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三个视点摘 要农民工为我国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建设树立了无言的丰碑，但他们多年来被当成“二等公民”受到歧视；农民工虽然是“工人”和“农民”的结合，但本质上属工人范畴，已经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他们以产业工人的待遇；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部分的农民工，应当享有与城市市民的平等待遇，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本文从这三个视点作出分析。 关键词农民工 产业工人 认识误区 合法权益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60-06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包
2、括对农民工的定位、农民工待遇、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子女义务教育等等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各地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方面并不理想，主要是贯彻执行不到位，停留在纸上和会议上的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落实。对于农民工的问题笔者将从三个方面作出具体的分析。 一、关于对农民工歧视的问题 2改革开放以来，进城的农民工把他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城市，他们为城市的繁荣和现代化建设、为城镇化的推进以及新农村建设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立下了无言的丰碑。但农民工却长期受到歧视，其回报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很不对称，是城市中被边缘化的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是合法权益普遍受损害的困难群体。 农民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承担了城市主要建设任务的
3、 80%。有学者初步计算发现，农民工每年为我国奉献的剩余价值高达 1.75 万亿元人民币，而农民拿到的却很少。1 也有材料指出：仅以 1 亿多个农民工而论，每年估算至少多付出 2 万亿元的剩余价值，劳动报酬远远不能补偿劳动的付出。2 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在 1 个百分点。3 （P327） 还有学者统计，农民工一年对我国 GDP 的贡献率在 15%30%之间，是社会财富重要创造者。4 如果以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 2.5 万元计算（陆学艺、郭书田） ，那么，1.2 亿农民工在 2004、2005 年，每年创造 3 万亿元，分别占这
4、年 GDP 总量的 18.76%、16.45%，减去他们的工资，农民工每年为我国纯创造 2 万亿以上的剩余价值。这个数据相当于 2002年农村全部居民的纯收入总和（2002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476 元，农村人口按 8 亿计算） 。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全国 1.2 亿农民工中有 30%进入了制造业，占全部出口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68%。200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3.6515 万亿元人3民币，进出口额 1.1547 万亿美元，而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是密集型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外来农民工。5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吸引大批外资进
5、入，也主要是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大量云集的结果。 农民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剩余积累。据测算，1995 年农民工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差距达 7381 元，如果以当年9546 万农民工（劳动部统计局 1999 年）来计算，农民工一年就为国民经济提供剩余积累 7046 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9%。6 2004 年，全国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 539 元，而同期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是 1335元，这就是说，2004 年全国因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 1.1462 万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 GDP 的 8.5%，这大体相当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雇
6、佣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节约 795元。7 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 年农民外出务工总收入 5278 亿元，其中约有 3274 亿元返回农村，接近于当年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的全部财政投入。2004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2936 元，比 1997 年提高了 846 元；其中工资性收入 998 元，比 1997 年提高了 483 元。1997 年至 2004 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 25%提高到了 34%；专家预测，亿万农民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 50006000 亿元的收入。8 （P7、26） 全国农民工每年带回数以千亿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
7、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资金来源，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国家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同时，农民工也为输入地扩大了内需。4据广东 2005 年的调查，受访者人均年工资 1.0716 万元（应包括各种加班工资） 。其中 5700 元用于就业地的消费，按 2200 万流动就业人员计，2004 年消费总额达 1254 亿元，占广东当年社会零售消费总额的 19.7%。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外出农民工优化配置了中国的劳动力要素，这种“资源配置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的初期往往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部分。从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事实来看，凡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地方，都需要这些农民工
8、提供劳动力要素投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这些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工的巨大贡献。然而，多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管理部门，把农民工看作是“二等公民”加以歧视。农民工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但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合法权益普遍受到侵害，平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及受救助权等基本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现实的合法权益被严重侵害。城市里诸如住房、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对他们来说是可望不可及。一句话，农民工流汗又流血的劳动力透支所得远远不能补偿其劳动付出。9 农民工生存压力大，包括城市高生活成本、孩子教育和住房压力。他们生活在城市，但社会关系在农村；他
9、们是城市的劳动者，但户籍和身份是农民；他们在法律上与城市居民同是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但又不能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希望在城市定居，成为城市市民，但客观环境为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得不到城市市民的信任，也得不到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的认同。 5二、关于给农民工以产业工人待遇问题 农民工到底是姓“农”还是姓“工”？这既是农民工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自 200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0周年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的理论观点。然而，我们有的理论工作者和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人及其管理部门，并没有认同上述
10、理论观点。有人一方面承认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为农民工的知识技术水平比较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岗位技术含量不高，属于普通的体力劳动者。10 还有的文章有意无意混淆农民工的界定，将进城居住的私营企业主农民和进城从事小商小贩的农民个体工商户纳入农民工之列，把失地农民不管是打工或是经商办企业，统统放在农民工之列。11 如果是这样，当然就很难说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还有些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把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的脏水总是泼向农民工头上，把城市中一些不文明的帽子也总是往农民工头上扣，有意无意贬低农民工的地位。正因为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不给农民工以城市市民同
11、等待遇，甚至与市民同工同劳同时却不同酬。 农民工到底是姓“农”还是姓“工”？笔者认为农民工虽然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但本质上属工人范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农民工是当前中国人数最多的劳动群体，其队伍之大，已6远远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极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最初个别、自发和无序到城市谋生发展，到现在大规模地、主动地融入城市，在误解和屈辱中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实现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彻底的一次解放，使得中国产业工人实现了划时代的整体更新。据统计，中国农民工已达
12、2 亿以上，其中有 1.2 亿在县以外流动就业，其余在乡镇企业就业。2004 年四川省外出打工达 1490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30%，江西、福建外出打工的农民占40%以上；四川举家外迁达 200 万户，占全省农户的 10%。这一年全国春运量达 18.9 亿人次，其中农民工一般占 60%以上。4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4 年全国进城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 2 亿，其中跨地区进城务工人员 1.2 亿左右。他们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到了 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 90%、煤矿采掘业 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
13、占到了 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 90%都是农民工。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队伍，不仅成为了中国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目前，每 3 个产业工人中就有 2 个农民工。而在 1978 年，全国 99%的产业工人来源于城镇居民。广东是全国吸纳农民工最多的省份，全省农民工达2200 万人，其中外省流入 1600 万人，目前广东全省每 3 个非农产业人员中就有 2 个是农民工。在深圳和东莞市，农民工是当地户籍劳动力的 4倍和 6 倍。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 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要7达到 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有 1
14、300 万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的地位和作用必将更加突出。 第二，农民工队伍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 80 年代，个别农民自发和无序地到城市谋生发展，他们中大部分是亦工亦农的农民季节工，即农忙务农，农闲外出打工，而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进入 90 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规模、主动地融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走上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道路，尽管工作不稳定，流动性比较大。据笔者在农民工大批云集的珠江三角洲和大批农民工输出的四川一些农村调查，进入新世纪以后，除了少部分亦工亦农的农民季节工外，绝大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取得工资收入，他们与土地之间已没有劳动和收入上的关系。据“中国农民工
15、问题与社会保障”课题组对北京、深圳、苏州和成都四个城市的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已经超过 5 年，具备了相当多的城市生活经验。长期留在城市就业生活是多数人的首选，他们参加社会保险的意愿很高，对医疗、工伤、养老、失业保险都有较高需求，参加工会等社会组织也有较强的愿望。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的归宿仍在农村。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他们不但在城市挣钱，更希望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渐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打破城里人和农民生活观念和方式上的壁垒，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农民工，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
16、，他们更希望长期在城市当工人，哪怕是不能长期在城市定居，也不打算再回到农村当农民。有的说，我这辈子打死也不会当农民，当8然也不会再回到农村去。一位上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说：“我们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 ”他们留在农村老家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打工赚钱。新一代农民工的公平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等都高过老一代农民工，需求在全面升级。 第三，农民工已经在整体上具备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已是产业工人而非农民。一是进城农民工已经与大生产相联系，不再是一个小生产者，而且其大生产的规模
17、和现代化的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二是由于与大生产相联系，所以工人阶级固有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战斗精神已在进城农民工身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不怕脏、不怕苦、日夜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涌现了一大批国家、省、市、自治区先进农民工代表和农民工先进集体；三是由于他们来自农民，且在身份上也还是农民，因此，他们与过去的中国工人阶级一样，与农民更加有着天然的联系。那种借口农民工只是普通体力劳动者，文化水平低，劳动科技含量低，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进而不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还没有真正参加产业工人的队伍，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查阅世界各国工人发展史，从英国“羊吃人”开始，哪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是从小
18、生产者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当时他们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都不高，都是社会的最低层，是最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我们总不能以此说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们承认，中国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科技素质还不高，但同当年英国工人阶级诞生及其后一个时期相比，9还算比较高了。同样，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无论在文化素质或科技素质方面，都高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工人的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 2003 年的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表明，2003 年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盲占 1.9%，小学文化程度占 16.7%，初中文化程度占 66.3%，高中文化程度的占 10.8%，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
19、.3%，81%以上的农民工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受教育的水平已经明显地高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工人。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地位和身份，充分尊重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独特经济需要和政治诉求，真正落实农民工产业工人的待遇。政府管理部门应从自身做起，消除歧视观念，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各种歧视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把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先导力量来对待。 三、关于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问题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部分的农民工，该不该享有城市市民的平等待遇？他们的合法权益该不该受到尊重和维护？这也是农民工及其身后几亿农民十
20、分关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态度是明确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但事实上，对一些地方政府来说，这些“态度”和“答案”还只是停留在纸上和会议上的多，见诸行动的并不理想，还存在诸多的认识误区和对农民工的歧视，表现如下： 10一是影响投资环境和政府财政收入论。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和个别领导者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上，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政府财政收入；担心提高工资标准会加重企业负担，企业老板不接受甚至撤走投资。 二是劳动力供大于求论。有的人包括某些政治经济精英，把多年来发生侵害农民工经济权
21、益的现象归因于我国经济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劳动力供大于求。因此，他们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不同意农民工享受城市职工平等待遇，不同意享有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不同意政府出面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否则就是形而上学，就不是辩证法。 三是“工人丢饭碗”论。有专家表示， “不要鼓吹涨工资，否则会令外资流失、工人失业” ， “在基本权利还时时受到侵害的情况下，高喊提高农民工工资，难免有隔靴搔痒、脱离实际之虞” 。12 还有的认为，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机会都没有了。13 四是农民工输出地赚钱论。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大谈特谈农民工从当地挣了多少钱，并以此推脱承担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说什么：从我这里挣走工钱，还要我承担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这很不公平，当地政府也没有义务为这些非户籍人口解决所有的保障问题。 五是改革代价论。有研究者在谈到关心低收入者时认为，农民工工资低、受歧视，不能享有市民或城市职工的公平待遇，这是改革中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