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漫长和平与末路狂飙帝国的衰退 大家公认驻藏大臣制度在乾隆六十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衰退，但以什么时间作为转折点，依然存在争议。 有人主张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同一年，英国人指示森巴人（居住在印度北部的道格拉族人）进攻西藏的属地拉达克，西藏边防空虚，致使阿里被入侵。最后藏军虽然击败了森巴入侵者，但未收回拉达克，拉达克落入英国人手中。 有人认为是 1886 年，这一年英国侵吞了锡金，西藏感受到直接威胁，随即在靠近锡金的隆吐山设卡，并与英军激战，三战皆败。随后，驻藏大臣升泰前往印度加尔各答，1890 年（光绪十六年）3 月 17 日，升泰与英印政府总督兰斯顿，在英属印度加尔各
2、答签订有关西藏事务的不平等条约中英藏印条约 。 还有人认为是 1903 年，这一年英军直接打进了拉萨，导致达赖喇嘛流亡于外。 但大家都认定，至少到了光绪中后期，驻藏大臣制度已经随着清帝国的衰落而外强中干，需要改革和振作了。 从乾隆年到光绪年，似乎是一个漫长的假期，很少有值得一提的重大事件发生，且让我们来看看，在这近百年的和平期内，驻藏大臣制度为光绪、宣统时代的急剧改革，埋设了怎样的伏笔。 2近百年的驻藏史，不用按照编年史的体例来一一梳理，我们只需看看几个关键词。 平定回部献俘图（局部） 财务的紧张：驻藏大臣历史上，财务似乎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西藏本身的税收很少，银两除了中央划拨之外，还得向
3、四川藩库拆借。松筠与和宁驻藏的时代，就曾捐银四万两赈济战乱之后的百姓，松筠在任期间，安抚定结一代的百姓，库中居然无银子，不得不向四川藩库借银五千两，并且从自己陕甘总督的养廉银里扣除，归还四川藩库。乾隆之后，国家财政紧张，驻藏大臣的财务开支更加吃紧，四川经常积欠应发给驻藏大臣的银两，加上官员的挪用、克扣、贪污，财务的困境成为驻藏大臣衙门反复发作的顽疾，先后有以下驻藏大臣因这一事务被调查、降级乃至关押。 福宁（嘉庆五年嘉庆九年）：因驻藏期间挪用西藏府库的库帑而被下狱，死于狱中。 成林（嘉庆九年嘉庆十年）：挪用库帑，被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戍边。 文弼（嘉庆九年嘉庆十六年）：曾奏报驻藏官兵的口粮钱已经不
4、够，不得不从银库中提取;此外，在他驻藏期间，西藏粮员蒋作梅私自挪用库银，投资生息，还在兵粮中掺杂陈米，后来被发现并就地正法。 玉宁（嘉庆十年嘉庆十三年）：曾向朝廷汇报，驻藏大臣多有借支之事，福宁、成林都不是个例。由此可见，到了嘉庆年间，驻藏大臣的财务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文干（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三年）：请求从西藏的预算开支库银中3提出一万两，给商人运营生息，靠这利息才能给驻兵发饷。 这并不是结束，之后的记载更加令人难堪。 同治八年，驻藏大臣恩麟上奏，说明了财政困境：“以西藏地处边陲，地方瘠苦，四川每年解饷六万余两，连年积欠以至三十三万余两之多，该处各塘兵丁甚为困苦。 ”如此的窘迫之下，还有侵吞饷
5、银之事。驻藏大臣承继（同治十二年 到十三年）期间，管理西藏粮务的两名官员舞弊，前往四川冒领后藏饷银多达五千两。 清廷在西藏边境设立的界碑 军备的废弛比起财政紧张，更危险。 军备废弛：乾隆末年西藏军备经过松筠等整顿达到顶点之后，进入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废弛，不堪一战了。如嘉庆九年，驻藏大臣策拔克奏：江孜、定日、拉里等地的驻防官兵，自从嘉庆元年以来就没有轮换过。文干（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三年）要求将库银交给商人运营生息，才能勉强维持驻军的生计，这也说明西藏的驻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转眼就到了琦善的时代（道光二十三年到道光二十九年） ，虽然在广州英国人那里栽了跟头，要对鸦片战争直接负责，但琦善在
6、一片昏沉的驻藏人选中，还算是个能员。他在奏章中写到驻藏军队的重大问题：基本不轮换，导致士兵在驻地娶妻生子，谈何战斗力。他现实地提出，应保证少数精锐士兵在驻藏大臣办公署中，其余加以裁汰。但即便这一要求，恐怕也难以实现。 赫特哲（咸丰三年咸丰七年）驻藏期间，曾发生廓尔喀再次进攻西藏、占据吉隆的事件;但驻藏大臣再也没有能力调动军队来反击了，他4只有调停，调停结果是西藏赔偿廓尔喀侵略者银两一万五千两（后来藏军击败了廓尔喀，此事告终） 。 向来井然有序的进藏道路也时断时续，驻藏大臣景纹由于瞻对的强人占据进藏通道，居然在道路上等待了四年（同治元年到同治四年） 。驻藏大臣调发藏军前往攻打瞻对，从而埋下瞻对长
7、期战乱的祸根。 灾难从来都是一起发生的，武备松弛，财政混乱之下，驻藏大臣彼此之间，驻藏大臣与西藏贵族间互相攻击频繁发生，例如成林与策拔克内斗，琦善与孟保和诺门汗的争斗，满庆与热振摄政之间的冲突。 嘉黎县嘉黎寺存清代粮台匾额，上书“浩气凌霄”四字。 虽然西藏本部相对稳定，但西藏周边，与布鲁克巴（不丹） ，与廓尔喀的贸易摩擦，廓尔喀与披楞激战，波密之战，森巴战争，瞻对之战，呈现出逐渐密集、不可收拾的局面。内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也逐渐波及西藏。 但真正的大问题，是在光绪年间靠近锡金的一座山上爆发的。 文硕和升泰战和之间 英国人的到来远比 1888 年的隆吐山之战更早。早在驻藏大臣阳春（嘉
8、庆十四年到嘉庆十七年）期间，他们就试图进藏。阳春此人曾任广州将军，因为英国船入澳门事，未能汇报，被从广州将军的肥差上革职，派往西藏。但他到了西藏，却依然躲不开英国人，嘉庆十六年，噶里噶达（加尔各答）夷人马吝和翻译赵金秀到藏朝佛，被阳春驱逐出境， “汉奸”赵金秀被严查。这是驻藏大臣历史上第一次和英国人发生直接的冲突。 5一进入光绪年间，清帝国的光景急转直下，西藏的局势更是如此。英国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1861 年，英国实际控制了锡金（哲孟雄） ，1865 年，又控制了不丹（布鲁克巴） ，这两地原是西藏属地，宗教与文化均与西藏相似。西藏本部感受到英国人的强大压力，反英情绪高涨。 光绪二年（187
9、6 年） ， 烟台条约签署，英国人获得了入藏的权力。西藏僧俗各界对此极为担心，极力反抗。1877 年，有英国人到达巴塘，打算入藏， “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 哗然聚兵拦阻， 情势汹汹” 。西藏地方当局则罕见地用决绝的语气表示拒绝英国人入藏：不然全藏僧俗大众， 纵有男绝女尽之忧， 惟当复仇抵御， 永远力阻， 别无所思。 驻藏大臣衙门外的牌坊旧照 当时清帝国存在两种政治战略的争论，一派如李鸿章、曾纪泽等洋务派表示，应按照国际惯例，执行条约;另一派则以丁宝桢等为首，主张对外强硬。此时驻藏大臣为文硕，满族，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作，对于英国人并不陌生。他在政治上偏向于丁宝桢，主张对外强硬，和李鸿章、曾
10、纪泽等有意见冲突。 抵达西藏之后，他了解到藏地民众憎恨英国的情形，就在隆吐山之战爆发前，他上书总理衙门，再次说明西藏的情况已经很紧急：“藏番以洋人性情阴骘， 行事深险， 每以甘言饴饵。日久漫使流毒。屡鉴他处前车，深恐自蹈覆辙，此时若一应允，日久难保不致有伤地脉，甚且碍及佛门教法。 ” 折子刚刚递上去，事情就爆发了。当年（1886 年）冬天，英国使节华尔森直接向清中央政府致函，抗议西藏军民“在距离大吉岭只有一百6华里的地方修筑炮台，目的是阻碍通商。 ” 清政府立即指令西藏地方拆除炮台，但这一命令遭到了西藏军民的抵制，随着军事对抗的逐渐逼近，全藏僧俗会议上签署了共同誓言书 ，要求调集前藏、后藏、山
11、南、塔工、波密、康区、藏北等地的驻军和民兵，进行总动员，筹集枪炮、刀矛、弓箭甚至乌尔朵等武器，准备迎战。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藏历土鼠年二月七日，战争爆发。由于枪炮不利，藏军主力撤离隆吐山，退往江孜一代的春丕河谷，江孜受到威胁。从大吉岭沿春丕河谷指向江孜，是从南亚进入西藏核心最直接的一条道路，不仅这一场战争如此，1903 年英军攻击拉萨，同样是沿这条道路。由此想到乾隆时代在江孜设有重防，的确具有远见。 尽管战事不利，但西藏僧俗上下依然有决一死战的信念，来自西藏各地的援军向前线汇集。前线如火如荼，驻藏大臣文硕也感受到了来自双方面的巨大压力：他支持西藏军民的抵抗，并为此一次次向清廷反映，“隆
12、吐山撤卡绝不可行” “不可嫉恶过严，激成决裂” 。 关于在隆吐山之战中文硕的贡献，历史学家平措塔杰先生在其驻藏大臣文硕评述一文中如此写道：“1888 年 1 月 11 日，文硕把西藏地方政府所绘的藏南边境地图，附述当时西藏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活佛的呈文和全藏公禀原件和汉译文咨交总理衙门。17 日，文硕秘密上书醇亲王的同时， 未经总理衙门，直接给皇帝呈上长篇奏折，强调隆吐山并未越界，无从撤出。这道密折直言无隐，说明了隆吐山为中国边境门户，属我领土， 地即藏地，民即藏民，撤亦无从再撤也。 ” 7“在隆吐山失守前后，文硕一直积极支持藏军加强防御和抗击英军。他派江孜守备侦伺英军动态;指示第穆呼图克图活佛增
13、派一名藏族高级官员前去隆吐山督率官兵， 还亲授这名藏官应战机宜，告诫他们不取坚硬之法 ，不宜集中兵力，与敌硬拼，而应分散伏击，利用昏夜，中途拦击，截其粮路断其军需等以柔克刚之法。 ” 如此苦心经营，得到的是清廷这样的批语：“不懔遵谕旨” ， “识见乖谬，不顾大局” ，并将其解职，取代他的是升泰，蒙古正黄旗，时任乌鲁木齐都统，与俄罗斯商定阿尔泰山边界，用他来顶替强硬的文硕，或许是因为升泰深谙如何对洋人妥协之道。 波密倾多寺，1909 年，清军从拉萨出发远征波密，到达倾多寺，将波密王室彻底摧毁。这是清帝国在西藏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对于这一任命， 清季筹藏奏牍跋语中这样写道：“然（ 文硕
14、） 保全藏土之苦心， 实足多者深得藏番之爱戴。自文硕去职， 达赖喇嘛谓中朝不知用人，无足依赖，遂谋联俄，是则文硕一人关系西藏存亡”撤换文硕，西藏地方政府对清政府更加不满。 升泰来的时候，战争正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英国人已经席卷了不丹全境，并且连续击败藏军，攻占亚东，藏军继续增兵，打算决一死战，并夺回不丹，升泰数次命令藏军不得主动进攻。1888 年年底，升泰终于抵达了前线，至此，战争停止，漫长的边境谈判开始。 根据松石宝串记录，到 1889 年二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向升泰呈递文书，表示愿意撤退，对通商、边境商定等事依然坚决拒绝，在升泰的压力下，当年四月，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许可了在亚东开放商埠，8
15、英军也逐渐撤退。 升泰期盼已久的中国通、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赶到了前线，在中英双方中斡旋。1890 年，升泰以全权大使身份赴印度加尔各答，签署了藏印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就一条：将锡金完全割让给英国，并重新划定西藏、锡金的边界。 1892 年，升泰病死于前往与英国谈判的途中，随后新任驻藏大臣奎焕，又签署了藏印续约 ，其主要内容乃是亚东开关。 从记载来看，升泰的做法并不像是驻藏大臣，倒是将自己放在了英国人的本位之上。例如锡金部长之母曾向升泰乞求不要把锡金划归英国，升泰不允;等到部长被英国人逮捕，部长之子又要被拘押时，其母带着两个孙子投奔升泰的大营中投诉，乞求朝廷做主，升泰无能为力;等到
16、锡金已经被英国占领，其部长写信乞求让他们回到中国，不受英国人折磨，升泰又不许。如此土地、人心尽失，令人寒心。 有泰的 1904 年 1888 年的隆吐山战争和对其草率的解决，直接导致了 1903 年更大规模的英国入侵西藏战争，1903 年，英军入侵岗巴县，要求谈判。此时坐镇西藏的乃是裕刚，裕刚一方面无论如何不愿前往与英国人谈判，一方面频频上书要求辞职。清政府终于许可了他的要求，派来了新任驻藏大臣有泰，有泰乃是升泰的弟弟，或许清廷觉得，升泰的弟弟也一定有谈判的经验。 这位有泰，早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无能、卖国的名声，他没有理政的能力，甚至没有什么诗文面世，但他留下了一本有泰日记 ，事无巨细地记录，成
17、为后世研究驻藏大臣，研究晚清官僚和西藏的珍贵史料。 91903 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有泰风尘仆仆地赶到西藏。据清代驻藏大臣传略一书记录，一到拉萨，他似乎就感受到了和裕刚一样的困境，原本风风火火的势头顿时消减，和裕刚一样，他也不愿意去和入侵的英军谈判，使用的借口极为笨拙西藏地方政府不愿意为他提供牛马运输。 这个借口让荣赫鹏等如获至宝，成为清政府在西藏没有实权的口实：驻藏大臣甚至无法调动牛马。日后，张荫棠上奏折，愤怒攻击了这一借口的愚蠢，直接让有泰以流放告终。 有泰在拉萨推三阻四，裹足不前，英军却不会等他。1904 年，英军北上江孜，西藏发布了总动员令，英军进军路上，一路发生了惨烈的曲米
18、雄谷大战、乃宁寺保卫战和江孜保卫战。 拉萨危急，此时有泰给清廷上书，仔细说明了自己的锦囊妙计：“非任其战，任其败，总不能了局。倘番众果再大败，则此事即有转机，譬之釜底抽薪，不能不从我号令也。 ”简而言之，就是等西藏一再战败，失去战斗意志，有泰才能够与英军谈判。 这一愚蠢至极的战略，如果在乾隆时代，必然会引发皇帝的震怒，驻藏大臣会直接被撤职、枷号、流放甚至处死，但在清代末年，居然被清廷默许了。 本着这一难以置信的战略，有泰简直是从容等待着藏军的战败，在曲米雄果大屠杀前后，有泰在日记中悠然写道：“午后约众委员至后院，将地毯铺于西南隅杨柳林树下，此院甚宽大，令厨役将鸭十数只驱而浴水” 10曲米雄谷大
19、屠杀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达赖送来信件，一味主战，殊不度德，不量力。再三喻解，万不少悟，真无可如何。接前路来禀，闻番兵已死多人，所谓驱世人而战之，令人万分难安，与义和团无异也。 ” 当年五月，英军进入拉萨，达赖喇嘛逃亡，西藏局面陷入了从康熙五十七年以来，近二百年来的最大混乱之中。有泰这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不久之后，在布达拉宫，双方签署了拉萨条约 ，条约规定向英军赔偿 750 万卢比的赔款，吞并了中国西藏甲岗一带边境地区，增开江孜、噶达克为商埠，削除江孜到拉萨一路的炮台、防卫，扩大了通商特权和政治权力。 如此大尺度卖国的条约，实在少见，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代理摄政甘丹赤巴盖印，噶伦、三大寺代表和部
20、分僧俗代表分别签字， “有泰不敢抗议，竟欲画押” ，但被其幕僚阻止，所以，今天所见到的拉萨条约文本上，并无驻藏大臣的印章，避免了这种难堪的侮辱。 英军如愿以偿，撤离了拉萨，果然， 拉萨条约的文本就连软弱的清帝国外务部也觉得有伤主权，拒绝承认，有泰又在西藏漫无目的地住了两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清政府派往印度与英国重议合约的代表张荫棠入藏，查办案件，有泰终于离开了他早就想离开的西藏。半年后，张荫棠上书参有泰“贪赃枉法，颟顸误国” 。清政府也对有泰憎恶有加，很快将他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前效力。 此后，在联豫、张荫棠、钟颖等人的管理下，西藏政治突然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激进改革期，这一改革的理念性大于实际可能，并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