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一 1958 年深秋 11 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 。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国际部主任黄操良在划为右派后自杀。反右斗争使人民日报国际部受到重创。 在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共打出右派 32 人，先后分两批送往柏各庄农场。第一批
2、人数多，已分到四分场。我们 4 人是第二批，被分送到三分场。 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所在地） ，是在渤海湾边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大国营农场，主要种植水稻，工人大都是附近的农民。反右派斗争后，这儿成了一个收容右派改造的场所。三分场共有右派 28人，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如中央办公厅、中央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苏友协、人民日报社等。另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2（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他也是文艺报副主编） ，著名翻译家与作家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支部书记杨犁，
3、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 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 文艺报编辑组组长侯敏泽。看来文艺报的头头们是一锅端了。其他还有些文艺圈里的人，如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杜黎均， 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中国作协文学遗产编辑何寿亭， 新观察杂志编辑黄沙等。文艺部门显然是反右重点。陈企霞是兄弟俩双双被划为右派，他的胞弟陈适五是新华社驻国外记者，他被分配在四分场。兄弟俩同在柏各庄农场，却见不到面。 我来到三分场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中苏友好报总编辑廖经天。他原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协。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副忠厚相，为人随和亲切，年纪比我大。我们在报社就相识，两人一见面，都感到有些意外。一次，背地里我
4、俩聊了起来。他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我简略告诉他，我的主要“罪行”是“为右派鸣不平” 。那是 1957 年反右高潮时，我在新华社一本“内参”上看到一篇报道，揭露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的右派嘴脸，上面说的大多不是事实。刘曾在南京市委和我一起工作过，是个老实厚道的知识分子，一心啃书本做学问，南京地下党党员。怎么把他说得不像个人样呢？我对边上几个人说：“我们要吸取肃反时整错人的教训，在反右中再不能整错人，一定要实事求是。 ”还说：“我要找熟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的一位记者悄悄地把我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在 1958 年反右派“补课”的关键时刻，他拿出小本子当众检举。为右派说话不也
5、是3右派吗？于是我被戴上了帽子 廖经天听了我的介绍，深深叹了口气：“真是不可思议！” “老廖，你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廖经天。 他连连摇头：“不说它了，还不是说我反苏吗！”原来他无意中对人说了苏联红军 1945 年进入东北后拆走我国工厂机器设备等一些事。其实这些全系事实。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难过。廖经天是个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就在晋察冀敌后做新闻工作。一句真话，就犯了“反苏”大罪。 中苏友好报还有三个中层领导干部李林、欧阳惠和赵洛生，也因类似的罪名，划为右派，来到三分场改造。 二 到三分场没几天，我就脱下鞋袜，走进一片茫茫无际的水稻田。 农场主要是大面积种植水稻，这是一项很累的重活，从翻地开始，
6、播种，插秧，放水，收割，外加还要不断挖水渠，这活在农村都是青壮年干的。我从小没干过农活，笨手笨脚，干了一天活，傍晚收工回宿舍，倒在床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萧乾、廖经天这些岁数较大的人，他们在劳动中更是狼狈，特别是萧乾，更是多次出洋相。有一回，我们下地割稻子，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不停地弯腰。萧乾已年过五旬，身体又胖，干了没多久实在支持不住，他干脆就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边上的工人看了既好笑，又同情。 干完活回到队上，紧急集合，开会批判萧乾。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指着萧乾大声斥责：“你瞧，边上的工人哪一个像你这样干活的？你是丑化工人阶级的形象！” 4农场干部大概也看出，我们有些人不是偷懒，而是实在
7、干不了重活。于是，他们抽调了一些体弱的人，到割完稻子后的地里去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按说这是一项轻活，在农村里是妇女们干的。其实，轻活真干起来并不轻松，整天不断地弯腰，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收工时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住地。 我不但干农活不熟练，还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不麻利，这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农场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大片刚割完稻子的地里，让我们拾稻穗。队长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次竞赛，每人拾一整块地，看谁拾得又快又干净。在农场改造期间，谁不想在竞赛中夺取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同伴高粮拾得最快，他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面，拾的稻穗堆
8、起了一大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腿疼难以忍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喘口气，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远远地掉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都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正坐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地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是拾得最快最多、手脚麻利的高粮，不料队长指出，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许多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有发现丢弃的稻穗，应当受到表扬。这使我感到意外。 秋收结束，农场进入农闲时期。右派
9、是来改造的，当然不能休息。一天，队长派我和蓝翎去海边抓螃蟹。这渤海湾边的盐5碱地沟里盛产螃蟹，秋风起，蟹儿肥，正是捕蟹的黄金季节。来到一个水塘边，我俩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我在水塘里瞎摸了半天，一只也没摸到，只弄得浑身泥水。心灵手巧的蓝翎，却不断把摸到的活螃蟹往岸上扔。他告诉我，抓螃蟹不必用手去摸，只要用脚踩就行，一踩到脚下有硬硬的一团，就把它抓起来扔到岸上，准是只大螃蟹，这家伙在泥水里不会蜇人，不用害怕。我照着蓝翎说的去做，果然灵验。约莫干了两三个小时，我俩各背了一麻袋螃蟹，回到了场部。 我在农场还种过菜，饲养过牲口，以及其他各种农活。在饲养牲口的日子里，一个人整日与骡马为伍，倒也清静，
10、摆脱了人与人之间整日相互监督的紧张感。 三 体力劳动固然很辛苦，但流汗不流血。残酷无情的思想斗争，却让人从心底里流血。 农场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宣布：“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 ”他给我们规定了几项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向组织交心。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终作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农场干脆把右派集中住在一起。 三分场 28 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
11、由文艺报的侯敏泽担任。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从此，我们在劳动之余，就没完6没了地开会，在会上翻来覆去地交代自己的“罪行” ，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这是在演戏，谁都心里明白，对硬扣子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心服口服，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面对无理可讲的现实，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拐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 。我听了心中大不以为然，这分明说的是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可以理解。 我是属于口服心
12、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家，我在这里硬顶能行吗？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打从 16 岁入党以来，何曾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拐弯抹角地做文章，左一个“错误” ，右一个“错误” ，就是绕开了“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打从心眼里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 ” 蓝翎和我是心相通的。他因一篇未曾发表的短杂文，被人揭发，打成右派，他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抛却壮志，面对蒿莱。 “洗心革面
13、，脱骨换胎” 。 夹紧尾巴，头颅莫抬。 7忍辱负重，早求轮回。 我看了赶紧塞进口袋，对他说：“别胡来，这东西给人拿走，你又得挨批。 ”他笑笑。这个文学青年在苦难日子里，还留着几分幽默。他说得对，面对现实，只能“夹紧尾巴做人” 。 农场干部说，我们中间有三类人，一类是对罪行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大概是听了积极分子的汇报，指出陈企霞、钟惦、萧乾三个人在改造中表现最差。他严厉地宣布，对右派的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对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坚决批判和斗争。 于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展开了。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批斗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萧乾三人。 陈企霞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
14、帽子坚决不接受，拒绝作任何检查。写思想汇报之类草草交卷。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对粗暴的批判顶到底了。开会时，批判别人他很少发言，只是一味地抽叶子烟。当批判到他时，他的态度很微妙，杨犁、唐达成、唐因等这些老部下发言，虽然对方嗓门很大，他大都沉默，听得出来，对方说的尽是些不痛不痒的空话，是应付而已。当听到积极分子发言揭批，他就火冒三丈，一一痛加驳斥。有一次，他嘲讽积极分子：“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公然抗拒改造，这还了得！暴风雨般的批判又掀起了。他又抽起叶子烟，不作回答。 钟惦对反右时指责他电影的锣鼓一文是大毒草，也坚决不同意，他在写改造小结一类文字时，从不提这件事。他是陕北鲁艺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
15、亮的美术字，农场常调他去写宣传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8大标语，因此参加劳动较少。积极分子就抓住这件事大肆批判，说他利用写标语逃避劳动，实质是抗拒改造。钟惦反驳道：“那让你们去写标语吧，我不怕劳动。 ”批判归批判，后来农场还是调他去写标语。 陈企霞和钟惦都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在原则问题面前寸步不让的硬骨头精神，着实使我佩服，我自愧自己不能做到他们那样。 对萧乾的批判是另一回事。其实，萧乾并没有像陈企霞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 。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唯恐出错。比如有时我们在闲聊天，他却捧着一本英语大词典，坐在炕头啃书本，一言不发。没有什么尖端材料可以批判萧乾，积极分子就抓住
16、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里受到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在农场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在吃生果菜时用来消毒，免得生病。萧乾在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拾到，报告了队部。于是又招来一场批判，农场干部痛斥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 。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
17、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组长（即农场干部）也哑口无言了。 ” 还有一次批判萧乾劳动中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也与我有关。那时，农场里建起了一个菜园子，把几个体力弱的人调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的农民偷割光。9为此，场里搭起了一个草棚子，派专人守夜看管。场部决定派萧乾去干。老萧年岁大，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为此他紧张得整夜睡不着，他来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当时是管菜园小组副组长，觉得他说得在理，就同意他不去，另派了一个年轻些的人。 不料，这件事传到队部，队长十分恼火，就对萧乾组织了一场批斗。我这个小组副组长，也因此被撤了职。不过最后还是没有
18、让萧乾去菜园值夜班。 萧乾是个老实厚道人，他不会投机钻营、见风使舵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表现得过分软弱与自卑。有的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 ，捡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我们睡的是一个大通铺，老萧夜间起来小便，黑暗中摸索，不小心摸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头，那人破口大骂，萧乾连连说“对不起” ，从此萧老晚上不喝水，得了肾病。我有时劝萧老，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萧乾得到改正后，送给我几本新著作，在一本书上写了这样一段热情的话：“感谢您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得到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 ”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
19、辈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10四 三分场有些右派的所谓“罪行” ，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姓姜的女青年，二十岁左右年纪，长得清秀，她丈夫是个小军官，新婚不久即长期分居两地。一天，某报上刊登出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和织女天各一方，中间隔着一条天河，不能相聚。这画得到许多人称赞。小姜看了连连说好，对人说：“两地分居问题就该解决嘛。 ”有人汇报到领导那里。一个军属，居然攻击部队制造两地分居！这不是反军吗？
20、就此打成右派。在会上，让小姜交代“罪行” ，小姜竟呜呜地抽泣起来，会再也开不下去。天天无休止地开会，你批我，我批你，大伙其实心里都明白，强加在头上的罪名都是“莫须有” 。那时，农场里要我们唱一支歌社会主义好 ，歌里有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到这里，心不觉往下沉，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1959 年 9 月，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 10 周年，9 月 14 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 月 17 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9 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同一天，即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 。 决定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 10 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决定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 10%左右为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