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机制过去三十几年里，全球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直接影响了中国 13 亿人口的生存，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其贸易伙伴国境内的数百万人。 因此，了解中国经济增长历程对了解当今经济现状最重要，也能为不同情境下的经济发展提供见解。我采用了多种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现象的潜在机制，主要涉及两大主题：人口变迁、制度变迁。 人口变迁 首先，总生育率迅速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每位妇女生育约 2.7 胎，下降到 80 年代的 1.9 胎；其次，出生性别的男女比例从 1970 年的105100 增至 2000 年的 120100；最后，中国改革时期的适龄成年劳动群体
2、都是出生或成长于饿死 3000 万人的“大饥荒”时期。这些人口特征是，政府政策和经济变化的双重结果，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我首先研究了性别比的攀升与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1979 年，中国政府提高了经济作物的相对采购价格，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允许家庭自我作出生产决策提高了产茶地区女性劳动力的相应价格。女性劳动力在生产茶叶这个行业里具有相对优势。在地理气候适宜产茶和不适宜产茶地区之间，我比较了出生于上述改革前后的各群体性别比例，发现上升的茶叶相应价格提高了2女性婴儿的存活率。这符合父母重视有生产力的孩子。或者说，相比传统的父亲偏好儿子的情况下，
3、增强了母亲的谈判能力。 研究结果还反映出，性别比攀升可部分归因于性别工资差异的改变。从中国抛弃男女工资无差异的计划经济迈向工资与劳动的边际产量紧密相连的市场经济后，性别工资差异逐步扩大。 我也研究了中国农村地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差异，并估计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后果。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某些地区的女童的比例占到了当地人口的 10%。性别比攀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选择性堕胎有关。中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选择性堕胎，那么怎样测量选择性堕胎的效果呢？我利用台湾地区的合法堕胎作为一个对照，结果显示性别选择性堕胎极大提高了新生婴儿的性别比。 然而，我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强烈的重男轻女的偏好下，禁止性
4、别选择性堕胎不利于降低出生女婴的存活率。总之，这些研究表明，经济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中国性别比的急剧攀升。性别比失衡造成的经济后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我研究了计划生育限制对城市生育率的影响，并把它作为研究中国家庭高储蓄率中生育因素的外生变化来源之一。中国家庭储蓄率在 2008 年达到了惊人的 35%-40%。 我的研究显示，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台的限制生育政策将每户家庭孩子的平均数量从约两个减少至约一个。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比拥有多个孩子的家庭要储蓄得更多。其中城市家庭储蓄率增加部分的三分之一是政策导致的生育率变化引起的。对于没有生儿子的家庭而言，生育率3降
5、低直接导致家庭储蓄增加。该结果符合中国父母在“养儿防老”中对孩子的依赖。 我还探索了总生育率的变动是如何影响家庭储蓄的，认识到总生育率上升会降低资本劳动比，从而提高利率。从一般均衡考虑，生育率上升会提高利率。而从局部均衡考虑，生育率下降会提高储蓄率。这些一般均衡的因素至少能抵消三分之二的由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储蓄率提高。因此，放弃一胎政策有可能会适度减少城市家庭的储蓄率。 制度变迁 我研究中国的第二个主题是制度性变迁。我尤其关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鉴于我对中国人口巨变的兴趣，我将制度变迁和人口问题结合起来。 我首先研究了中国大饥荒的成因及其长期影响。有史料表明，1959年-196
6、1 年的这场大饥荒至少导致 3000 万人死亡。证据显示大饥荒期间粮食总产量非常高，并不像市场经济下发生的饥荒，这场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反而出现在人均粮食产量较高的地区。不论是追求大跃进政策还是政治激进主义，都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饥荒。 史料表明，相对于 1958 年，大饥荒时期各地区间粮食产量减少 13%-18%。但基于过去产量设定的从各地收购固定产量的中央计划采购政策，导致了大饥荒。档案材料显示这种僵化的采购政策原本被用于解决农民和地方官僚之间的问题，但由于农民不能主张对剩余产量的所有权，所以误报的动机很大。与此同时，这一政府采购政策不能及时应对变化。这一政策的后果可以解释大饥荒时期
7、4%-45%的死亡率。我的研究表明一种不允许劳动者主张剩余产量的制度在应对变化时是何等脆弱。 4我还发现， “大饥荒”除了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外，对数百万幸存者也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大饥荒时期怀上的孩子以及大饥荒时期的幼儿发育迟缓而且受教育程度下降，减少了后 30 年劳动力的供给。这些结果表明，对于新近设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而言，供养“大饥荒”幸存者可能构成公共支出的一大部分。 我还研究了农村基层民主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农村民主调查（VDS）记录了农村政治经济改革与经济表现的历史。这一独特的调查依赖于村级结构所保存的历史行政管理记录，它具有全国代表性。它囊括了 29 个省份的 200 多个
8、村。这也是我第一次试图系统地记录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 农村民主调查的一个重点是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时机和具体实施细节。在改革初期经济分权导致各地之间经济和社会条件差异扩大之后，中央对地方效绩监管的难题变得尤为突出。而农村基层选举由上级政府机构主导，用来解决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监管的难题。特别是中央政府关注地方公共品的低供给、地方政府日渐腐败和收入不平等。村委会实行选举的时间各地不一，但是现在得到了全面推行。 我发现，村委会选举的引入将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排他性的问责制，转变到对上级政府和公民的双重问责制。村委会选举的实行增加了公共品供给，减少了腐败，同时改善了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公共品支出的
9、增加完全由村民缴纳税款的增加所驱动。 所以，研究结果表明双重问责制增加了政府为公共品融资的能力，因为选民支付税款的意愿提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地方选举有各种后果。地方选举可5能提高了公民对政权的满意度，但是也降低了当地政府对不受欢迎政策的执行力度，例如计划生育、用来建设公路和扩张城市的农村土地征用。我也调查了在公共品供给中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罗伯特?普特南和一些政治学家一直认为，高社会资本是民主制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社会资本有利于集体行动。在农村选举中，社会资本和选举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并没有事前预计的那么明显。 一方面，社会资本在增加公共品供应中可以弥补选举的不足，因为高社会资
10、本减少了搭便车行为，也因为公民监督选举本身就是公共品；另一方面，因为选举和社会资本两者都有助于集中公民偏好，它们可以是互补的制度。我用农村中向所有村民开放的寺庙数量作为代理变量测算了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 2011 年，我搜集了第二波关于农村民主调查的数据，记录了这些寺庙的现状、历史、管理和融资。数据显示，这些寺庙主要由村民自己管理，由村民出资修缮，而且它们的现状随着时间缓慢改变。我发现，选举导致有寺庙的村庄比没有寺庙的村庄，在公共品供给上投入更多。 最后，我还调查了推行选举的结果在各个村落之间是如何随着宗教分裂而变化。我发现，在宗教分裂不严重的村庄，选举使公共品供给改善更多。这再次与社会资本有
11、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个观点相吻合，因为宗教分裂降低了社会资本。 在城市，我探讨了国有部门体制变化对工资结构的影响。20 世纪 80年代到 90 年代，国家改革了福利分房体制。利用图书馆档案中的旧报纸，6我确定了中国不同城市改革的时间，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显示了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私营部门劳动力的供给，因为之前不得不为国家工作以换取住房的工人现在转投了私营部门。 然后，利用这个作为私营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外生变化，我估算了私营部门劳动需求的弹性。 我发现，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工资持续数年小幅下降。而工资下降的持续性表明，其他补充劳动力的生产要素流入私营部门需要一定时间。这表明，大量的劳动力突然转投私营部门
12、，例如国有企业裁员的结果，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内对私营部门的员工造成很大的工资损失。 最后，通过一个准模拟实验研究，我研究了改革期间交通设施建设对 GDP 的影响，主要考察约束要素流动的各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了解决临近交通设施地区的内生性，我利用了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铁路沿线的事实，将铁路作为外生变量。因为这些铁路是当年外国列强为了快速从港口向历史上重要城市部署军队而建的。 但港口与历史名城之间的直接距离并不能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直接挂钩。我发现，在经济自由化期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并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存在严重制约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等政策，这些政策造成了中国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差。也就是说，如果制约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制度一直存在，利用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 人口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细查人口结7构和不同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改革历程，也有助于中国未来的改革。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