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刘勰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摘 要南朝宋齐时期是一个三吴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经济中心， 而文学进一步走向独立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以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眺等一批杰出诗人为代表的五言诗创作标志着诗歌走向成熟，从艺术上和诗学意义上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然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却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时期的文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妨碍了他对文学“新变”做更客观、更深入的考察，因而在文学理论意义上和文学史意义上都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一定的缺失，特别在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和社会功能的认识上这种缺失较为明显。刘勰的巨大理论成就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勰的理论缺失以及造成缺失的原因也应给我
2、们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宋齐文学 理论缺失 艺术特性 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1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15108 一、刘勰对宋齐文学的回避和贬抑 刘勰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 “原始以表末”当作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使命。在通变中，他明确地指出“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 ，公开表明了“趋时必果”的态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在2文心雕龙中却未能将“趋时必果”的原则贯彻到底。 根据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学界较一致的意见，刘勰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 年)前后，在定林寺写作文心雕龙约“用三四年之功” ，成书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 年)前后。那么，自公
3、元 420 年至 501 年约计80 余年的宋齐文学可视作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所面对的近世和当世文学了。 宋齐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三吴地区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随着经济繁荣，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成果和新变：陶渊明在宋代生活、创作了七年，以其“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的散缓而有奇趣的田园诗，为抒情和写景的浑然融合提供了表率，为五言诗的抒情化、个性化作出了耀目的贡献。谢灵运则在这一时期“匠心独运，少规往则” ，努力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来描绘多姿多彩的山水风物，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过渡，以“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鲍照语)的风
4、貌开创了文学史的新篇章。就在刘勰于定林寺整理佛经的时期，山水诗的又一巨擘谢眺正以宣域为中心进行了卓有成就的艺术创造。如果说谢灵运的山水诗还未脱尽玄学味，还常染佛理并时有冗沓之病的话，那么谢眺可以说标志着山水诗的成熟。他的流利、完美的五言诗摆脱了仙气和佛理，不只是在声律的运用上、写景状物的技巧上将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在对山水的个性化观照和诗歌意境的融炼上也达到了唐前最高水平。这正如后来严羽所称“谢跳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 ，以至当时文坛领袖人物沈约说“二百年来无此诗” 。 3南朝宋齐文学另一重要成果就是萧绎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学习乐府民歌表现哀情和艳情
5、成为一种文学时尚。谢灵运已开其端，而沈约、鲍照、谢跳、以及后起的何逊等都在这方面写出了颇有影响的作品。这类作品远离政教，以“吟咏情性”为主，生活气息浓厚，个性色彩鲜明，比较深刻地抒写了诗人特定的思想感情。 “流连哀思”也体现在赋的写作上，鲍照、江淹都留下了颇有震撼力的传世名篇。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也有显著进展。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书(后改为世说新语)和志怪小说幽明录为当时小说之杰作，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叙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一时期，诗歌的艺术形式有了巨大的变革和进展。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 年)， “文士王融、谢跳、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 ，从而产生了“永明体” 。它把中国诗
6、歌对音乐美的讲求引向了一个自觉阶段，从而开始了向新诗体格律的过渡，为唐代新体诗的繁荣做了准备可是，刘勰对这一切似乎作了有意的回避甚至贬抑。 文心雕龙，时序对宋代文学只是做了“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的泛泛概述，而对齐代文学更是完全回避：“鸿风懿采，短笔敢陈，?言赞时，请寄明哲” 。同样，其才略篇对作家的评论也是到晋为止，对宋齐作家则三缄其口：“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 ”作为诗歌史的明诗篇不谈齐诗，对曾在宋代进行创作的陶渊明也只字不提，对宋代山水诗仅做颇带贬意的笼统概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竞?百字之偶，4争价一句之奇
7、，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在通变篇，他指出“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 ， “竞今疏古，风味气衰” ，对宋代诗歌的变革及师范宋代的齐代文学成果，明显地表现了贬抑的态度。他对“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现象十分不满，他提出的纠偏途径是“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在乐府中，他丝毫未谈南朝乐府民歌以及当时诗人学习乐府民歌所取得的创作成绩，而对他所认为的“艳歌” “淫辞”连同欣赏它们的时风大张挞伐：“若夫艳歌婉娈，怨志?E 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厂在诠赋篇
8、，刘勰对宋齐赋作也是一字未提，他强调申述的是“丽词雅义”的规范而写于齐梁时期同样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肖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则不仅正视宋齐文学，而且给予了它极高的评价。两相比较，态度迥异! 诚然，宋齐文学中的确有“讹而新”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其作具体分析并进行批评是应当的：但宋齐文学也有着卓越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艺术创造，为文艺学的推进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而刘勰却笼统地对它们采取了或回避、或偏于贬抑的态度，这就必然对他从事的理论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回避宋齐文学而带来的理论缺失 5刘勰对宋齐文学的回避和贬抑不仅仅反映了他在文化观、文学观上的某些保守面，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
9、论上的缺失，从而在某些方面甚至滞后于南朝其他一些论者。 这种理论缺失和滞后首先表现在对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特质的认识上。魏晋以来，曹丕、陆机等人尽管对诗赋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质已开始有所认识，但不管是典论?论文还是文赋总体上还是将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置于广义文章学的大框架下通同置论。尽管他们或以“四科” ，或以十体对作为文学体裁的诗赋的特色作了初步揭示，但这种揭示还停留在文章学的“本同而末异”阶段(典论?论文)，文学的特色被涵盖在文章学的“要辞达而理举”(文赋)的总体规范之中。到了宋齐时期，文学的发展为自身的独立创造了更充足的条件，然而产生于齐梁之际的文心雕龙 ，在文学独立性问题上却未能对曹丕、陆机有
10、更大的超越，他对涉及文学体裁作品的论述实际上都被笼盖在广义文章学的大的理论前提之下。 “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序志)，他从宗经出发为写作确定的“六义”原则(见宗经)便正是涵盖一切写作样式的总体规范。从广义文章学来说， “六义”融入了儒家文化观中 不少积极的元素，但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一总体规范却淡化甚至消解了文学自身的艺术特性。 饶有兴味的是，首先明确要求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的竟然是几位梁代君主和皇室成员。梁简文帝肖纲在他 25 岁时即对前代轻视辞赋咏歌的言论予以批评，为文学张目： 不为壮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6刑，罪在不赦。(答张缵谢示集书)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11、，他旗帜鲜明地对文学创作中摹拟经典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此兴，正背风 、 骚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 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 ；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与湘东王书) 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段明确要求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别开来，将文学从经典中解脱出来的文字!它不仅与裴子野批评“罔不摈落文艺，吟咏情性” ，痛斥“淫文破典” ，公然反对“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的文学作品等公开否定文学特性的极端保守观点(裴子野雕虫论)针锋相对，同时也与刘勰的“经典枝条”论(见序志篇
12、)大异其趣。正是从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出发，他对不同作者的特点作了明确的揭示：“谢客(谢灵运)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 “裴氏(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 。 (肖纲与湘东王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公然对儿子训示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肖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这种开放而鲜明的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恐怕只有曹丕的“文以气为主”和严羽的“诗有别材”论可以与之媲美!过去有的论者把“文章且须放荡”视作宫体诗的创作纲领，其实这是不恰切的。肖纲的这封信是对儿子的训示， “立身先须谨重”实际上已经否定了部分宫体诗7所依托的奢靡， “文章且须放荡”显然不是要求儿子在淫靡的生
13、活中写写放荡的宫体诗，而是在强调文学创作自身的特性。结合其与湘东王书 、答新渝候和诗书中的论述来看， “放荡”实际上就是他评谢灵运诗所说的“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就是评新渝候肖?所说的“性情卓绝，新致英奇”的意思。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该无拘无束、自然灵活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思想感情。他之谓“放荡”是针对约束而发的， “且须放荡”是要求摆脱约束。联系他的诸种论述可见，他希望摆脱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是摆脱儒家正统经典和政教的约束。在他那里， “吟咏情性”被视作文学的基本性能。二是不受文学自身形式的约束，只要能自然卓绝地吟咏情性，可以自由地运用形式，无论艳丽，无论质朴均可得到肯定。此前齐高帝肖道成所谓
14、“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 ，(见其报武陵王哗)正是指谢灵运诗在艺术形式上的不加约束。总之，肖纲的观点代表了南朝时期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希望从理论上确立文学的独立地位的思想意向。他的带有新锐特色的观点因其出自一位君王之口，又因其与被屡遭正统论者笼统否定的宫体诗牵连在一起，而长期未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他的观点恰恰映显了刘勰文心雕龙理论上的某些缺失! 初为湘东王后为梁元帝的肖绎进一步阐发了其兄肖纲的观点，对文学的艺术特性做了界说：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于文者，唯须绮?Y 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肖绎金楼子?立言) 这里的“文”就更分明地指从广义文章学中独立出
15、来的文学样式了。肖绎的界定包括以下几种含义。 8其一，从源流上说，它不是来自经典，不是像刘勰那样把儒家经典视作“性灵铬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 ，(宗经)而是认为文学是从“风谣”发展而来。这不仅是对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以民间歌谣形式出现这一文学史事实的肯定，也是对宋齐时期谢灵运、鲍照、谢跳、何逊以及部分宫体诗作者向民间歌谣学习从而取得的创作成绩的肯定。这便把文学从“宗经”中释放了出来，使其回归到了自身发展的轨道。 其二，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产生条件来看，概括为“流连哀思” 、“情灵摇荡” ，这是强调文学作品应以强烈的情感活动为基础，而其中又以悲哀、凄切之情为最。锺嵘提出了“感荡心灵” ，
16、肖绎则称“情灵摇荡”，都强调了强烈的情感活动，并视作文学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此前，陆机提出了“缘情” ，但末强调感情的强烈。刘勰在物色中概括了物、情、文的关系，在明诗中又谈到了“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但也没有强调以诗歌为主的文学创作中强烈情感活动的重要性、对于刘勰来说，除了未将文学从广义文章学中独立出来外，还由于他将 “雅润”作为诗歌的正统风格规范，因而便排斥了强烈的情感活动，排斥了作为诗歌生命的激情。所谓“流连哀思”则是宋齐梁时期以“哀思”为“情灵摇荡”之突出表现的美学思想。体现在创作中，鲍照、江淹、庚信以及乐府清商曲辞中许多作品都以抒写强烈的悲情见长。体现在文学评论上
17、，谢灵运便高度重视表现哀思的作品。他在拟魏太子?中集诗 ”，的小序中，评王粲“遭乱流寓，自伤情多” ；评应?觥傲骼胧鹿剩?颇有飘薄之叹” ；评陈琳“述丧乱事多” 。庚信在哀江南赋序9更强调指出：“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王微也指出“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 。肖纲在强调激情时则把凄切之情放在首位：“或乡思凄然，或雄心喷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答张缵谢示集书)而锺嵘诗品序所描绘的七种“感荡心灵”的生活场景中，有六种都属于凄伤之情。所以说，肖纲关于“流连哀思” 、“情灵摇荡”的文学界定不仅概括了宋齐梁时期关于文学需要以激情为内涵和基础的观点，也概括了时人将
18、表现悲情视作文学艺术美的极致的美学思想。而刘勰虽然在评述哀辞这种专门表现悲情的文体时提出“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为贵耳”(哀吊篇)，对于冯衍显志赋所表现的悲情也以“蚌病成珠”予以肯定(才略篇)，但是总体说来，他对文学作品“流连哀思”是持保留态度的。比如，对曹操苦寒行 、曹丕燕歌行等优秀作品，他认为“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乐府篇)对于那些表现“怨志?E绝”的作品，他也以不符合“正响”标准而将其与“艳歌婉娈”一起予以否定。 (同上)由于他固守着“义归无邪”的“温雅”正统标准，所以他便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领域新的进展、新的成果持贬抑、排斥态度。 其三，肖绎的
19、“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体现了对华美文辞和声律美的讲求。这也反映了宋齐以来对文学形式美的较普遍的认识。比之裴子野“箴?C?敉桑?无取庙堂”(见雕虫论)的保守观点来，刘勰在这方面是较开明的，他赞成“雕龙” ，赞成“文丽” ，只不过要求按“宗经”观点加以限制，反对过分，做到“不淫” 。 肖纲、肖绎等人之所以在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上有所超越，一个重要10原因就是他们都十分关注并认真对待近世和当世文学现象。比如，肖纲也与其兄肖统一样，对陶渊明的作品爱不释手，将其“置于几案 间，动辄讽味” 。 ”这个追求“绮?Y 纷披”的人对陶渊明本色自然的作品并未表现出偏见。对于其他宋齐梁杰出作者，肖纲等也是赞赏
20、有加的。与刘勰文心雕龙的时序 、 明诗均不例举宋齐作品相对照，肖统文选则多选谢灵运(39 首)、鲍照(18 首)、谢跳(21 首)等人的诗。肖纲对近世作者高度赞扬：“至于近世谢跳、沈约之诗，任防、陆锤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与湘东王书 ”)肖绎也谓“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跳、何逊。 ”(见梁书?何逊传)而年纪稍小于刘勰的肖子显不仅充分肯定宋齐文学，称“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 ”而且把它们看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同上)的新变成果的突出代表。由此可见，他们不仅积极面对、认真研读了近世和当世作品，而且热情肯定了其中的新变和成就，而这正是他们能在某些方面超越刘勰的重要原因。 刘勰在文学理论上的缺失和滞后还表现在对文学的审美怡情功能的认识上。自汉代以来，儒家正统诗学是把以诗为主的文学样式的功能牢牢限制在政教范围以内的。孔子的兴观群怨论经过汉代经学的诠释，排斥了其中审美怡情的成分，文学被视作一种政教的工具。魏晋时期文学创作的个人化、自觉化以及作家对民间歌谣的吸取，从实践上对政教功能论有所突破。曹丕虽然持“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说(见典论?论文)，但他的“文以气为主”实际上从张扬个性的角度为文学的怡情悦性作用做了理论铺垫。陆机虽然持“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文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