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析土地对改革的重要性摘要：私有制建立以后，一切改革是都社会财富如何分配成个人财富的问题。土地是一切财富中的根本财富，因此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把地权的分配作为核心内容。改革开放是通过土地的出让和质押迅速启动工业化进程，土地就是改革开放的基础。 下载 关键词：土地；财富；改革；基础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0-0000-02 一、土地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自母系社会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最终都离不开私有财产的占有，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财富重新瓜分成个人财富的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
2、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恩选集卷四，人民出版社 72 年版，第 173 页）所谓文明进步，就是每一次革命和改革后，使财富的分配（社会财富分配成个人财富）变得更加合理、公正一点。社会财富转换成个人财富的不公正不合理，使社会的生产力日趋下降，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整个社会财富急剧减少，蛋糕（经济总量）整体缩小进一步激发瓜分蛋糕的激烈竞争，社会矛盾激化，再加上国与国之间的财富竞争不会一日停止，落后就要挨打，社会财富就会被其他国家掠走，那么无论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
3、变革，就成为社会所面临的必然选择。 不管是打着“均贫富”口号的革命，还是推崇“除弊制”措施的变革，最终的目的都是社会财富如何分配，即社会财富如何转化为个人财富的问题。财富又是什么？在许多人眼里是金钱、资本、货币。其实货币只是财富的流通媒介，是财富的计量单位，财富的标识工具而已。在“布雷斯顿”体系结束，美元货币与实物黄金脱钩后，货币这种财富流通媒介的不稳定性急剧增加，可信度急剧下降。作为流通媒介的货币可以换取财富的性质迷惑了人们，实质上真正的财富必须是实物，人类生存依靠的也是实物而非货币。地球上的财富说到底就是土地，土地也是可再生财富的基础，现有的财富也无不来自于在地上生、地上长，或生长于地下、
4、埋藏在地下。人类赖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和海洋，而没有土地，人也不可能生存于海洋，一切源于土地，土地才是根本和终极的财富。 印弟安雷蒙酋长说：“开初，主神赐给每一个人一杯土，人们就从这杯泥土中吸吮着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曾使杯子渗满水，但是，他们的杯子都是不同的。现在，我们的杯子被打破了，它早已成为过去的了，而永远不复存在了。”欧洲白人发动殖民战争，就是为了占有土地，如果那里的气候过于炎热不适宜他们生存，他们会转而掠夺土地上的资源。领地是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动物的野蛮性来自于领地之争。动物的灭绝也来自于领地被人类无限制地占领。生存领地之争在动物世界普遍存在，发展到现代社会，领地就成了领土，国家间的领土之
5、争本质上说，与动物间的领地之争并没有什么差别。在“寸土不让”的国家主权背后，就是领土中的自然资源之争，也就是世界财富之争。 改革是为了摆脱落后，解放生产力，更快速地创造社会财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社会财富向个体财富转变的分配制度进行重新设计，这种设计的矛头当然就指向最大也是最根本的财富?D?D 土地。所以如何分配土地是衡量改革是不是具有本质内容，是不是彻底的最重要的标志，土地财富的分配才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二、地权是历代改革的核心 对外而言是领土，对内而言是土地。在母系血亲管理模式下，土地为氏族共有，氏族内部不存在土地的争夺，存在的只是外部的争夺，即氏族间或部落间的领土之争。从黄帝与炎帝
6、联合阻止蚩尤向黄河流域扩张开始，中国境内土地之争就已经达到白热化的地步。当血亲管理模式一旦进化为地域管理模式，管理的权力就带上了争夺私有财产的属性。夏部落的禹首先打破选举酋长的“禅让制”，实行了“传子”的世袭制，并建立了军队，修筑了城池。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供养专业军队，专业军队又使财富的争夺蒙上了血腥暴力。军队对外维护领地完整，即作为最大财富的土地不被侵夺，对内则维护王权对土地的绝对占有。“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就是把最大的权力与最大的财富划上等号，并用军队来保证这个“等号”的有效性。私有制确立之后，管理国家的权力就异化为争夺财富（尤其是土地）的能力。 改革是对社会财富私有化的重新划定和重新分
7、配，自然也就离不开地权的公有与私有之争，也离不开限制权力对土地的争夺。春秋时代公元前 594年（周定王 12 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依照拥有的田亩征税，本质上就是承认土地私有，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随后楚国在公元前 548 年（周灵王 25 年），郑国在公元前 543 年（周景王 2 年），纷纷跟进，先后承认私田。 公元前 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时代。无论是魏国的李悝改革，还是公元前 383 年楚悼王任用吴起推行变法，乃至最为成功的秦国商鞅变法，均离不开废除以井田为主体的土地国有制（贵族所有制），承认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对农业社会来说，土地的私有和公有就是意味着耕种者是自耕农还是
8、代耕农，两者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会有天壤之别。孟子提出的“五亩之宅”的理想，显然不会意识到自耕农劳动生产力的解放。解放劳动生产力可以使财富迅速增加，更主要的是被外部压力所迫，你不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你就会挨打，就会失去最重要的财富土地。春秋战国时是这样，以后的历史也是这样。 贫穷并不是挨打的原因，落后才是挨打的原因。我国的 GDP 唐朝以后一直是世界第一位，直到 1820 年鸦片战争之前才被超越，但仍然是世界老二。我国的 GDP 是日本的两倍，日本照样侵略中国。为什么？因为我们落后，我们的 GDP 是靠农业创造的，而日本已经工业化了。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只是空想，私有制之
9、下的财富之争不可能停息，领土之争也不可能停息。这种外部之争迫使你进行内部提高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改革。而任何改革都少不了限制权力对最大财富土地的掠夺，此后宋朝在外部压力下诸如范中淹、王安石等等的改革，无不把矛头指向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限制代耕农的大量产生。 有学者认为解放初“打土豪、分田地”分散了土地的经营，阻止了农村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这种观点失偏颇。“打土豪、分田地”是一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消灭代耕农的彻底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原有的土地分配，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新分配机制，有利于农村的重新定位与发展。反倒是大跃进时的人民公社，使土地从私有向公有（集体）的转化，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在
10、与外部竞争的较量中，使我们沦为贫穷国家。改革开放前的历次政府改革，也都演化成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的改革，本质上就是地方与中央在财富分配上的讨价还价。这些机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管理权对财富分配的属性，却并没有抑制权力的异化属性。只有到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推出，才真正启动有实质意义的变革，即土地的公有和私有问题的变革。 三、土地是改革开放的基础 GDP 为世界老二，照样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解放前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我们的 GDP 是靠农业创造的，庞大的经济总量是因为我们农业人口众多。改变落后的面貌，就得发展工业。解放后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和工农业“剪刀差”来助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这是迫不得已
11、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实行人民公社，不推行土地公有（集体所有），就当时的经济形势，我们难以支付工业化的土地成本，在外部冷战的压力下，工业化进程的延缓也难以接受。然而土地的集体化（变相公有）却重挫了农村生产力，显然靠牺牲农村经济来发展工业，来摆脱落后面貌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八十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推出，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并以土地作为工业发展助推资金的最好方法了。 土地不仅是最大的财富，也是自然赐予的不可替代的财富，拥有土地可能会落后，却不可能贫穷。农民对土地是很精明的，解放前中国乡村“一亩两主”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一份地权有两个甚至多个权利享有者。土地可以分拆成田底、田面分别交易，卖完可以回赎，除非
12、契约上约定不可以赎回（称为绝卖）。有时卖家往往过几年还要再找买家“加找”，就是再加一份钱给他。不管农民如何精明地拆分土地，提高地价，终究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属性，要真正提高地价，使土地这种天然的财富升值，就得改变土地的农业属性，变成商业和工业用地，变成城市化能辐射得到的土地。任何贫穷国家工业启动和发展，都必须借助于土地，把土地这种财富作为资本来使经济改变属性，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现代化离不开城镇化。1980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的总规模大约 5000 平方公里，到 2010 年规模已经扩大到 46000 平方公里。改革开放三十年，城市面积扩大了 8.2倍。2000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 3
13、6.2%，城市总人口 4.6 亿，到 2011 年城市人口在“名义上”达到 6.9 亿，城市化率达到 51.3%。这 11 年中，平均每年城镇化率提高 1.37 个百分点。城市的土地从哪里来？自然是来自于农村的集体用地。 政府从农村集体手里征地，改变农用地的性质，从而拥有了改革开放的启动资本，看上去农民吃亏了，但换个角度看，城市的飞速发展，迅速改变了土地的标价，使土地从农业化标价转变成了工业和商业化的标价，从而提高了国家土地财富的整体含金量，这是农民把土地拆分成田底田面精明交易所达不到的。根据 2012 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全国平均综合地价3069 元/平方米，折合每亩 204 万元。而农用地
14、的补偿成本为不到 4 万元一亩。4 万是农业化的标价，204 万才是工业化的标价，这个土地升值的飞跃，靠的就是土地经济性质的转变。没有土地的出让，就不可能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而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也就不可能有地价的工业化升值，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由此可以看出，靠土地出让和质押，我们才换取了工业化的启动资本，土地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如果土地完全私有，那么工业化必须为土地付出较高的成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本为土地而与农民讨价还价，地方政府也就不可能以土地出让和质押来获得大量的基建资金，快速实现工业化。 当然事情都有两面性，政府或多或少带有强制色彩的征地，使农民的地权在“集体”的名义下受损，也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必须让农民得到土地工业化升值带来的利益，土地市场化的流转是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只有市场化流转，才能使农民得到土地的工业化利益，才能使他们不再是“农民工”，而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城镇化，即人的城镇化。所以土地这根本的财富，仍然是改革深化的基础。参考文献： 美白苏珊，著.?O 友兴，方小平，译.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贺雪峰，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袁顺奎，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证券、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