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唐元士人境遇看张生形象的转型摘要：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张生形象有一个明显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生追求的侧重点由功名仕途转为爱情婚姻；二、在爱情中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导致这种转型的原因主要与唐元两代士人迥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就元代士人而言，他们无论在科举仕途上还是在爱情婚姻上都举步维艰。 关键词:莺莺传 ；西厢记 ；张生；元代士人现状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细读元杂剧，我们发现剧中的人物或故事不少都是前代已有的，它们不是来源于史料典籍就是来源于传说故事。但是当我们将两者进行深入比较时，我们会发现，元剧的作者们仅仅只是借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人名或故事概况，而
2、叙述的却是自已所熟悉的元代人的生活与故事，反映的也是元代人自身的思考，可以说是沿袭得少、创新得多。就人物形象而言，元杂剧不少作品能够打破前代已有的束缚而大胆创新，从而成功创造出一批至今我们读之仍能够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而要探究导至这种状况的原因时，势必不能够脱离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文就选取杂剧作品西厢记 ，将之与唐代传奇莺莺传进行比较，以证明之。 2一 莺莺传是一部唐代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极重，鲁迅先生将之视为唐代传奇史上“特有关系者”注: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版，第 63 页。之一。它由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所创，有着较强的艺术性， “虽
3、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注:同上，第 65 页。；后世不少作品即以此为源头，如宋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 、金人董解元的弦索西厢 、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在这些作品中，以莺莺传的艺术成就最高，它在元代受到了高度赞誉， “新杂剧，旧传奇。 西厢记 ，天下夺魁。 ”注:参见元钟嗣成录鬼簿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 13 页。这一方面与剧作者王实甫卓越的艺术才能有关，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注:同上。；同时还与他对莺莺传的继承与创新有关。从前文“新杂剧，旧传奇”来看，元代人对于西厢记的艺术源头已经普遍熟知。但是当我们将西厢记与莺莺传进行仔细比较时，我们发现前者并不
4、是简单地照搬后者，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元人的生活元素，在艺术上有了新的创新。它卓越的创新性尤其体现在对莺莺传中已有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如张生、莺莺、老夫人、红娘等。无论是在莺莺传中还是在西厢记中，张生都是极重要的人物形象，虽然在两部作品中，他都被塑造得极为饱满和丰富，但是两个张生在个性上却又迥然不同，有一个明显的转型。 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人生追求的侧重点而言，3莺莺传中的张生重仕途经济，而西厢记中的张生则重爱情婚姻。从两部作品来看，张生在没有遇到莺莺之前，身份是相同，都为未婚的布衣书生；感情经历相同，从未体验过爱情，情感世界一片空白；他们对莺莺的爱情亦是真实的，都被这样一位年青
5、貌美高雅的女子所吸引，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不同的是，作为书生，他们有着既定的人生追求仕途经济，当这个既定的人生追求与爱情相遇时，他们内心产生的波动是不同的，所作的抉择亦是不同的。 在莺莺传中，张生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与抉择中，最终是前者压倒了后者，与莺莺劳燕分飞。他对莺莺有很深的爱，这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出：当红娘让他以通常的方式行媒妁之礼时，他急不可待， “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何？”当他第一次要离开莺莺时，他小心叠叠， “先以情谕之” ；第二次离开时，亦非常伤感， “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 ；当他决定
6、与莺莺分手后，内心仍然难以忘怀，如他把莺莺所写的情书给知已阅读以排遣内心的苦楚，如经过莺莺住宅时，他坚持造访，被拒后“怨念之诚，动于颜色” 。可以说莺莺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他的情感世界，且不能忘却。但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股力量与这让其刻骨铭心的爱情相抵触，那就是他的功名之心。它如此根深蒂固，总是迫使他远离莺莺和那份原本真挚单纯的爱情。如他与莺莺相爱一个月之后，便去长安，几个月后归来相处一段时间后， “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 ，最终因为科举的失意而长期滞留京师，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 ”虽然他在作决定的过程中亦有犹豫与忧伤，但最4终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份让他魂系梦绕的爱情。从下面的一段话来
7、看，他的这种的抉择决非一时之冲动，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权衡与思考：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J 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结合他具体的人生阅历，这段话的核心思想在于，张生认为与莺莺的爱情使他意乱情迷，原有的求仕之心有所懈怠，所以他最终以历史为鉴，选择割舍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来使自已归入到仕途经济的正道上。他作出的抉择与当时社会对士人的要求相符，因此他的朋友们虽然无比惋惜，最终都表示了理解，称誉他善能补过。可以说，在莺莺传中
8、，张生以牺牲一份纯洁的爱情换取社会的认可与尊重，重新回归到了士人队伍中。他后来也结婚了，但这时的婚姻已与爱情无关。 但西厢记中的张生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完全沉浸在爱情中，为情所缠绕，对仕途经济本来就不强烈的他，因此而将科举之事搁置在一边。如他在普救寺遇到莺莺便一见忠情，决定就此居住下来， “十年不识君王面，恰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 ”注:参见元王实甫西厢记第 1 本第 1 折，选自隋树森元曲选外编 ，中华书局，1958 版，第 262 页。经历一番努力，他赢得了莺莺的爱情，但功名之心却并没有因为爱情的实现而重新燃起，仍然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当崔老夫人以门户之见逼他赴京应举
9、时，他在分别宴会上所表白的不是求取功名的壮志豪情，而是漫天漫地的伤感以及对别后莺莺的牵5挂。在赴考途中，其所做的梦全是莺莺而无功名。到了京城，他没有贪恋大都市的繁华，中了功名后，便立刻写信向莺莺报喜，授官后又飞速赶往莺莺家与之团圆。可见， 西厢记的张生心志是单纯的，痛苦亦是单纯的，是一位可以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书生。他的最高愿望仅仅关乎爱情， “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注:参见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清江引 ，选自隋树森元曲选外编 ，中华书局，1958 版，第322 页。他之所以勉强去赴考，只是为了搬开老夫人在他爱情之路上所设的门户之
10、阻碍。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张生已从一位徘徊在爱情与功名之间、最终为功名舍弃爱情的书生转变成一位纯粹的痴情书生。 其次，在爱情方面，张生已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 莺莺传中的张生决定着两人结合的方式，如当红娘建议他明媒正娶莺莺时，他以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为由拒绝了，所以他们的爱情只能走私定终身之路，后来有很多时间和机会他可以给莺莺合法的名份，让他们的爱情得到社会的认可，但他却没有用行动去弥补。他还决定着两人爱情的过程与最终结局。在相爱过程中，尽管莺莺年轻貌美并对爱情全身心地付出，但她在爱情中只是处于劣势地位，她常常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张生安排的一切， “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也 ”， “无何
11、，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 。她在分别宴会上悲伤得弹琴不成调，在分别后赠送信物而且还写下感人至深的情书，都不能影响张生的抉择。是厮守还是分别、是继续还是分手，所有的一切都由张生说了算。故莺莺传中的张生是“始终之，终弃之” ，掌握6着爱情的主动权。 但到了西厢记 ，张生却则成为了被动者。尽管他在爱情上是全身心地投入，但最终能否实现爱情理想却没有把握。他的爱情阻力重重，首先他要让莺莺知晓他的心意。莺莺是一位大家闺女，她在爱情上非常保守和谨慎。当张生向她表达爱意时，她经历了一个从怀疑到犹豫到肯定的漫长过程。她多次试探和考验张生，这让张生对她的内心始终捉摸不透。其次
12、是老夫人。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如当白马寺危机爆发时，她承诺只要有谁能够解除危机，她就将莺莺许配给谁，但当张生真正做到时，她却让他与莺莺以兄妹相称；她坚持门当户对的原则，发现张生与莺莺已私定终身的事实后，立刻将一介布衣的张生打发到京城赴考，企图让他功名受挫而自动放弃追求。在张生离开后，她重新将莺莺许配给郑恒。再次是郑恒。作为情敌，郑恒有着明显的优势。他不但是尚书之子，而且还是老夫人的亲侄子，与莺莺又有婚约在前。因此张生欲要实现自已的爱情理想，不但要打动莺莺，还要努力科举求得功名以让老夫人没法挑刺，并且还要与郑恒作一番较量。所以他的爱情实现过程是曲折而艰辛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剧中我们
13、发现，他的爱情常常是柳暗花明，靠着奇迹一次一次地继续并走到最后。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张生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型，这主要体现在人生追求的侧重点和在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两个方面。众所周知，任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无论是莺莺传还是西厢记 ，其创作者都为当时代最杰出的文人，而作品中的张生亦是以儒士形象出现的，因此7当我们企图探究张生形象转型原因时，我们必须回到作品所产生的时代，深入了解唐元两代士人具体的生存状况，通过比较，寻找其差异产生的社会原因。 二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唐元两代士人，对他们的生存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时，我们发现，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
14、张生形象之所以发生转型，完全由唐元两代士人迥然不同的生存境况所决定。唐代与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两个朝代，一个是由发达的汉文化统治的王朝，一个是由野蛮落后的蒙古文化统治的王朝，士人在这两个时代里所遭受的待遇有着巨大的落差，因而人生的价值追求也发生了变化。 首先，唐代在选拔人才上，主要实行科举制，这不但沉重地打击了魏晋以来的门伐制度，而且还带给了广大寒族士子更多的入仕之机，从而激发起唐代士人强烈的功名之心。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所传达的是唐代士人的整体心声。但是到了元代，情况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蒙古人对科举制极不重视。这一方面表现为元代大部分时间没有实行科举制。元太宗实行过
15、一次科举旋即“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注:参见元史卷 31选举一 ，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2017 页。，到元仁宗恢复时，已经过了近 80 年，后实行了 7 次又中止了 10 年，到了元末再次恢复时已无意义可言。另一方面表现为元代科举所取之士的数量也非常少。据统计，终元一代科举取士约 1200 人，尚不8及宋仁宗一朝所取之士的 1/4注:参见宋史卷 155选举一：“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 ”，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615 页。，即便所取之士皆成官员，其所占数量尚不足全部官员人数的1/20注:据元典章?由外诸官员数统计，元朝官员总数为 26,690 员。不仅
16、如此，蒙古人还执行严格的民族歧视政策，他们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四等，汉人主要是指元代没有统一南宋之前的北方汉族人，南人是灭亡后的南宋遗民，南人的地位最为低下，几乎没有进入国家机构参与管理的机会， “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元风纪之司，又杜绝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 注:参见元叶子奇草木子卷 4，选自丛书集成初编 ，中华书局，1985 年版。、“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 注:同上，卷 3。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同样渗透在科举制中，不同等级的人试卷的题量与难度是有差别的， 元史卷 31选举一：“汉人、南人，时务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人、
17、色目人，限五百字以上成” 、“蒙古人、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这种规定明显对于汉人与南人非常不利的。在元代整个士人群体中，汉人与南人所占数量最多，且文化水平要远远高于蒙古人与色目人，因此元代这种进乎点缀式的科举制对于士人而言略胜于无。他们企图借此而走上仕途是希望渺茫， “今隋唐弊法废去不用，士无所发身以行其志” 。注:元赵文送谢会可序 ，选自全元文第 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 既然唐代士人的命运几乎都与科举息息相关，那么他们理智权衡之9后必然会将全部身心都放在科举仕途上，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但是，理智与情感总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们内心会感到
18、这种束缚，天性中可贵的情感得不到释放，所以他们会徘徊、会痛苦。但是到了元代，由于科举制不受统治者重视，而且士人们还被广泛地排斥在政权之外，所以他们无论是否愿意，他们的生活不再与科举及仕途经济捆在一起，他们也就失去了传统士人常有的这份在理智与情感中作抉择的痛苦等，他们关注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如爱情婚姻、日常生活等。 其次，就士人的爱情婚姻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爱情婚姻的实现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早期的仪礼?士昏礼第二已规定男子向女子求婚须行纳采、纳吉与纳征等礼节，而这些都与财物相关。在唐代，士人是国家官员的主体与后备军，享受着参政议政的特权，社会地位很高，自然会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在婚姻的实
19、现上不会因为经济基础而受挫。但是到了元代，士人没有了这份幸运，总体而言，他们经济非常困顿。造成元代士人这种与唐代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士人入仕之途非常少，这在前段已经多有论述，这使他们没有机会改变自已的生存境况。一是他们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徭役， “至元有诏，蠲免身役，州县奉行不虔，差徭如故”注:参见元陆文圭谦访使孙公墓志铭 ，选自墙东类稿 ，四库本。、 “世禄之胄降为编户，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注:参见元陆文圭送黄节山序 ，选自墙东类稿 ，四库本。，这又使得他们许多人， “勤俭力作，尚虑不能供徭役” 。注:参见元郑元佑遂昌杂录 ，选自笔记小说大观 ，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
20、，1983 年版，第 87 页。元代许多士10人被迫离开家乡以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在元代的诗文中有着大量的记载。 与他们薄弱的经济基础相对，元代整体社会风气却崇尚奢侈，元?胡祗?y杂著?论农桑水利：“今日男婚女嫁、吉凶庆吊，不称各家之有无，不问门第之贵贱，例以奢侈华丽相尚，饮食衣服胜似拟于王侯，贱卖有用之谷帛，贵买无用之浮淫，破家坏产，负债终身，不复故业，不偿称贷” 。就婚姻聘礼而言，虽然法律严格限制婚姻聘金的数量，但真正被执行的却很少，元?胡祗?y杂著?革昏田弊榜文：“婚姻聘财虽有定例，立格之日民已不从。 ”这种奢侈成风的习气自然会使婚姻聘礼居高不下，这对于元代士人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很难
21、如愿以偿地拥有美满的婚姻，有些士人甚至不得不选择走最为人们所轻视的赘婚之路来实现婚姻，如元代的名臣窦默，如名宦李仲方的两个儿子注:参见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24，中华书局，1997 年版，第 289 页。等。既然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支撑，他们在爱情婚姻的实现上自然是困难重重，不可与唐代士人同日而语。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较之唐代士人，元代士人的生活状况非常糟糕，不能够走传统的科举入仕之径，很难改变低贱的生活状态，在爱情婚姻上又因为经济困顿而无法掌握主动权。由于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因此元杂剧的作者们在塑造士人形象时，元代士人极度困顿的生存遇境必然会深深地影响着他们，从而使他们作品中的形象展现出与前代文学作品完全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即便这些士人形象在前代作品已有，也断然与之不同。当我们仔细考察元杂剧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