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长期一直在三个领域内得到关注和进行：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但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都由一种语言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占主导地位，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因此译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忠实于原作，并流畅地将其在目标语中加以表达。随着比较文学学者的干预，翻译中的接受因素开始受到重视，不少翻译研究者在考察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存在的事实上的关系时，自觉地关注某一文学文本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中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的因素大大地增多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还发现，所谓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国读者对之的主动接受和创造性阐释，因此在接受美学的影响下，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更为关注的是这种创造性的接受所导致的异变。而文化研究学者，特别是后殖民理论批评家的努力则使得翻译研究更为关注这样一些带有文化研究成分的现象：再现、霸权、操控、性别，种族，殖民，身份认同等，从而大大地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翻译研究的疆界扩展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本文主要讨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是如何干预翻译研究进而推动其文化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