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敦煌藏文本 P.T.1047V羊胛骨卜抄的再研究内容摘要：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 P.T.1047V 值得进一步研究。此件文书成书于公元 8 世纪后半期至 9 世纪前期之间，其定名当以羊胛骨卜抄为是。文书所载“水冲跋布川”与“当权妇人” ，分别指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发生的“水卷旁塘宫”以及吐蕃王朝女政治家墀玛类。P.T.1047V 是研究吐蕃民族文化与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提供了探绎吐蕃苯教历史变迁的样本，反映了流寓敦煌的苯教教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强调其生存合法性的历史诉求。 关键词：敦煌藏文本羊胛骨卜抄 ；吐蕃；苯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
2、（2013）04-0084-05 一 文本概述 法藏敦煌文书 P.T.1047，前后均缺，由 14 纸粘连而成，正面汉文抄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背面为藏文占卜辞，约 403 行，大致可分为192 组卜辞，每组的起始常以朱笔书写。目前学界对这部分卜辞尚未完全释读。从朱笔笔迹在各组卜辞之间或不在、时或在卜文中等情形来看，朱笔当在各组卜辞抄完之后，在预先留出的空白处另行补写的。这一迹象表明，此件藏文占卜文书应是以某部占卜书为底本，利用汉文佛经的背面誊写的。换句话说，P.T.1047V 并非此前所认为的从吐蕃传入之原书1，而是在敦煌地区誊录的一件抄本。 2P.T.1047V 自上世纪以来备受国际学界关
3、注。法国学者 A.麦克唐纳较早地对此件文书的占卜性质与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2。国内学者王尧、陈践详细释读了 P.T.1047V，并附有具体解题3。近年陈楠教授从写卷卜辞入手，综合分析了卷中的历史人物及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此件文书的认识4。不过作为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P.T.1047V 仍有诸多基础性的研究有待进行，尤其是文本属性、创制时间与内容考释等关键问题尚需落实。今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不当或错谬之处，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二 P.T.1047V 的文本属性与定名问题 学界虽已无异议地认定 P.T.1047V 系占卜文书，但具体属于何种性质的占卜
4、书，目前仍有分歧。A.麦克唐纳认为属于骰子卜，陈践先生提出是羊胛骨卜。判断占卜书的文本属性，其内容形制是关键。敦煌文献中的骰卜文书涉及汉文、藏文、突厥卢尼文等三种语言文字。一般以骰子作为卦具，在骰子四面刻写一至四的骰点或数字，占卜时扔三次，得出三组数字，有时也用圆圈来表示具体数字，然后排列出一一一、二二二、二一四等局/卦，每局/卦后面附对应的吉凶占辞。敦煌本骰卜书除画写骰点外，其所存局/卦无有超出 65 组者。新疆发现的鲍威尔写本第四部分与第五部分，亦是两件内容独立的骰卜写本，同样书写骰点数，其卜辞分别存有 59 组与 65 组5。 与以上文书相比较，P.T.1047V 通篇未见可以表示骰点或
5、数字的符号，所存卜辞亦多达 192 组，其形制、内容均不符合骰卜的特点，故基本可以排除其是骰卜书的可能。而考古发现的羊肩胛卜骨，其内容与书写风3格与 P.T.1047V 极为相近。新疆米兰地区唐代吐蕃戍堡遗址曾出土相当数量的卜骨，大部分是在羊肩胛骨上烧灼凿洞，呈规则排列，其旁记录卜辞，如：“在此灵骨（羊胛骨）上占卜：吉，祈求神门启开，鬼门闭合；凶，人有生命危险右肩胛骨，可卜问死者鬼魂是否仍强留家中？是否离去？有无鬼魂留下之迹象？”6沈括梦溪笔谈曾介绍过吐蕃的羊卜：“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 ，卜师谓之厮乩 。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 。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之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
6、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 ，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7此段记载与新疆米兰出土卜骨共同证明了羊肩胛骨卜在吐蕃社会生活中的流行。笔者据此认为，P.T.1047V 不应是此前学界所认为的骰卜书，而为羊肩胛骨卜辞文本的可能性绝大。由于此件文书是多次占卜记录的汇编，并人为地分成官方占卜与民间生活占卜两部分，因此其定名当拟以羊胛骨卜抄为妥。 三 羊胛骨卜抄成书时间与 相关史事再探 陈楠教授根据 P.T.1047V 卜辞中第 8 条、第 14 条关于琼保邦色苏孜及征讨李迷聂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指出前 15 条卜辞共有 11 条所言国王均指松赞干布（sro
7、ng-btsan-sgan-po）4，藉此可推羊胛骨卜抄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松赞干布时期（617650） 。由于陈楠认为P.T.1047V 涉及国王内容的卜辞包括了吐蕃王朝时期的每位赞普，故将第47 条卜辞“水冲跋布川，国王社稷灭亡，百事皆凶” ，对应新唐书吐4蕃传所载“（赤德祖赞）死，以弟达磨嗣。达磨嗜酒，好畋猎，喜内，且凶愎少恩，政益乱自是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 。并把第 38 条及第 39 条卜辞“王妃背弃国王，国王患病，人神威胁本命神” 、 “妇人参与国王政事，国王社稷不保，国王脸色如寒鸦。妇人当权，社稷败亡” ，与吐蕃后期朗达玛（达磨）与反佛大臣发动宫廷政变前在朝野
8、上下制造舆论准备的历史背景相比定。这一认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 P.T.1047V羊胛骨卜抄成书时间的准确判定，因此有必要就此详加探究。 笔者认为，P.T.1047V 卜辞的时间下限并未到朗达玛时期，其内容也没有涵盖吐蕃王朝的每位赞普，论证如下： 首先，从语言史角度来看，P.T.1047V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带有古藏文重后加字“da”的词汇频繁出现在文书中。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在赤祖德赞（khri-gtsug-lde-btsan，815836）时期曾“厘定文字，对古代诸难懂之词予以舍弃，使之合于地区及时代，既易懂又适宜诵读，为精减文字，取消了下加字形、重后加字及后加单体字”8。其具体时间王尧先
9、生考订在公元 826 年至 827 年之间9。笔者检索了目前公布的除 P.T.1047 之外的全部敦煌藏文占卜文书，包括骰卜、金钱卜、鸟卜和十二因缘占、十二生肖占等，均无一处有重后加字“da” 。因此P.T.1047V 的创制时间当是在此次藏文厘定之前。 其次， 羊胛骨卜抄鲜明的苯教特质与吐蕃王朝时期佛、苯争斗的宗教历史并不贴合。P.T.1047V 的苯教色彩极为浓厚，卜辞中多处出现“苯教师” 、 “苯经”5、 “苯教仪轨”等，其他宗教成分未见述及，基本可以认定这是一份苯教占卜卜辞。苯教是吐蕃社会的原始宗教， 土观宗派源流载：“从聂赤赞普至赤吉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 ”10贤者
10、喜宴亦称：“以上赞普世系二十七代，其政权由仲（sgrung） 、第乌（ldevu）及本教（bon）所护持。 ”811 以上说明吐蕃早期的苯教与王朝关系密切，可以参与到事关王政的决策之中，具有“护持国政”的政治地位。随着佛教向吐蕃的传入，苯教的“国教”地位变得不再稳固，从松赞干布到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glang-dar-ma，836842） ，苯教在此期间经受了吐蕃政权的多次打压11。赞普赤松德赞（khri-srong-lde-btsan，755797）曾公开宣布苯教在“佛苯之争”中失败，决定不得施行苯教，并规定：“不准为死者宰杀牛马及生灵，不得放置肉类。再者，又决定：凡为诸王消祸禳灾时，如果对
11、妖魔想举行本教法事，除蔡米（tshe-mi）及香雄两处外，他处不得做此法事。继而又将本教书籍悉数投于河内，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 ”8148 苯教“护持国政”的身份在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丧失。吐蕃六类大法典之“以万当十万之法”（khri rtse vbum bzher）明确要求“显贵褒以佛法（lha-chos） ；贱民（gyung-po）贬为纺织工及本教徒”851，此法令明确划分了佛教与苯教的传播阶层，愈加推动了苯教向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如果说P.T.1047V 第 47 条卜辞中的国王是朗达玛的话，那么文书为何丝毫体现不出佛苯之争后苯教地位的历史变化？尤其从文书对赞普面容以及吐蕃王朝内部矛盾斗
12、争的描述可以推断，只有相当贴近王室、活跃于王朝权力核心的苯教师才能拥有如此细致的卜辞记录，而这显然与佛苯之争后6苯教政治境遇下滑的状况极不相符。 再则，陈楠教授对 P.T.1047V 第 38、39、47 条卜辞的史事比定有可商之处。 其一，第 47 条卜辞“水冲跋布川，国王社稷灭亡，百事皆凶” ，不应比对为新唐书吐蕃传所载朗达玛时期“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 。据学界研究， “跋布”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作为地名有两种解释：一为泥婆罗；二为吐蕃王都夏宫，在吐蕃王廷统治中心附近12。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最早提及跋布川是在 675 年夏，赞蒙墀玛类驻于跋布川；其后赤都松赞曾在 690 年、69
13、5 年、697 年、699 年四个夏季驻于跋布川，自公元 701 年以后，赤都松赞先后引兵出征河州、洮州、松州等地，直至亲征洱海蛮部，其夏宫地点随战事转移，未再驻于跋布川；之后赤德祖赞从公元 707 年至 725 年 19 年间有 11 年夏季住于跋布川，俟其成年之后也再未住跋布川13。自此藏史中再无跋布川的记载。无疑，上述“跋布川”是指吐蕃赞普避暑的夏宫所在地，而非泥婆罗。同样，P.T.1047V 卜辞中的“跋布川”当指吐蕃夏宫，既不是泥婆罗，更不应是唐蕃交界处的洮河流域，何况“洮河水逆流”在当时被视为打击佛教徒遭到的天谴，也不符合此件文书的苯教背景。笔者认为 P.T.1047V所言“水冲跋
14、布川”系指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发生的“水冲旁塘宫” 。 拔协载：“请大师在龙促宫中（向赤松德赞等人）宣讲了十善 、 十八界 、 十二缘起等佛法，共讲了四个月。对此，吐蕃邪恶的鬼神等大为不喜，发水冲了旁塘宫，轰雷击毁了拉萨玛保山（红山） ，出现瘟疫和荒年，人们纷纷议论道：这是赞普举行佛法的报应，快把阿杂诺雅7赶走！ ”14布顿政教史 、 西藏王臣记也都记录了这一事件。由于此次灾难严重，赞普不得不遣返了佛教高僧。而“水冲旁塘宫”应该就是敦煌文书 P.T.1047V羊胛骨卜抄所言“水冲跋布川” 。从发音来看， “跋布” （bal po，川是译为汉语后加的， “川”可与藏语“塘”对应）、 “旁” （vph
15、ang）两者发音相近，藏语中“跋” （bal）的字根古音发“ba”，安多音发“wa” ，拉萨音发“pha” ；“旁” （vphang）的字根古音、安多音、拉萨音都发作“pha”15，也就是说古音中“ba”可以对应藏文厘定后拉萨发音中的“pha” 。除了音似外，这两个地名对应于今天的地理位置也一致。 辞海 “跋布川”条：“一译疋播城，又名勃令驿。为公元 7 世纪吐蕃迁都逻些前的旧都，迁都后仍为赞普夏令牙帐所在。即今西藏乃东县的昌珠区；故址在今西藏琼结。 ”16“旁塘宫”遗址同样也位于今天的西藏乃东县境内。所以西藏教法史籍中的“水冲旁塘”与敦煌文书 P.T.1047V 记载的“水冲跋布川”当指同一
16、起灾难。 其二，陈楠教授将 P.T.1047V 第 38、39 条卜辞中的“妇人”理解为赤祖德赞的王妃觉诺萨白季昂楚，恐亦有误。根据西藏王统记对觉诺萨白季昂楚的记述17，此王妃并无参与吐蕃政务的经历，更谈不上有“当权”的任何作为。吐蕃历史上能称得上“妇人当权”的王妃大概就两位：没庐家族的墀玛类（khri- ma-lan，又译作赤玛类、赤玛伦，649712） 、蔡邦家族的玛加东格（tshes-pang- za-rma-rga-rgyal-lkong-skr） 。从时间序列来看，蔡邦氏干政发生在公元 8 世纪末赤松德赞去世之后，而 P.T.1047V 有关吐蕃赞普的最后一条卜辞（第 47 条）经前
17、面考证属于赤松德赞在世之时，因此8P.T.1047V 第 38、39 条卜辞中的“王妃”或“妇人”不应是蔡邦氏，更不是诺萨白季昂楚，只能是吐蕃王朝杰出女政治家墀玛类。墀玛类出身吐蕃四大尚族之一的没庐氏家族，历经吐蕃三代赞普芒松芒赞、赤都松赞、赤德祖赞。作为芒松芒赞之王后，她就协助赞普施政；唐仪凤元年（676） ，其子赤都松赞继位，她以母后身份辅政。太后久视元年至长安四年（700704）赤都松赞外出征战，墀玛类负责处理吐蕃本部各项事务。704 年赤都松赞死于军中，赤德祖赞年幼，墀玛类又以祖母身份主理吐蕃政务，直至 712 年逝世18。在此期间，墀玛类对外迎娶金城公主、发展唐蕃关系，对内处决叛臣、
18、巩固王室政权，牢牢掌握着吐蕃的军政大权，功绩显赫，是真正意义上的当权之“妇人” 。从墀玛类主政的诸多举措来看，她似乎是站在苯教势力对立面的。早在赤都松东征期间，她就曾派使者前往大唐为赤都松请婚，后因赤都松阵亡而中断。接着她又为其幼孙野祖茹（即后来的赞普赤德祖赞）求婚，最终促成历史上有名的金城公主和亲吐蕃。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一样代表着佛教新兴势力，公主入藏后的各种作为也体现了力图复兴吐蕃佛教的意图。墀玛类辅佐的赤德祖赞（khri-lde-gtsug-btsan）及其之后的赤松德赞（khri-srong-lde btsan）都延续了王后的既定策略，致力于发展佛教、加强王权，为赤热巴巾时期吐蕃佛教的
19、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P.T.1288大事纪年载中宗神龙元年（705） “赞普王子野祖茹与祖母墀玛类驻于准地，岱仁巴农囊扎、开桂多囊等叛，于本教之那拉山顶杀岱仁巴等诸叛臣” ，虽据此不能遽断墀玛类具有反苯的宗教倾向，但其和唐、兴佛的举动仍不免会触动苯教利益。这或许就是9敦煌苯教占卜书 P.T.1047V羊胛骨卜抄出现“妇人当权，国王社稷败亡”等负面说辞的历史缘由。 通过上述对 P.T.1047V羊胛骨卜抄的语言史分析与卜辞所涉史事的重新考释，笔者认为此件文书不会早于赤松德赞时期，亦不会晚于赤祖德赞时期，应大致成书于公元 8 世纪后半期至 9 世纪前期之间。 四 羊胛骨卜抄学术价
20、值刍议 P.T.1047V羊胛骨卜抄 ，不仅是敦煌藏文占卜文书中篇幅最长的写卷，而且也是敦煌遗书中唯一的一件骨卜文书，形制特殊，内容丰富，是探究吐蕃民族文献典籍与社会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预言卜辞一般多参考先前发生的时事，以增强自身的可信性，这是古代占卜文化的一个普遍特点。 羊胛骨卜抄不仅详细记述了多位赞普或大臣的活动细节，而且还保存了诸多与吐蕃王朝历史相关的时事信息，如前文对“水冲跋布川”卜辞的考察，就有力证实了西藏教法史籍有关吐蕃时期发生过“水卷旁塘宫”重大历史灾难记录的可信性。因此， 羊胛骨卜抄亦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文本，就其中相关史事的考证与落实，可弥补传统史料对吐蕃历史记载不足的
21、缺陷。 此外， 羊胛骨卜抄对于梳理吐蕃苯教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目前对苯教的整体发展脉络虽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就吐蕃时期苯教历史研究而言，仍存在不少空白。作为苯教主导下的历史文本，P.T.1047V羊胛骨卜抄所存有关占卜、仪轨等活动记录，具体再现了苯教在祭祀、禳厌、疗疾等领域的宗教实践和在吐蕃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而文书关于苯教神灵的丰富记述，不仅为重绘吐蕃时期苯教10神灵谱系提供了可能，同时亦助益于学界对苯教与吐蕃政权关系的进一步理解苯教护持国政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占卜预言方面，更体现在将赞普与政权安危置于苯教神灵体系的保护之下。从这一角度来看， 羊胛骨卜抄与其说是一部占卜书，毋
22、宁说是苯教教团强调其“国教”身份的一种文化表达。受吐蕃政权的多次打击，苯教曾一度向西域、敦煌等其他地区传播，但在吐蕃管辖时期的敦煌，苯教同样受到当地佛教界的排挤1。在此情形下，苯教师需要借助羊胛骨卜抄的编写，重申苯教曾经“护持国政”的政治地位与辉煌历史，借以向区域社会传递其宗教生存合法性的现实诉求。敦煌藏文本羊胛骨卜抄创制的历史背景即在于此。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P.T.1047V羊胛骨卜抄特殊的苯教背景，决定了该文书的书写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会有选择性和倾向性地开展“历史记忆” ，笔者认为文书对墀玛类的若干描述就是其生动例证。所以对卷中相关史事的考订工作需要历史地、辩证地进行，防止简单盲目比定，唯有如此方能真正感悟文书中的历史隐寓。 参考文献： 1陈于柱.唐宋之际敦煌苯教史事考索J.宗教学研究，2011（1）. 2A.麦克唐纳.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M.耿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138-194. 3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74-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