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杂谈中国“书”文化“书籍文化”是人类一切智慧的结晶。中国书籍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先有画(图)后有字(书)的历史长河，故称“图书” 。中国是一个图书大国，图书年代之久远，类量之浩瀚，题材之丰富，装帧之古朴，令世人惊叹。这是先人和前辈给我们留下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书文化如果以殷商甲骨文为开端，我国的书文化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随青铜器上的铭文(钟鼎文)和刻石文字(石鼓文)的出现，书的雏形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原始图书” 。春秋战国至秦汉的书以竹简、木牍、缣帛为书写材料，并出现了册卷形式，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早期图书” 。东汉至明清的书是以纸张为书写材料，并出现了活字印刷
2、术，将中国的书文化乃至世界的书文化推向了新阶段，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近代图书”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书文化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书不是以纸张为载体，也不通过印刷工序，而是通过电子软件和屏幕显示，进行储存和阅读，这一时期的书可称之为“电脑图书”或“光盘图书” 。 中国藏书之风始于公元前 6 世纪周代的“盟府” ，可算是图书馆的雏形。西汉建立后，国家藏书有很大发展。西汉初年，相国萧何在宫廷内盖了两座藏书阁，一座叫石渠阁，一座叫天禄阁，后来就成了皇家藏书馆。汉武帝时，向天下广征图书同时定出收藏标准本，皇家藏书处称“秘府” 、 “秘阁” ，并制定了图书管理的规章制度。从三国、魏晋南北
3、朝2到隋唐，专门藏书处逐渐增多，并设立秘书郎、秘书监来管理图书。宋朝的减书机构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崇文院等。元朝的藏书机构有宏文院、艺林库等。明朝在南京建的文渊阁也是一座著名的藏书处。清朝的藏书处更多，拥有图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有名的藏书机构在北京有文渊阁、文源阁，在承德有文津阁等。我国以“图书馆”形式正式命名的机构是 1905 年的湖南图书馆。正式公文中确认“图书馆”名称是在清末宣统元年(1909)制定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上。我国现在最大的国家图书馆是北京图书馆(原名叫京师图书馆)。 古往今来中国人喜欢读书、借书、抄书和焚书。古代藏书家，不肯轻易将书示人。如有人向他们借阅，也常有附
4、加条件，有的索取礼物，据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 ”有的必须互借，如清初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中规定：凡借人家书，必先带上自己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书主看过以后，如果发现有自己也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将抄本带回，原书不准带出门，以防遗失。此外，借阅手续繁多，如光绪年间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
5、阅，不得借出。 ”还有像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真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3仆人不得同入藏书之室。 ”古人借书如此之难，尤其是贫苦知识分子，读书是十分不容易的。抄书是古人经常运用的读书方法之一。南齐有个叫沈麟士的人，他一生之中抄了许多古书。西晋初年的夏候湛就有不存糟粕的“焚书”美德。南朝梁元帝“嗜书如命” ，甚至在双目失明之后仍然叫侍从轮流读书给他听。苏东坡“每一书皆数过尽之” 、 “每次作一意求之” 。苏轼曾道：“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 ”就是说要择其重点而攻之。而朱自清形容读
6、书：“缓缓地咀嚼一番，便会有浓密的滋味。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滋味， “博览群书添雅趣，缕缕书香胜饭香” 。所以也有人将好图书比喻为伴侣、才智、心灵、血液、财富、导师、良药。 会不会择书，会不会读书，大有学问。择书时首先观其内容的精与粗，其次才是书装帧的优与劣。书价高的不一定是精品，书价低的不一定不是珍品，切不可被华而不实的外包装所迷惑。若能买到珠椟两佳之作，则是一大乐事，可以从书中获取催生的营养、人生的真谛、成功的方法、创新的动力。所以，读书不可死读，读后要消化，取其精髓，学以致用。如孔子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思的“五行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梁
7、启超的“分类法”：每日所读之书，最好两类，一类是精熟的，一类是涉览的。还有“读书得间法” ，就是从书正面可以看出反面的问题。在古今读书人群中有四种类型：“书迷型”不分精粗，逢书必读，以读书为第一休闲方式；“书友型”以书为师友，择书慎重，求其开卷必受益；“书利型”读书以实用为目的，择书时为我所用，功利价值为先；“书癖型”4爱藏书，如遇异书秘籍重金求购，视书如命。这四种读书人有一共性：爱书。如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没有戴此奖章，作为炫耀自己的凭证，而是拿到鼓楼大街把它卖了，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
8、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再如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资本论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王亚南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就照他的话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1915 年，著名学者黄侃在住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时，终日潜心研究“国学” ，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
9、、朱砂盒中。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知识化，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知识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所以，通过不断的读书求知充实自我，提高自我，更新自我。 “书癖型”收藏异书秘籍也是一种趣味高雅的活动，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还具有经济价值。如陈寅恪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他购书成癖，为买书一掷千金也在所不惜，有一次，他在书摊见到一套日本印的大藏经 ，喜出望外，倾囊而出，花了 2000 元大价将二三百册的大藏经全数买下。 说到“异书” ，古今中外无奇不有，如中国最厚的书是明代的“永乐5大典” ，全书共有八十五万三千四百五十六页；最大的书是宋代博古图，书高一尺宽七寸；最小的
10、书是元代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 ，版框高约四寸宽约二寸。书文化不仅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平，也是一个国家先进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可是，我国当代的书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可谓“繁荣与危机共存” 。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化品味的显著下降，迎合并助长了部分读者的庸俗趣味；二是出书无稿酬，需个人筹资出版，售书要自负，造成发行渠道的混乱，并影响了书文化的健康发展；三是发表学术论文要交版面费，如不交费学术期刊不予发表，这种“怪”现象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秩序和学术氛围。在功利动机的驱使下，大量毫无新意的“垃圾论文”充斥各种专业期刊，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忧虑。此外，一些出版社和作者为了追求利润，迎合一部分读者的口味，学会了快速“炮制”畅销书的本领，从网络上大量下载猛料“拼装焊接” ，为了挣钱而成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此外，在当今书市上又冒出了一批批近似文化垃圾的“快餐图书” ，既无文化传承价值，又无研读意义，可谓“新生的精神污染源”!我们要净化书文化，繁荣书文化，关键在于加强管理，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当今我们要大力发展先进的书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书文化，努力改造落后的书文化，坚决抵制腐朽的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