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新诗：“走向世界”与“返归故乡”近 30 年时间，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诗人的眼睛看见了更多外来的东西, 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中国新诗在一次深呼吸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潮运动启动了中国新诗的一个新的历史里程，它赋予诗歌自身以一种解放的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诗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外向”特征，诗人们渴望从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思维角度吸纳诗的营养，进而达到让诗歌强筋壮骨的目的。虽然，新诗的“拿来”之举在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但对传统诗歌话语的过分疏离，造成了读者产生共鸣的巨大障碍，这种负面效应也该引起注意。 当我们走过一段路程,特别
2、当我们有些空茫和失落的时候，我们常常怀念故乡。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很难再回到故乡定居，尽管故乡未必多么遂你心愿，或者有许多难言之隐或者在那里你受到很重的伤害，但心中永远的圣地却是抹不掉的。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情结，是我们血脉中永远也割不断的东西。当我们面向世界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时候，我们从事着新诗写作，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返归故乡”的选择，这几乎是命定的,大约别无他路。 中国新诗之所以称之为“中国新诗” ，中国化的问题是我们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不能忽略的。诗人不可能是传统的奴隶，他们必然要找到一种突破传统的方式。但诗人不是为了突破传统而突破传统，引进外来的文2化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机制，进而形成新的传统。在
3、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新诗潮发起之时,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在他引起极大轰动的论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谈到诗歌革新与传统关系时曾有过这样的担忧：“目前年轻的革新者们自然面临着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但是如果他们漠视了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他们有一天会受到辩证法的惩罚。 ”看当今诗坛新诗创作较为西化、洋化的趋向，这种担忧就是一种深远的洞见。从诗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新诗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和习惯”而在“世界”的其他某一地方找到真正的归宿。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的时候，对“传统和习惯的积极因素的漠视”就应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这是中国新诗在文体建设上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走向世界”与
4、“返归故乡”是中国新诗良性发展的两极，二者缺一不可，是一种互补的态势。当今这样开放性的时代，诗歌艺术本身也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吸收外来的营养，借鉴其他民族、语种优秀诗人诗作的创作经验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在艺术表现方式的选择上，即使有些失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有坚持个性的自由。多年来对于一些出格的东西看不惯,动不动就采取压制的做法肯定于新诗的发展无益,艺术之花只能在宽容的风中开放。我们必须冷静下来,让中国新诗在和谐的文化常态中获得最好的生长机缘。然而不能忽略的是， “故乡”的向度对于新诗发展同样重要,中国的土地、众多的读者、悠久的汉语文化传统以及关于诗歌的接受习惯等因素，是需要我们眷顾的，这样的
5、中国新诗才能更有底气更有生机。 我在这里所说的“故乡”的向度，也是一种极为宽泛的精神空间，3“故乡” 的内涵并不是某些确指的事物,并非方言土语。不是“乡土化”的表现方法，也不是“乡愁”的情绪渲染。如果只狭隘地去理解“故乡”向度，也就很难整合诗人的思维方式，对于诗的发展也就没有意义。中国新诗的“返归故乡” 是生命本身与悠久精神文化的紧密联系，是诗人与生活、与土地的无隔阂贴近，是诗人从心灵出发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是以灵魂的方式使母语精致化表达的结果，是以开放的心态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是对美质、灵性诗化目标的不息追求，是以宽容的艺术心态、宽松的文学环境达成的中国新诗自由自在发展的多元
6、化局面。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都是个人和个体行为，诗总是要写独特感受，总是要张扬个性的，它不可能在人类发展的路途中变成大一统的整齐划一的活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诗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而“返归故乡”的意义主要在于让中国新诗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大善和至美中来。不要去硬学别人的样子，不要只把翻译的东西当成标本，参照比较之后走回来，回到内心，回到感悟和体验中来，让我们的生命获得一种美好的境界。还是要强化一下抒情和感动，让我们的灵魂多一些生机和活力。离开了抒情，离开了让人感动的东西，我们走在路上的中国新诗还有什么引人入胜的魅力呢？平淡
7、冷漠的姿态，有谁还会买账？我们写诗的人要清楚什么是本质，哪些是时尚，要回归到本质中来，而不要只跟着时尚跑。 中国新诗的存在已成为一种事实，我们为其苦乐为其奋斗的诗人们4应当保持进取的自信,对于读者的质疑和责难要保持清醒，既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也不要沮丧灰心，在人生和世界上，争取以新的诗体来为自己、为他人营造出更真诚、更优雅、更浪漫的心境和情怀。我们也是生活中的平常人，但为了诗我们常怀一颗不平常的心；世界天地开阔，我们想往远方，但我们的根在故乡。我们应当为建立新的诗歌传统而尽力，以个体的个人的艺术感受来加入中国新诗的大合唱，来促进新诗“中国化”的进程。 外来的文化影响曾经是中国新诗初创时期的重要启
8、动力量，新诗的先驱者们在世界文化的宏大语境中找到了新的诗歌表达方式。这种努力无疑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增加了新质，很快使这种新诗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稳定的种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的“故乡”向度不排斥外来的东西，但我们不能造成一种迷雾，中国的诗歌传统好像已经过时，我们不必把“世界”与“故乡”绝然对立起来。其实，中国新诗虽然是在对古典的旧诗“瓦解”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文学形体，但新诗没有离开母语,仍是汉语文学的范畴，你就不可能脱开发展中传统的作用。即使与中国的古典诗词完全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 ，也无法断了传统血脉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与中国新诗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是一脉相承的，人文精神、艺术表
9、现都应以史为鉴，新与旧的艺术元素相因相生、相反相成，我们要在发展的格局中找到共同点。 最近，诗歌理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的诗歌梦想一文中表达了“作为一个新诗的爱好者的永远的苦痛” ，他这样说:“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站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一代又一代创造新诗的人，内心都充满了矛5盾。一方面是勇往直前，凡是阻碍那前进的,统统予以推倒。一方面是频频回首,想念那昔日辉煌，心中怀着无限的眷恋,总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样子。这就是新诗建设者们内心深处在传统与革新问题上的深刻矛盾。 ”面对新诗发展的诸多问题,道路还是漫长的,作为曾为新诗发展有过卓越贡献的先驱者，谢冕先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面对中国新诗的现实矛盾，要从
10、容应对，要从矛盾和“苦痛”中走出来，既然我们不再无谓地怀疑中国新诗的合理性，还是抬起头来，去看那些优秀的新诗成果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怎样的光彩。 作为中国诗人，我们应当记住中国新诗一路走来所创造的成就，我们必须在不满足已有成果而不断探索创造的路上大力弘扬为新诗发展作出过大贡献的诗人和诗作。我们要记住百年之初，胡适、郭沫若等人的开拓精神，是他们的历史眼光使中国新诗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文学空间中卓然而立的景观。我们要记住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艾青等一大批为中国新诗经典化路程奋斗的诗人们,他们的创造使中国新诗底气十足。我们要记住郭小川、贺敬之、王书怀等人在特殊的年代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续接了不绝的香火。我
11、们要记住朦胧诗、新诗潮，记住难忘的 80 年代、90 年代，我们要记住在新诗前行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多元发展的时代，我们诗人们的心态尤其重要，坦然、善良、诚朴、宽容,不要过于自以为是，不要过于自我感觉良好,从新诗发展的大原则出发,正视新诗的同时也正视我们自己，不断地在诗意境界中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中国新诗是一个极为开阔、具有更大包容可能的艺术范畴，是土是洋可以不论，传统现代可以不论,什么样的表现手法可以不论，6什么样的流派可以不论，在艺术追求中可以各自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其实想来也简单，只要写得好或好一些,只要是来自心灵的诗意感受，只要打动了读者或能真正感动了诗人自己，就可以视为好诗。况为诗
12、之道，向来路出多门，可以政治进取,可以社会批评，可以坚守责任使命，可以浪漫闲适，可以描述生活之美的快意，可以表现生命幽境的隐衷等等。诗是个大空间，多种追求，多元发展，写诗的人自然写去，不求大富大贵，新诗的境况可以不去忧虑。 在中国，新诗的希望在于一大群热衷于写诗的人，许多人以诗为命，以诗为业，把诗当成终其一生的追求，这是新诗不绝而且不断向前发展的保证。诗歌主要是写诗者的追求,这是第一性的；而感动了别人，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效用则是第二性的。关键在于把第一性的事做好，才能求得第二性的好效果。当今的中国新诗，有一大批人热衷于创造，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效应。只要有这样一批人，执著前行，努力奋进，这是中国新诗向前发展的有力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