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媒体更应该尊重学者的专业研究,而不只是“意见”李天纲，1957 年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朱维铮教授，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获博士学位。著有专著：跨文化的诠释：经学和神学的相遇 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 文化上海人文上海 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 马相伯与近代中国思想(英文)等。 问()：您一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 答()：作为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我的信息来源比较传统，主要来自书籍的阅读。去年参与编辑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丛书，阅读、标点和
2、整理了从龚自珍到王国维等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的文学类作品，还参与主编了徐光启全集 。大部分的精力投放在这些工作中，可以说是埋在“故纸堆”里。那些线装书、旧平装书、旧杂志、报纸，看似全无新意，难有有用的“信息” ，其实不然。一路下来，我看到了很多能够启示当今生活的信息，远远超过任何新媒体。我看到，龚自珍有一篇京师乐籍说 ，认为：历朝历代的君主，在京师设立“乐籍”(妓女)，都是沉溺通都大邑的士大夫和民众，耽于声色，安于娱乐，使“民听一，国事便，而土类之保全者亦众。 ”龚自珍说嘉道年间的北京文恬武嬉，声色犬马，奢侈消费，贪污腐败，荒诞国是，他盼望改革。以古观今，其2中的信息量，比看今天的报评大得不知
3、多少。当然，我的信息还有其他来源。有十几份赠阅的报纸、杂志，每天花 1 小时翻阅。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是参考消息 ，自小学时偷看父亲的参考消息 ，一直读到现在。每天半小时，每篇文章都看，信息量最大。也在网上获取信息，除一般的中文新闻网站外，还会查查英文报刊，如纽约时报 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等。近年来，网上的学术资源越来越方便、可靠，以前国外同行都说不要用维基百科，现在进步了，常常去参考。Google Book 上的书很好，下载到很多喜欢的书。但是常常会遇到想去的网站进不去，一直要设法“翻墙” ，也很累，通常就算了。新媒体对学者总的来说是一种解放，要限制人的信息和思想，不那么容易了。 ：许多传播学者认
4、为，媒介既有传递信息(事物最新的变动情况)的功能，也有传播知识的功能，您认为当代中国的大众媒介在这两项功能上的作用如何?您所看过的民国报纸在这两项功能上与当代的媒体有哪些相同和相异之处呢? ：民国时期上海的报纸，有言论自由的保障，超越了中国内部争斗，尤其是三四十年代，反映了相对独立的民间的立场。虽然当时北平的言论很强烈，但多是代表中小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与观点。北平以北大为核心的杂志，类型比较单一，只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海的民间立场相对完整，在社会结构形成上，既有外侨利益集团，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平民。多元的声音反映在媒介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一系列杂志，如东方杂志 小
5、说月报 中华教育界 中华实业界 中华学生界 中华妇女界等代表了社会各界；3申报 新闻报代表了中下市民阶层，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言论平台，形成结构比较完整的民间立场。这种独立是相对于北平和南京的官场，独立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而非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实际上，自 19世纪 80 年代以后上海就成为了全国的舆论中心，这是晚清以来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延续。言论上的自由不简单是因为租界的环境(租界里以法律形式、政治的手段保护言论自由)，清朝晚期，这种自由的舆论空间也是存在的，许多后来被推崇的“民族主义” 、 “共产主义”的思潮之所以能够广泛传布，也是依赖于当时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中国的现代性在传统体制内就有
6、萌芽产生，后来引入的法西斯主义，最初也是作为一种现代性引进的。 ：您经常在媒体上发言，您认为学者和媒体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学者除了做好本职外，还应该活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面对谬论，还是要发言，否则既是失职，也会迂腐。学者的主要岗位应该是在书斋，但也应该把自己的“纯学术”做好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的专业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宗教学系的工作还涉及到宗教和信仰。在这些领域，我们的主流社会中充满了偏见，学者出于职业心，希望表达，因此需要媒体，去传播，去纠正。至今的主流媒体，在事关重大的时候，对学者的意见并没有很好地尊重。相反，学者们一直在学习和适应媒体规定的表达方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7、学者们牺牲了很多清晰的想法，以及有益的信息。比如说，UniversalValue 在国际学术界是有严格定义，有很多讨论的。中文媒体不能公开讨论，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就4用了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去敷衍，如“共识”啦， “共享”啦，都乱了。学者和媒体，应该相互尊重，但媒体背后还有一个不对称的权力，这就难了。 ：媒体应该在哪些重大问题上更尊重学者的意见?在哪些方面，哪些细节上的尊重能够更有利于学者表达他们清晰的想法呢? ：媒介应该更尊重学者严肃的、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计划、方案，而不应只是尊重专家学者们的“意见” 。意见是对问题直观的看法和态度，不是专业研究。没有经过长期思考和检验的观点和意见，并不重
8、要。媒体应该帮助专家学者将研究结果完整地说出来，对错与否，要放在公共舆论的环境下来检验。有些学者经过认真、长年、负责的研究，理性地看待问题，其理论体系受到长期检验，然后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是可以的。不好的情况是，领导遇到了具体事情，就拉专家学者出来“发言” ，来“顶缸” 。不完整的学者意见，也只是个人意见，因个人意见而改变公共政策，甚至决定别人的命运，几个专家学者也没有这个特权。错误的“意见” ，会导致“以理杀人” ，清代学者戴震已经揭露过的。总之，媒体要给学者完整表达自己思想的空间，彻底地公开信息，并容许有充分的讨论。这样，多元的意见才能够得到检验，好的舆论才有可能形成，大众媒介才能
9、建立自己的权威。目前的媒体权威性，还没有真正形成，权威主体，既不在媒体，也不在学术界，更不在舆论界，这是媒体自身的结构性缺陷。像民国时期大公报所谓“社会的良心” ，诉求公正性的舆论，建立自己的权威性，他们用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对权势不屈服、不妥协，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众，相信了它的权威性。5当前，学者们首先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性，不为“学者” 、 “首席专家”的虚名所诱惑，独立研究，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系统说法来。同时，部分媒体也正在尝试建立自己的权威性，通过树立一种负责任的形象，长期地、连续地前赴后继，保持编辑方针和报道风格的稳定，形成一些新锐、中立和权威的舆论环境。这与学者对于媒体的长期吁求是一
10、致的。 ：学者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 ：学者在很多时候，并不直接代表整个社 会。作为个人意见，一些学者代表弱势群体，一些学者代表精英群体，另一些学者代表既得利益群体，还有很多学者更是直接替政府利益说话。30 年来，各种利益团体都有自己代言人的局面，已经在一片混沌中呈现出来。不同的发言者，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但缺少全局的关怀。比如某个时期宣传机器为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就偏废了城市下岗工人的困境问题，乃至造成人为的“城乡对立” 。社会的融合，需要寻找超越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多元的意见，如果不经过充分的讨论，就被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兼顾”和“牺牲”了，就会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在这里，
11、媒体的任务是把问题公开化，并提供充分讨论的空间，让大家畅所欲言。讨论不只是导致争议，在公正性和权威性之下，争议最后会变成共识，情绪会转成理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对这种理性的讨论不够尊重，动辄随手拉出某些代表来，不经过公开讨论，问题被虚假地处理掉，形成更深层次的矛盾，无异于过去盛行的行政权力的弹压。 ：在对您采访和报道的过程中，传媒能否重视表达您的意见?最后6落实到文章中的报道会不会有错位? ：一般来说，媒体从业人员都重视学者的意见，不然不会来找你。媒体需要大家的意见，不仅仅是学者的，也包括其他一般职业人士的意见。但是，媒体中的意见，除了在娱乐、生活、体育等较少涉及重大理念的领域，一般都有
12、固定的框架，在报道前就已经要求审慎的自我审定。这样“审慎”的意见，落实到报道中，一般都不会有很大的你讲的“错位” 。事实上，这样审慎的意见，它的积极意义也就不大了。当然，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对专业知识不熟悉，或者为了炒作，也使得学者提供的意见在报道的时候变了味，失真“错位” 。比较起来，这种“错位”是技术性的，还是可以克服的。 ：关于媒体表达的“框架” ，媒体表达与学术表达之间有哪些不同? ：媒体表达更难，审查更严格。学术表达相对容易一些，首先是因为它们不直接和广大读者见面。目前汉语学术界的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发言、写作不是太难，门槛较低。但是，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学术纪律，不能随意说话，要不
13、时检验自己的结论。这可能是更艰难的工作。 ：媒体除了让专家完整地表达学术观点之外，还有哪些做法可以改进或者提高? ：能完整表达、充分讨论已经很好了，也不能要求太多，能否达成共识是另一回事。 ：如何在具体操作中避免报道的“错位”? 7：多花时间、精力、成本来研究选题，研究采访对象。同样是对世博会的报道，法国十字架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我们的采访，就比本市的媒体做得细致很多。发表的文章，能看出他们查阅了更多资料，采访了更多人，提出了更深入的问题。收集的材料，反映在报道中，有可能只用了十分之一，但这样写出的东西才没有太多曲解，笔调更细腻。国内， “南都” 、 “南周”的报道明显更好些，篇幅较大
14、，论题更多，观点也更鲜明。否则只是想充个版面，胡乱报道，遇到事情就“某某专家说” 、 “某某教授说” ，煞有介事，导致舆论界和学术界不必要的误会和争议。 ：如何辨别出媒体报道对学术观点“技术性”的“错位”? ：媒体的“技术性”错位是逃不掉的，媒体也要受到监督，学者本人也是读者，社会的理性也是存在的。媒体为了自身长远利益考虑，本着对自身的权威性、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也要时刻反省自己。当然，这样成熟的媒体至今还不多，这是中国传媒很大的缺陷。 ：作为上海文化专家，您如何看待媒体中的老上海怀旧热潮? ：媒体中关于老上海的怀旧，和学术界 20 多年前讨论“海派文化”有点关系。但它和近十年来上海市民遭遇了复杂
15、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冲突关系更密切。我曾说过， “怀旧”是一种“光复” ，心理光复。在动荡的年代，大家都想捡回失去的“黄金时代”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曾经的辉煌，当然就不会“怀旧”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失去它的那些优秀，它也不会想到去“怀旧” 。上海正是曾经辉煌，然而又被迫失去了它的优秀的城市，所以市民们就“怀旧”了。 “怀旧” ，有时候被翻译成8“Nostalgia，在心理学上是一种轻微的疾病，是要看看心理医生的。心理医生的回答肯定是：找到那些压迫源，消除那种压迫感，在现实中重建自己的优秀和辉煌。当然，这很难。 ：您如何看待学术界 20 多年前讨论“海派文化”被当代的媒体转化成“怀旧热潮”这一
16、时间上的接续和演变过程?两者的怀旧是否各有侧重?经由媒体转化的“怀旧”对社会产生了哪些不同于学术界内部讨论所产生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始于 1985、86 年“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门几位干部熟悉我们的想法，为“海派文化”平反。我参与其中，成果收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是上海学术界系统讨论“海派文化”的开端。之前提到上海文化，虽然承认它是近代“新文化”的发源地，但更多地填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等负面内涵。当时是以新的视角，为“海派文化”正名，确认上海文化的先进性，或曰“现代性” 。继学术界发起讨论之后，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开启了怀旧热潮，在肯定市民社会和
17、文化多样性上，学术界与文学界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海派文化是市民文化，当时的市民社会有相对完整的结构，既有资产阶级，也有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市民，甚至在沪生活的外国人，融合为上海文化的主体，反映的是全体市民的精神气质。你大可以不喜欢“海派文化”中的庸俗气息，但不能与市民社会的开放性为敌，与上海文化的现代性过不去。到后来，文学界、娱乐界，乃至于房地产界的“怀旧” ，确实加入了一些浪漫的东西，有一些不够真实的想象。但这种“美化” ，却不像对“海派文化”的妖魔化，以及旧意9识形态的肆意曲解那么严重。至今还有人一提“上海文化” ，就说是“小市民” 。我一直说“上海文化”的格局其实很大，不只是“世俗性” 。
18、徐家汇、广学会、南洋、圣约翰、东吴、震旦、复旦、光华、大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部局的交响乐队、刘海粟的美专、萧友梅的音专，难道都是“小市民”吗?这是“市民社会” ，不受单一权力意志操控的公共文化。市民社会的文化，其实很强大，有时还蛮神圣。在今天市民社会不够发展的格局下看“海派文化” ，眼光是有局限的。反映在媒介上，既然“大市民”的格局不能充分呈现出来，那就只能衣、食、住、行地说说“小市民”了。媒体自我设限， “娱乐至死” ，这是对上海文化的自我贬低，自降格调。 ：您曾经强调“文化的多样性” ，媒体对当代文化的多元性有哪些影响? ：“文化多样性” ，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我不知道是不是下一
19、代人的理想。从一元化的威权社会中来，对“宽容” 、 “仁慈” 、 “丰富” 、“个性”和“尊严”等字眼，会有更多的敏感。 “文化多样性”原则，能够为这些字眼确立合法性。这些原则，在经历了无数战争屠杀、阶级争斗、族群冲突和宗教迫害的西方社会，痛定思痛，已经完整地确立起来，成为共识，进入了所谓的“政治正确” 。 “政治正确”(PC)在西方被指责是空话、套话，常常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但是，我们的媒体，问题是还没有确立起码的“政治正确” ，连一些基本的、普世的人性价值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媒体，目前还应该在倡导“多样性” 、 “多元化”方面，做普及和教育的工作，给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一套基本稳定的价值观念
20、。10：您认为长期的媒体报道对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会产生哪些影响? ：我认为近十年来，媒体报道在中国人重建一种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起了推动作用。在这方面，南方报业等纸质媒体，网上论坛等新兴媒体，艰难突破中的电视媒体，都有着重塑价值观念的努力。但是，就他们的影响而言，并不是很乐观。一般的人，并不能完全依靠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念来生活，况且这种价值观念在目前还是混沌不清，常常也是似是而非。在实际生活中，大家更加受到社会法律、政府政策、传统习俗的影响，如果这其中有“政治不正确” ，其影响远远超过媒体的正面教育。所以，目前媒体在传扬正确价值观念的时候，更应该施加的影响，在于影响法律、政策和习俗等“公共领域”
21、 。我不主张唱高调的，放着自己该做的不做，却要大家去躬行实践的“道德主义” 。 ：您认为当代中国媒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当下中国媒体的最大问题，落实在具体事务上，我说还是 30 年前就提出来的新闻法的问题。法律的背后，不是某些个人、群体和党派的意见，而是社会共识。媒体要真正成为“公共领域”内的“公器” ，公器之用，不是谁决定了用，而是大家都能用。当然，是良性地用，积极地用。 会。作为个人意见，一些学者代表弱势群体，一些学者代表精英群体，另一些学者代表既得利益群体，还有很多学者更是直接替政府利益说话。30 年来，各种利益团体都有自己代言人的局面，已经在一片混沌中呈现出来。不同的发言者，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但缺少全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