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幸福能否跟得上GDP的步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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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的幸福能否跟得上 GDP 的步伐?摘要: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国的 GDP和人均收入均翻了几番,可是居民的生活并没有随着经济同步提高,那么在接下来的近 10 年里,我们得生活质量、幸福感能否随着经济的翻番而倍增么? 关键词:幸福经济增长;GDP 翻番人均收入 1.引言 1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上说道,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此目标一经提出,便引发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很多经济

2、学家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并不困难。 2.提出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成就举世瞩目,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目前已达到全球第二。经济发展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为目的,但要是经济增长中存在许多的盲目无效的投资,那么所能带来的也就单纯是 GDP 数字的高速增长,而且 GDP 中将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这将使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将不断下降,严重影响到居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就与发展经济的目的相违背。而要是 GDP 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面对“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的,从 2010 年到 2020 年,

3、中国的 GDP 到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我们该如何看待呢?在未来的近 10 年里,这个目标实现了,百姓的生活是否能真正变得更加幸福呢? 3.分析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增加了,但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被打破了,新的福利制度未跟上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对过去的20 年里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不上升反而下降的一个简单解释。旧的废了新的未立,再加上体制上的痼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的工作和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保证,尤其是“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尚难以落实。这些亟待解决的顽症都因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所致。而对于“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翻番,而

4、且是首次将人均收入水平翻番作为一个目标,这一目标事关百姓收入,关乎生活质量。但 2020 年的若们的 GDP 总量和人均收入都翻番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能否也翻番呢?对于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GDP 指标缺陷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 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GDP 虽然能够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总量,但这一指标也存在着较多的缺陷。对于与我们生活质量、幸福生活相关的缺陷有两个:是 GDP 忽略了一国在生产活动

5、中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耗。比如当发生油轮触礁致使原油泄露的时候,此时原油泄露所导致的生态灾难和环境损失没有反映在 GDP 里,而清理油污和修理油轮却能促使 GDP 的增加。因此倘若单纯地用 GDP 数值来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的话,那就会出现事故越频繁、原油泄露越多、生态破坏越严重、GDP 增长越多、政府政绩越卓著的咄咄怪事。GDP 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财富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GDP 是一个流量指标而不是存量指标,它反映财富生产的同时却忽略了财富的损耗,因此,如果一国的财富损耗率特别高而生产效率特别低的话,那么该国当年所生产的东西中有一大部分将要用于弥补资产的损耗,这就使得能真正供人民消费

6、的部分就要大大减少。因此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是靠大量的盲目无效投资来支撑,那么所能获得的就只是 GDP 数字的高速增长,而杜会财富和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同步提升。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即使 GDP 在数值上翻番,我们也有可能感受不到翻番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2)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投资为主导 众所周知,广义来说,拉动经济的因素主要是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消费。一般意义上,在社会消费增加的情况下,能够带动企业或者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或服务,间接地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促使从业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改善,从而带动全社会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我国至今还主要是依靠政府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

7、节 GDP 持续较快增长,经济增长还是以投资为主导的方式。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其对 GDP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我国也是进出口贸易大国,贸易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与投资和出口相比,我国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2011 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首次超过 50%,但与美国、欧盟等相比,差距还很大。 挤出效应 目前来说,政府支出增加从以下三方面引起私人投资与消费的减少:政府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来为其支出筹资,这种情况下,由于货币供给不变,政府出售债券相当于收回流通中的部分资金,则市场上资金减少,从而利率升高,利率上升减少了私人投资,引起了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投

8、资的利率弹性大则挤出效应大;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即私人对未来投资的收益率报悲观态度,从而减少投资;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增加对市场上商品的需求,引起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引起消费需求的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弹性。 无效投资 政府官员的目标往往是短期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并非是长期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很多时候政府无须承担投资风险,必将导致大量无效投资。这就使经济中存在对有效投资的夸大和对资产损耗的低估,造成了在经济核算中资本存量和 GDP 的虚增。但由于无效投资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能力,所以投资力度的加大并不能带来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这就使得产出投入比相应降低。如果在每年的总产出中

9、总有一部分要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势必导致居民消费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减少。 (3)人均收入倍增中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第一次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列为目标,就是想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达到改善民生、增强民众福祉的目的。这个目标对老百姓来说,是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因为收入是影响公众幸福感的较为重要因素。但收入倍增毕竟只是一个统计的平均数字,数字上的倍增实现很容易,可想要通过这个平均数的翻番来真正改善民生还是较为困难的。 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只意味着“被增长” 。 2000 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280 元,2010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109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0、 2000 年的2253 元到 2010 年的 5919 元。横向比较,10 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增加了 3 倍左右,可有多少人的收入是增长了 3 倍呢?无论是从人力资本还是资产禀赋的角度讲,在经济运行模式既定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的财富增值能力都可能相对低于高收入者;纵向比较,城乡居民的收入仍存在很大差距,从 2000 年的 2.7 倍增加到2010 年的 3.2 倍,而 2011 年城乡收入差距达到 3.13:1,基尼系数达到0.5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除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行业之间、高管与普通职工之间、体制内外的养老保障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仍然较大。这些

11、都使得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在实现人均收入翻番时,一定有一些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同时另一些人则不足一倍,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不足一倍,那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也将进一步扩大,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样中低收入人群仍然不会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有多大改善。 通货膨胀。 正常的市场物价应当是有涨有降,可目前在我们这个社会“跟涨”成为一种不正常的价格趋势。这使得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通货膨胀具有惯性,那么通胀会按照一定的比率持续下去。因为通货膨胀,这就导致届时的购买力远远未能倍

12、增。若物价也倍增了,那意味着收入倍增毫无意义,我们不会因为收入倍增得到任何好处。不但如此,而且更意味着居民的存款等一些系列的债权都将缩水。 物价上涨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一旦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太多,即使收入翻番,也未必能提高生活水平,反而可能降低生活水平。 3.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统计指标本身的缺陷及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实现了两个翻番的目标,可居民的生活质量、幸福感未必能随其增长。然而经济增长终究是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把“以 GDP 增长为追求目标”的观念向“以人民群众福利

13、指数增长为追求目标”的观念转变 从实践上看,把 GDP 增长作为统领目标使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 GDP增长目标而不惜付出不应有的代价,造成不良后果。过去我们把追求 GDP增长作为统领目标有其积极的作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8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基础比较薄弱,就业压力大。如今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把蛋糕做大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分配问题,更应注重民生问题。各级政府要在实际工作中,把人民群众福利增长目标作为工作出发点,以人民群众福利增长目标带动各项经济工作。要把人民群众福利增长目标是否实现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标准。 (2)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应及时向“全民参与”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14、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由于政府预算和财政支出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所以要想让各地方政府主动放弃对经济“量”的追求,从而自觉转移到经济“质”的要求上来,恐怕在短期内还是有较大的困难。而要是能鼓励民众参与、倾听民众心声,达到给经济建设和财政监督的施加最给力约束的效果。 (3)要把“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转向“人均购买力翻番” 单纯收入的增长并不能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改善,而购买力则是评判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提高的重要指标,只有购买力水平上升了,人们才能用所得收入购买到比以前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丰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林民书,张志民.GDP 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提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4) 2徐思佳.民生幸福应与 GDP 同增长J.金融博览,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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