺登事件仍在发酵，一位有名的瑞典教授已经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斯诺登作为下期和平奖的候选人。俄罗斯总统秘书处也已经采购了 20 台老式的按键打字机，以备出席国际会议时用。斯诺登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完，它所引发的影响，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理念。最终如何影响美俄之间的关系，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