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谣言的现实回应及其对策建议摘要：自微博客等网络技术新应用诞生以来，每天裂变式滋生的网络谣言频繁引发网内外群体性事件。美国著名学者桑斯坦曾在谣言一书中阐述了网络谣言传播与治理的规律，这些规律在北京市的现实中得到了验证与完善。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来看，北京乃至全国在治理网络谣言方面应当提高微博行业准入门槛、探索谣言预判模型、推广政务微博辟谣指南、健全谣言群防群治机制。 关键词：微博准入；谣言传播预判；辟谣指南；谣言防控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3-0055-06 谣言自古有之，见多不怪。网络谣言却是一种新生事物，微博、论坛等自媒体诞生以前任
2、何谣言都不可能瞬间“秒杀”上亿公众，而现在成为了现实。如何应对这一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看法不一，理论界大多提倡顺其自然，实务界则大多呼吁严刑酷法，而卡斯R桑斯坦这位兼具理论与实务双重身份的学者型官员却通过谣言一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治谣之路。 一、 谣言的观点概述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R桑斯坦院士在就任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时，曾出版谣言一书，该书以大量学术成果与实务经验为论据，全面论述了谣言传播的规律、辟谣失败的原因以及谣2言治理的路径，得出了许多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观点。 （一）谣言+从众流瀑+群体极化=非理性行为 关于谣言的传播规律。桑斯坦指出人们通常会怀疑一则谣言，但当他们
3、看到网络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发或评论这则谣言时，他们会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这就是“从众流瀑” 。 “当不给人们看别人的判断而让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时，人们犯错的概率低于 1%。但是当面临支持错误答案的群体压力时，人们的出错概率为 36.8%”1（p48） 。同时，他还认为讨论会使信念相似的信谣者更倾向于采用激进的行为来反击那些否定谣言的群体，即“群体极化”现象。 “在受到自发的社会网络支持的恐怖组织里，想法相似的人传播谣言，讨论愤恨，并可能导致暴力后果黑帮分子之间的互动就像一个回音室，回音室效应快速将其推至极端，并到达群体随时准备加入恐怖组织的临界点。 ”1（pp6264）可见，一则谣言在经历了“从
4、众流瀑”和“群体极化”两个过程后，将以非理性集群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谣言的传播力与生动程度、环境动荡程度高度相关 关于谣言的传播力。桑斯坦援引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奇普希思的研究成果证明：谣言在社会中是否被关注，部分取决于它们激发受众情绪的能力。那些生动描述色情、暴力以及恶心情节的谣言要比一般谣言更具传播力和生命力。此外，他还指出，社会环境越是动荡，谣言传播得就越迅速、越广泛。处于战争、骚乱或病疫中的人们通常会感到不安、愤愤或恐惧，这些会使他们更容易相信谣言。 “如果社会网络中的人们有普遍的恐惧和希望，谣言的制造者就很容易利用这些恐惧或者希望去散3播某些所谓的事实，并且让这些观点成为驱之不
5、散的幽灵，萦绕在受害者左右，甚至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心中。 ”1（p93） （三）辟谣“三禁忌”与“三条件” 关于谣言的辟除。桑斯坦认为辟谣行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会适得其反。一是辟谣行为把受众激怒，并使受众为自己辩护；二是对不理智的受众来说，辟谣行为会使他们坚信确有其事；三是辟谣行为使受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而这种集中将会强化谣言，例如对低概率事件的焦虑。无独有偶，随后他又指出了辟谣不会起反作用的三种情况。一是受众没有强烈的动机去信谣，即事不关己；二是受众既有观点不强，如种族歧视或家仇国恨；三是受众深信辟谣者。 “在一些群体中，诸如白人医生散播艾滋病毒、美国政府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罪魁祸
6、首等谣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很难被驱散。在另一些群体中，类似的谣言却很容易被纠正”1（p90） 。 （四）谣言治理左右为难 关于谣言的治理。桑斯坦认为， “偏颇吸收”和“寒蝉效应”会使谣言治理左右为难。所谓“偏颇吸收”是指人们都会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性吸收信息。 “读了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证据，支持者和反对者至少在短期内会受其影响，但是他们在读了批判和反驳意见之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最初的信念，或者变得更加极端”1（p72） 。由于“偏颇吸收”的存在，即便“思想市场”上均衡地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论据，但信谣者依然会坚持初衷。为此，放任自流在微博时代并不是理想的治理方式。有时，人们常常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过限
7、制言论自由来治理谣言，这就产生4了“寒蝉效应” 。所谓“寒蝉效应”是指对传谣者打击过重，导致社会监督的缺失。 “如果畏惧诉讼，揭发者、专家、记者、博主就不会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1（p123） 。 在左右为难中，桑斯坦认为对有关公共人物和事件的谣言可以适当放宽限制以保证社会舆论能够发挥监督作用，而对于涉及普通人名誉的谣言应当予以法办。为此，他还提出了三种规管方案：一是保证人们有权要求他人在合理时间内撤销给自己造成伤害的虚假言论；二是保证人们有权要求网站管理者删除错误信息；三是设定伤害赔偿上限和日程表。“使寒蝉效应对一些具有破坏性的谣言发挥作用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保护人们的声誉免受疏忽所致
8、的、暴虐的和不公平的伤害，而且有助于保障民主的正常运行。 ”1（p154）最后，桑斯坦以一个人们通过文化和社会规范自我管理的美好愿景结束了谣言 。 二、 谣言的现实回应 桑斯坦的谣言理论源于美国网络谣言治理的现实，能否指导中国的实践还需要做进一步分析。鉴于北京市属地管辖的微博网站数量与用户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网络谣言样本丰富多样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此我们以北京市为例对桑斯坦的谣言理论进行实地考证，并希望借助北京市的实践经验将治谣理论中国化。 （一）微博客扶“谣”直上 2009 年 6 月，中国大陆无限期屏蔽了推特、脸谱等境外微博网站，理由是这些网站不限制“网民”上传谣言、诽谤等虚假信息，随后中
9、国版推特“饭否” “叽歪” “滔滔”等也因此被关闭。同年 8 月，北京属地5管辖的新浪网开始试运行微博业务，谁也没有想到新浪这次勇敢的尝试最终打开了中国网络的微博时代。随后的两年，中国微博的用户数量呈井喷式增长、网民使用率扶摇直上，如图 1 所示，新浪微博也以 2.5 亿2（p139）注册用户成为了内地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内地最大的谣言“集散地” 。从“77 元廉租房造假” 、 “碘盐对抗核辐射”到“地铁迷药案” 、 “郭美美系列谣言事件” ，再到“中美护照差异” 、 “取消购车摇号” ，等等，微博中的谣言一次次蒙骗网民、误导舆论、挑动公众情绪，频繁引发社会恐慌与焦虑。
10、造谣者为何如此青睐微博，关键在于微博所独有的“关注” “转发”和“评论”等功能。首先，“关注”功能可以使任何一则谣言瞬间飞到数千万“粉丝”的各类终端上，加之微博信息不能超过 140 个字，更便于手机编辑和浏览，因此谣言的编造与传播几乎随时随地，且成本极低。如郭美美事件中，一个普通女孩通过编造“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炫富便轻而易举地一夜成名2（p37） 。其次， “转发”功能又使谣言借助千万“粉丝”屏幕上的“转发键”瞬间覆盖数亿网民，加之谣言右下方不断刷新的转发次数往往又会引发“从众流瀑” ，使人们产生“众所皆知”的错觉，如“我在北京地铁十号线劲松站被下迷药”的谣言被转发 16605 次
11、后在首都广为流传2（pp116117） 。再次， “评论”功能为信谣者在网络空间中开展大讨论提供了便利，他们通过评论与回复相互强化、彼此煽动，最终达到“群体极化” ，将网上传谣转化为网下非理性行为，如“抢盐风波”就曾在微博中被评论 573361 次3（p245） 。由此可见，微博对以上三项功能的整合无意中将“谣言+从众流瀑+群体极化=非理性行为”的论断变6成了不断发生的现实。 （二）谣言传播归因复杂 从近年来北京市广为流传的谣言来看，谣言的传播速度与范围不仅取决于谣言本身的生动程度与外部环境的动荡程度，而且还与谣言求证难度、传谣成本、涉谣主体知名度、谣言敏感性等多种因素相关。 在“北京地铁被下
12、迷药”的微博谣言中，我们看到编谣者将“被下迷药”后的感觉描述得非常细致，如“并不刺鼻浑身发麻，尤其是手指，呼吸困难没有人帮我110 没人接”等2（pp116117） ，致使接触到这条微博的受众大多产生了恐惧、不安和愤怒等情绪，他们出于对自我、家人和友人的保护，纷纷转发这条微博，从而客观上造成了谣言的大面积传播。可见，谣言越生动，传播越快越广的现象在北京也是存在的。同理，2003 年的“板蓝根防非典” 、2009 年的甲型流感疫苗“被叫停” 、2011 年的“碘盐抗辐射”等谣言事件也证明了外部环境动荡会加速谣言滋生与传播的论断。 然而，北京的现实不仅限于此，谣言的传播至少还与以下四种因素有着密切
13、关联。一是谣言求证难度。求证难度越高的谣言，越容易广泛传播。例如，编造“某某名人私生子飙车身亡”的谣言就要比“某某名人之子飙车身亡”更容易被传播出去，因为澄清前者要比后者多一道程序，即排除当事人不会因为羞于承认私生子而故意说谎，而这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类似“转基因食品致不孕” 、 “全球变暖是阴谋”等谣言也是如此。二是传谣成本。传谣成本越低的谣言，越容易广泛传播。例如， “副市长特批购车指标”的谣言要比“多人携带艾滋针进京”传播7起来更容易，因为后者涉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哗众取宠者会在权衡传谣成本后选择转发前者。三是涉谣主体知名度。涉谣主体包括造谣者、传谣者、谣中人、辟谣者四
14、类，他们越有名望，谣言越容易传播。例如， “北京取消摇号购车”的谣言早在 2011 年 7 月就已传出，但传播范围非常有限，直到同年 11 月新浪微博中个别加“V”名人微博加入传谣队伍，它才广为流传4。四是谣言敏感性。谣言的敏感性越低，越容易在网上传播。如涉及党政领导、民族矛盾、政权稳定的谣言在网络微博上都难以发布或搜索到，即使通过代名词将谣言发布出去，也会被及时处理。因此敏感性较高的谣言只能通过口口相传，这就大幅降低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和范围。 （三）辟谣效果时好时坏 在北京，辟谣适得其反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现实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在桑斯坦的辟谣“三禁忌”与“三条件”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即只
15、要满足“三条件”之一，那么“三禁忌”之一便会自然消失。 第一，辟谣行为激怒受众导致其为谣言辩护的禁忌，在满足辟谣人为受众所信任的条件时会消失。例如，在 2011 年郭美美炫富事件中，名人杨澜最早在微博中辟谣道：“这就怪了，我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没听说过红十字会有商务总经理这么一职位，还有消息说她是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之女，这就更不靠谱了，郭没有闺女。 ”2（p38）显然辟谣措辞有些不当，激怒了网民， “我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理事”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就怪了” ， “更不靠谱了”也有调侃的味道。因此，部分受众针对杨澜及其丈夫发起的一连串责难和造谣，8并进一步对郭美美展开“人肉搜索”
16、。这一后果的消失则源于北京警方在官方微博上发布案件通报。由于北京警方的官方微博“平安北京”粉丝众多、口碑较好、深受网民信赖，案件通报又客观谨慎地澄清了整个事件，因此多数网民停止了为谣言辩护的行为。 第二，辟谣行为导致受众认为谣言确有其事的禁忌，在受众既有观点不强时会消失。例如，在 2011 年“抢盐风波”中，以微博为首的大众媒体在纠正“碘盐可对抗核辐射” 、 “海盐受污染，食盐面临供应紧张”等谣言时，大量发布江浙沿海市民抢盐、商家涨价的图片新闻，这一辟谣行为反而致使各地市民产生了不安与焦虑情绪，随后北京陷入抢盐风潮。 “有网民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囤盐，其实并不是由于相信谣言，却是担心轻信谣言的人
17、们抢光了市面上的盐，导致自己无法满足正常的用盐需要。 ”3（p265）这一想法源于部分网民“不信任政府”的既有观点，当食盐供应充足的现实逐渐消弱了这一既有观点时，抢盐风潮才得以平息。 第三，辟谣使受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导致谣言被强化的禁忌，在受众认为事不关己时会消失。例如，在 2009 年地铁十号线二期工程事件中，颐源居社区居民听信“地铁通风井影响小区环境” ，“地铁近距离开挖危及住宅楼”等谣言，要求修改地铁规划与路线。随后在情况答复会中，相关专家为说明当前路线是最优方案，指出地铁本来走昆玉河地下比较合理，但为防止地铁渗水而被放弃。后来这一解释成为了最有争议的问题，居民以在建地铁九
18、号线横穿玉渊潭东湖为例，对这一解释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 “风险”分配不公的主观感受使得谣言9得到了强化，最终居民在谣言的煽动下冲击了地铁工地。然而，随着该地铁线路的开挖建设，所谓的“风险”并没有显现出来，当受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侵害时，才意识到自己所坚信的是谣言。 （四）谣言治理双管齐下 在谣言治理方面，北京市所面临的困境与桑斯坦的左右为难非常相似。一方面，北京需要通过微博客等网络技术新应用来扩大信息传播、服务网民生活、强化社会监督、留住国内网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限制网络技术新应用所带来的谣言满天飞。在这种左右为难中，2011 年底北京市发布实施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 （以下简
19、称规定） ，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桑斯坦所构想的规制与自律方案。 在规制方面，桑斯坦所设计的公众有权要求造谣人和传谣网站删除谣言的方案在规定中已有体现。例如， 规定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违法利用微博客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同时，第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向人民政府新闻管理部门、市公安机关、市通信管理部门、市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其中依法处理就包括了删除谣言、关闭网站等惩戒措施。然而， 规定在删除时限与伤害
20、赔偿时限上限两个方面尚无明确的规定，但后者在中国相关民事法律中已有规定。 在自律方面，桑斯坦指出：“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散播谣言的人被归类为信誉大打折扣的、被边缘化甚至被忽略和被排斥10的人”1（p150） ，这一假想在北京属地微博网站中已经初露端倪。以新浪微博为例，2012 年初新浪微博宣布正在积极筹建“微博用户信用体系” ，以实现微博用户的自我管理与自我约束。该体系“以虚假和欺诈信息为打击目标，通过发动每一个微博网友参与举报的方式，建立用户的信用积分等级；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功能使用，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5（p92） 。这一承诺在
21、2012 年 5 月试行的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中得以兑现。除微博网站外，一些民间组织也在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召唤下，自觉搭建微博自律平台，如辟谣联盟、科学松鼠会、谣言粉碎机，等等。 不同的是，桑斯坦所提倡的“只保护普通人不受谣言侵害”的治理理念与北京现实不相符。作为首都，北京市在谣言治理方面并不区分公共与私人领域，而是依据谣言是否影响首都稳定来确定治理方式。对于那些影响稳定的谣言，通过行政强制、刑事诉讼等公权打击方式来杜绝其传播，并严惩造谣、传谣者。反之，则通过行业自律、民事诉讼等民间自治方式来限制其传播，并积极倡导受害者对传谣、造谣者提出索赔诉讼。 三、谣言治理的对策建议 由于谣言中的观点和论断对北京市的现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见性，加之我们借用桑斯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分析了首都谣言的传播特点、致害原因与治理差异，基于此我们为网络谣言治理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微博行业准入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