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拓中国科技新领域-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服务近年来，在全世界频频发生的化学品泄漏、油田井喷、矿难、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一起起、一桩桩触目惊心！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是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公共事件的高发区。特别是地震、水灾、矿难、疫情、森林大火、重大交通事故等时有发生，给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很大危害。2004 年 12 月 26 日，一场海啸殃及了印度洋沿岸的 12 个国家，其巨大的破坏力瞬间吞噬了超过 30 万人的宝贵生命。工业化发展之必然如果我们把灾害作为逻辑学概念中的属概念，其种概念应分为自然灾害、疾病灾害、事故灾害、战争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灾害。在
2、社会发展关系上，灾害的发生是与国家工业化发展速度息息相关的。中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持续 16 年 GDP 增长率高于 7%,并且至今仍然显现着经久不衰的蓬勃活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发展成就的取得，国家实力的强盛，强国地位的奠定，无疑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更多伟大的内涵。然而，国家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速发展势必也在环保、防疫、安全、战争及国际恐怖主义威胁防御等方面提出了更加严酷、更加紧迫的课题。工业化的发展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国际关系生态等方面都人为地改变了历史传统的格局。旧的格局被打破或被改变了，而新的格局尚未建立或未能完善，自然就失去了各类生态的
3、平衡。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给科技界、产业界的专家、学者带来了新的命题，即对工业化发展速度与 3 种生态的平衡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依照科学发展观探讨科技在灾害防御与紧急救援事业的贡献空间，从而为打造更加和谐的国家发展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科学技术是重要手段科技是生产力，科技改变世界。在灾害防御和紧急救援事业中，重视和提升科技含量至关重要。科技应用不仅可以转变人们的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有效保护生命。科技应用含量是检验一个国家灾害防御和紧急救援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驻泰国大使张九桓说：“在印度洋海啸的灾害救援活动中，最大的两项困难就是通讯和运输。”目前，中国三大
4、移动通讯服务商以及军方、警方已经陆续装备了该公司生产的这些高技术产品，国外也开始或准备从中国采购相关技术和产品。这说明我国在某些技术领域已经走在国际前列，但是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需要从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产业角度去规划、组织、推广和发展，使之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市场规模的新型科技产业模式。如果我们在各类灾害防御和救援指挥中能够顺利运用各种高技术防范和紧急救援手段，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灾难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例如，当灾害发生时，各级政府领导人可以同时在瞬间得到灾害现场的视频、音频、数据信息，及时准确了解灾情并对救灾工作进行紧急部署，而无需像以往那样星夜兼程赶赴现场。通过双向信息沟通，可
5、以在第一时间立即组织各类专家在各级中央指挥中心向灾害现场的自救行动发出专家指导指令，从而有效提高救援效率。在偏远地区、通讯信号盲区和普通通讯设施瘫痪地区，通过高技术灾难通讯设备可以实现灾区与各级中央指挥中心的有效沟通，并能对灾害现场的信息进行最迅速、最准确、最有效的采集和取证，为灾后的调查分析、判断责任、制裁赔偿、善后处理、定损评估和新闻报道等工作提供至关重要的依据或证据。科学管理是重要条件科学管理和规章制度的建设是防患于未然的主动形态，与其在事故发生之后动用大量的资源， 付出巨大的代价去“亡羊补牢”，不如及早树立科学管理观，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并使之与法制相匹配，形成完整的社会安全管理体系。
6、在新加坡，当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害、恐怖主义袭击发生时，首席指挥员是一名由专家出任的内政部属下民防部队总监，而政府各部长则成为他的保障力量，其中包括军队支援、国民动员、物资调配、外交行动、信息传播、医疗拯救等等。在印度洋海啸救援活动中，中国国家救援队在印尼亚齐机场受阻，就是在新加坡民防部队总监陈赞诚将军的协调和指挥下，派遣新加坡空军直升机及时将中国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迅速运抵灾区的。我认为中国在紧急救援活动中也应将行政指挥转变为专家指挥，变“专家意见”为“专家指令”，而政府在重大救援活动中仅仅扮演保障者的角色。德国政府一贯提倡和重视“工匠技术”理念，也就是重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以“
7、机械一般的精确，艺术一般的完美”的态度进行灾害防御管理，在过去 6 年中仅有 1 位矿工因为个人工作失误而死亡。德国公司在设计上海地铁 1 号线时特别注重了“安全线”和站口防水台阶的设计，而我国在类似问题的部署上，却往往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安全细节，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矿难使我们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面对这些隐患，法律、制度和行政监管似乎显得有些被动、软弱和无奈。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努力改进。新加坡政府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他们提出在公共安全和紧急救援事业中，政府不仅负责立法、监督、稽查和管制，而且负责与各行业代表共同组成拥
8、有执行权力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理事会经常向公众公布各企业的安全记录，向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准确的企业安全信息，并定期检查和修订安全标准。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善于利用“外智”解决国家重大安全课题。为了保持在安全生产领域始终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国际咨询委员会”，长期邀请国际专家检讨和提升新加坡的安全管理结构。科学文化是重要基础“安全文化”的理念是目前国际流行的一种企业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针对生产安全管理者，更重要的是面对所有生产者。企业犹如一个人体，安全制度是肌体，而安全文化是精神。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家上市公司的安全体系建设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审查要
9、素。企业安全文化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培训，而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是与企业绩效密切相关的高级管理形态。在中国，很多企业都没有将安全生产教育形成一个重要的企业文化来推动，安全管理只是少数人的责任。所谓应急预案也只有极少数人看得到、看得懂。工人的安全意识、法律权益、保障技能、专业知识都很少得到系统的、全面的培训和教育。中国的教育可谓专业门类繁多，各种职业技能认证五花八门。然而，却没有一所“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学院”来承担该领域的科研、教育和培训任务，为我国培养未来的专家型人才；培训现有的专业管理人员；研究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法律、政策、组织理论和战略；开发实用新型的技术和产品。我国是灾害多发国
10、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灾害防御手段及紧急救援教育却明显滞后，无论是针对大众的灾害防御意识的提高和基本防御知识的普及，还是针对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灾害防御技能和危机处理、紧急救援能力等的培训，都与发达国家有着明显的差距。教育和相关理论研究、高新技术应用作为灾害应急防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建立和完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跟不上，势必会妨碍我国灾害应急防御体系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家专门从事灾害防御、紧急救援的教育、研究机构，因此建立一所“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学院”是我们建立和完善灾害防御体系迫切需要完成的使命。建立公
11、共安全暨紧急救援服务产业紧急救援就是当人们(个体或群体)在社会活动中遇到自身力量所不可抗力的困难或危险时，得到他人或社会力量所给予的救助和支援，使其从困境或危险中得以解脱的特殊行为。所谓特殊行为就是指快速的、打破常规的、行之有效的行动。紧急救援服务产业关乎人的健康、生命与安全；关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中国在灾害防御与救援方面应该思考如何推动一个新兴的社会服务产业崛起。例如鼓励和发展在各类灾害的救援活动中提供专业化紧急救援服务的救援公司，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行业，其中包括在备灾活动中的物流、仓储专业公司；传播安全生产管理专业技能的培训公司；与灾害防御与救援相关的信息处理与技术服务公司；
12、安全风险审计顾问公司；救援技术研发公司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建立的特种救援产品制造公司等等。如今每年两千多万中国公民跨出国门，走向世界，他们的安全问题更加需要关注和保障。为此，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外交为民”的工作准则。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府对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呵护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走产业化道路，将涉外救援活动从以往的政府包办转为国际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服务，建立中国的紧急救援服务产业，并使之与政府的力量和资源形成互补，才能够形成更加缜密的安全保障体系。科学技术、观念、文化和措施构成了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产业的结构链。我们的目标是竭尽全力满足各方面的服务需求，充分开发、调动各种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将公共安全暨紧急救援服务业列入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崭新领域，努力使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