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敦煌莫高窟第 3 窟为西夏洞窟考内容摘要：莫高窟第 3 窟是敦煌石窟的代表窟之一，窟内南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突出的线描艺术，是敦煌艺术中的奇葩。对于该窟的时代，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学界一致认为是元代。但近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提出西夏说。经过我们仔细的考察研究，对持元说主要证据窟内史小玉题记作了辨析，结合窟内壁画内容及其艺术风格特征，联系敦煌石窟元代和西夏时期的洞窟营建等时代特征，通过详细地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莫高窟第 3 窟实为西夏时期的洞窟，而非元窟。 关键词：莫高窟第 3 窟；洞窟时代；西夏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
2、001-11 前 言 莫高窟第 3 窟是敦煌石窟代表窟之一，其壁画是敦煌石窟中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是中国绘画史存世作品中的珍品，其独特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洞窟观音主旨思想明确 龛内彩塑现存八臂观音一尊，虽为清塑，实有根据，表明龛内原作即是一尊观音，龛内外南北两侧八身菩萨为其眷属（图版 1） ，共同构成观音九尊曼荼罗。窟内南北壁各画千手眼观音曼荼罗一铺，主尊为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周围画众眷属。东壁门两侧所画施甘露、散财二2菩萨可归入南北壁千手眼观音曼荼罗眷属1（图版 2） 。因该洞窟集中表现观音思想，故通称为“观音洞” 。这种单纯表现某一类题材内容与思想的洞窟在敦煌石窟中仅此一例，
3、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台湾学者郭祐孟先生总结“第 3 窟全体等同是一铺千手观音曼荼罗” 。郭氏对第3 窟观音图像关系及其思想的专题研究分析如下： 西壁共九尊，可视为八瓣莲花世界的平面化，全体是一个观音并八大菩萨的坛城；南、北两壁是分别以千手观音曼荼罗来密表胎藏与金刚两界曼荼罗的内涵；东壁门南、北的净瓶观音与施财观音，一者以“军持”表禅定妙味，一者藉“与愿”遍施法宝，成就无尽法财！两者一左一右把禅悦的本质和智慧的善巧给呈现出来了。换句话说，西壁象征观音的心体，南、北两壁是观音的相貌及其教化的原理，东壁则是观音化用的具体。东壁观音最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也是观音信仰最世俗化的一面；南、北壁
4、的观音是为具备坚固的信念或深入义海的佛门子弟所施设的，由于解或行的增上力量，或解行并重的等持力量，能让观音法门的功能发挥到淋漓尽致；西壁的观音坛城则是专对深契观音心的行者所设计，一切世出世间法都融入清净法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至于门上的五方佛，对进入此窟的礼佛者，具有加持消灾的作用；对离开此窟的礼佛者，则具有守护祝福的意义。2 2. 独特的壁画地仗层 敦煌石窟壁画均画在窟壁砂砾岩的人工地仗层表面上，几乎所有地仗底层都用粗草泥，再上一层细草泥，表面涂一层澄板泥或白灰。唯有第 3 窟的地仗独特，是由沙、土、石灰混合的三合土一次完成的，现在3看来含沙量比例很大，因为其地仗的特殊性，所以一
5、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被认为是敦煌石窟中唯一类似“湿壁画法”技法的壁画。莫高窟中的壁画大部分都是干壁画法，即把窟内墙壁用草泥抹光，刷上白粉，待壁面干燥好后再作画。而此窟壁画，有些类似湿壁画法之特征，即在抹平窟壁时，有意识地掺入细沙之后压平，不等壁面全干，在还潮湿的情况下，在壁面上作画。这样墨色水分渗入壁内，会产生墨色润泽、具有透明度的效果，施彩虽清淡，而感觉厚重，具有水墨画的风味。由于墨色渗入壁内，不像干壁画法容易变色粉落。其效果类似意大利的湿壁画，但不是湿壁画，而是传统的中国绘画方法，其中以特殊材料地仗层最具特征。段文杰先生认为其与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介绍制壁方法类似3。随着自然等各种因素以及时间的
6、演化，该窟壁画也已产生较为严重的病害，这就是该窟壁画保存状况不理想的原因，故使其成为敦煌石窟重点保护的洞窟之一。 3. 突出的线描艺术成就 第 3 窟壁画以线描为主，突出表现出中国画“线”的技法与表现力，成为敦煌艺术精品，把中国人物画的线描艺术，如铁线描、兰叶描、折芦描、行云流水描等，几乎荟萃于一壁，有集大成之意义（图版 3，图版4，图 1） 。李月伯先生就其线描艺术作过专门的研究4，而介绍该窟线描艺术成就的文字比较多，广见于各类展览与画册资料中，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以上三个方面，使得第 3 窟成为敦煌艺术中不可多得的洞窟，因此敦煌研究院把其列为“特窟” ，敦煌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也有原样复制
7、4洞窟常年展出，另有多幅临摹品供外出展览，而在市场上有关该窟的临摹画更是“琳琅满目” ，可见该窟之重要。敦煌研究院曾就各时代代表窟作过专题的介绍与研究，第 3 窟一直是元代窟之代表而常有入选，其中梁尉英先生在研究敦煌莫高窟元代代表窟第 464、95、149 窟时也一并把第 3 窟作了介绍和简单的研究。 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此重要而有研究价值的洞窟，学界可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且深度不够，目前所见，多集中在讨论其壁画艺术成就方面，唯有郭祐孟大作深入洞窟的思想，并结合艺术特征，彰显洞窟的功能及其艺术成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第 3 窟的研究，目前最有争议的是洞窟的时代，传统意见认为是元代
8、窟，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包括前述诸家研究和介绍的文字资料，多延续此观点。但近年来学界对第 3 窟的时代开始产生疑问，有人主张第 3 窟为西夏时代说，以霍熙亮、关友惠、谢继胜先生为代表（详后） 。 对于一所洞窟，时代的界定是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既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需要作些澄清。本文欲在霍熙亮先生、关友惠先生、谢继胜先生的基础上，就第 3 窟的时代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谨希方家教正。 一 西夏说陈述 明确提出莫高窟第 3 窟为西夏窟的是霍熙亮先生，他在庆祝敦煌研究院成立 50 周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中指出：莫高窟第 3 窟“壁画精湛出群，尤以线描独领风骚。但难找出它的来龙
9、去脉，据已往调查的印象，与安西东千佛洞 7 窟西夏壁画艺术十分接近。若出自元末5画工之手，如何出现复古的线描？改为西夏较为合适。 ”虽然霍先生没有再作深入的研究，但凭他在敦煌临摹壁画五六十年的实践经验以及直观感觉，判断第 3 窟为西夏时代是有道理的。 关友惠先生在研究“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问题”课题时，专门就第 3 窟壁画的时代作了讨论，分别就洞窟所在的崖面位置、史小玉题记、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壁画装饰等几个方面作了简单的分析，最后指出： 从其窟形、壁画内容、艺术风格来看，洞窟从开凿到壁画绘制最后完工应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洞窟是这组五代窟群（按：指莫高窟第 16 窟）中的一个
10、小窟，窟内佛龛形式与第 6 窟相似，可能始凿于北宋曹氏时期。佛龛顶部装饰是曹氏末期样式，四壁菩萨又是西夏风貌，推猜龛顶与藻井装饰可能始绘于曹氏末期，绘工未完因故而终止。或是西夏占据瓜、沙之后，由本地画工绘了龛顶与藻井部分，不久又请中原内地来的名师高手绘了四壁菩萨人物。应是西夏诸窟中较早的一窟。 霍熙亮和关友惠二先生的讨论虽然略显简单，但是对长期以来判断第 3 窟时代的“甘州史小玉笔”墨书题记作出了科学客观的分析，认为传统意见以此题记来确认第 3 窟的营建时代是不准确的，而事实上此题记属史小玉在洞窟中的信手闲记，实为游人漫题性质，史小玉本人与第3 窟壁画制作无关。 两位长期从事敦煌艺术临摹与研究
11、的敦煌美术史专家的推断，辨明了史小玉题记的性质，为研究第 3 窟时代问题扫清了障碍，也给我们的讨论拓展了足够的空间，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于此，在霍熙亮、关友惠先生探讨的基础上，欲就此题记再作补充6说明。 第 3 窟主室西壁龛北侧观音像左下墨书一行“甘州史小玉笔” （图版5） ，此题记被认为是极为少见的洞窟画师题记，因此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即称其为“画工题名”5，一直以来受到学界重视6-9，同时也被影视界作为向大众介绍敦煌的重要资料依据1。的确，据题记最后一字“笔” ，容易使人产生误会，理解成史小玉作画后的落墨。但仔细考察，确如关友惠先生所言，是不能轻易把其归入画匠题记的。 与这则题记对应
12、的还有一则，对称地出现于西壁龛南侧观音像右下角的墨书题记（图版 6）：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上报四恩下资三愿息 从行文的方式和语气判断，带有发愿的性质，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称其为“发愿文” 。其实从书法、墨迹、位置可判断，这两则题记均是史小玉所作，可理解成史小玉在第 3 窟的发愿文字。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假定史小玉确为本窟的画师，那么就会出现以下几点疑问： 第一，作为洞窟的画师，按照敦煌历代洞窟壁画作画的规矩、传统和习惯，画师是不能留名于窟内的。即使是有个别画师的题名，像莫高窟第 290 窟北壁上部图案纹样底层的白色“辛仗和”三字、中心柱西向面供养人上白粉层下土红“郑洛生”三字，第 303 窟
13、中心柱正向面土红色题写“僧是大喜故书壹字画师平咄子” ，第 41 窟北壁千佛下层露出“开元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记” ，等等，据万庚育先生考察，这些有可能是画工们在洞窟作画时留下的片言只语10。但我们注意到，万先生所7辑录的这些有可能是画工的题记，多非常隐讳地出现在壁画底层，或属后写，而没有出现在洞窟功德主等正常供养人应该出现的位置。史小玉如果是画师，也断然不能如此张扬地在洞窟正壁的龛两侧位置十分显眼地写上自己的发愿功德和题名，作为受雇于人的画师，显然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这是主雇之间最基本的规矩，史小玉不会不知道。除非史小玉本人即是这个洞窟的窟主功德主，但果真如此，既然有发愿文并题名，则应有相应的供养
14、像才符合正常的现象。 第二，作为有发愿性质的文字，如果是新画的洞窟，发愿文一定是有相对比较固定的书写位置，如正壁即主室西壁龛下、左右方向供养人正中间、东壁门上，或前室西壁门上位置，而绝不可能出现在像史小玉两则题记出现的正龛两侧中间位置，这种位置出现的发愿文，只能是后期的普通游人所为。 第三，史小玉另在莫高窟第 444 窟有两则题记，分别为： 主室西壁龛内北前柱上墨书题记： 至正十七年正月十四日甘州桥楼上史小玉烧香到此 主室西壁龛内北后柱上墨书题记： 至正十七年正月六日来此记耳/史小玉到此 第 444 窟是盛唐的洞窟，西夏、元代时没有重修的迹象，因此史小玉在此窟的题名纯属游人题记，正如他所记仅是
15、“烧香到此” 、 “到此”而已，事实上第 3 窟的题记仍是史小玉“到此”之作，并非表示他作画的记载。第 444 窟的两则题记，加上第 3 窟的两则，充分说明了史小玉从甘州到敦煌莫高窟巡游的性质，其主要目的即是“烧香” 。同时，几则8题记都没有表示出史小玉在绘画方面的职业特点，如果他确为一名画第3 窟千手千眼观音高超技艺的画师，就理应在现存多处题名中多少有些反映才对的。 第四，史小玉本人明确为“甘州桥楼上”人，按敦煌历代画窟的规模，像第 3 窟这样一所小窟，当地的画工完全可以胜任，似乎没有必要外请画师来此画壁。另一方面，我们翻遍了整个中国绘画史和中国历代画家人名辞典 ，直至查完甘州志也找不到史小
16、玉这个名字，也查不到有关史小玉本人在画技方面独特才能的资料。史小玉作为甘州的画师，也没有在甘州本土元末至正年间留下任何资料。至于他的其他生平事迹，我们亦无从知晓。如果按第 3 窟的画像技法，史小玉能够被请到莫高窟作画，就一定是在当地或河西一带有非凡的影响，否则很难理解他从甘州到莫高窟画窟的原因。但是，如果作为一般的游人香客，就在洞窟中信手题名，倒好理解，属正常现象。 综合以上分析，第 3 窟史小玉题名并不能反映他为画师画窟的情况，历史的真相是，史小玉仅是到过第 3 窟的一般游人信众而已。 霍熙亮、关友惠二位先生之后，著名藏传佛教艺术史家、西夏学专家谢继胜先生在研究第 465 窟时代的同时，也对
17、第 3 窟的时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敦煌莫高窟北区很可能是一个西夏人开凿新区的地方，因为莫高窟南区崖壁已经没有地方开凿新窟，所以西夏人选择了北区。以往学者认为，西夏时期几乎没有开凿新窟，都是对前代洞窟的翻修与改造。这与十分尊奉佛教的西夏史实并不完全相符。笔者推测，北区的一系列石窟9都是出自西夏人之手，计有 462、463、464 和 465，此外 B77 窟也是西夏窟。南区的第 3 窟作为元窟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这一系列窟室的建立、规模与西夏人尊奉佛教的热诚才能适应，以前学者认为的元窟很可能是元代修补的西夏窟。11 谢氏的这一观点也被西夏学研究专家白滨先生所认同12。 谢继胜先生长期从事藏传美
18、术，特别对西夏佛教美术有深入的研究13，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这一观点，当属深思熟虑的结果。近年来谢先生又对敦煌西夏壁画研究有新的体会1，对我们重新认识西夏时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几位专家学者的接力式讨论，对我们认识莫高窟第 3 窟的时代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实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可考察，需要我们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二 元窟说辨析 1. 从元代莫高窟的营建看第 3 窟的时代 敦煌研究院断代第 3 窟为元代洞窟，完全是根据史小玉的题名推论的结果，没有其他任何更为可靠的证据。而史小玉题名的性质，我们已有陈述，仅是一般游人香客的信手题名，实不能作为判断第 3 窟壁画时
19、代的有效依据，使用时需谨慎辨别，否则会影响正确的判断。 事实上敦煌元代石窟的营建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敦煌研究院断代为元窟的洞窟就非常有限。目前学界公认比较权威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定为元代的洞窟有：莫高窟第1、2、3、95、149、462、463、465、477 窟，榆林窟第 4、27 窟，东千10佛洞第 6 窟14。 以上早年断代属于元代的洞窟，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除莫高窟第 3 窟外，谢继胜先生连续撰写文章，讨论莫高窟第 465 窟的时代，认为第 465 窟应该是西夏时期的洞窟2，这一观点也得到西夏学者白滨先生12、西藏考古学者霍巍教授3及台湾学者黄英杰先生15、林怡惠女士4的肯
20、定，笔者也同意此观点5。莫高窟第 464 窟后来又被划入西夏洞窟1。而就榆林窟第 4 窟，2010 年“敦煌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考察该洞窟时，谢继胜先生在洞窟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该窟实为西夏洞窟，元代供养人是后期补绘，仔细考察该洞窟与榆林窟第2、3、29 窟等西夏窟，确在画风题材等方面非常相似，此说当不无道理。但究竟是否如此，则需作详细深入的论证方可为学界所认可。 如此，莫高窟元窟所剩无几，即使是像第 1、2 窟，因为残存内容全为清代重修，故始凿时代实属不明。另有第 462（图版 7） 、463 二窟因为有明确的蒙古供养人画像，确可归入元窟。元代另在莫高窟建有皇庆寺，清人徐松西域水道记卷 3 中记“岩（莫高窟）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 。另清人许乃谷瑞芍轩诗钞也有相同的记载：“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记碑 ，至正十一年建。功德主为西宁王，记文者沙州教授刘奇也。 ”此处“文殊洞” ，学者们一般认为即为敦煌研究院藏敦煌遗书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所记的“文殊堂” ，即今莫高窟第 61 窟。但笔者并不同意此说，有可能是第 61 窟外之前的寺院建筑，与洞窟关系不大，可能属重修，大概是由西宁王速来蛮的来访而建16。同样，西宁王速来蛮所留的六字真言碑 ，也是与其个人在敦煌的简短活动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