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敦煌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内容摘要：莫高窟北区新近发现两件景教遗物，表明宋、西夏、元代的敦煌有景教徒存在。而早年藏经洞发现的公元 911 世纪的 7 件景教文献、画幡，无疑是当时敦煌有景教信仰的证据。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铜十字架；圣经；藏经洞景教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51-08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at DunhuangAlso on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2、Peng Jinzhang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wo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from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the Nestorians at Dunhuang in the Song，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seven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prev
3、iously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are undoubtedly evidence of the Nestorian belief at Dunhuang. Keywords：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Bronze crucifix； Bible； Nestorian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2（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景教作为唐代三夷教之一，早在唐贞观年间就传入中国。由于唐朝宽松的宗教政策，故使该教在初唐、盛唐有了很大发
4、展。但好景不长，后受唐武宗“会昌法案”殃及而一蹶不振。此后，唐末、五代至北宋，基督教的异端景教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如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百灵庙等地仍有景教信仰者1，敦煌“地接西域” ，同属边陲，故有景教信徒也就成为不难理解之事。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对景教的支持，使该教的传播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敦煌也不例外。近年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 ，是宋、西夏、元代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 现仅就近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遗物以及 1900 年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画幡，探讨景教在敦煌的存在。 一 基督教遗物的新发现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始于 1988
5、年，终于 1995 年。在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新发现了两件属于基督教的遗物，一件是铜十字架，另一件是叙利亚文圣经 。拟分别论述如下。 （一）铜十字架的发现及其特征 1988 年 11 月 16 日，在莫高窟北区 B105 窟发现一件铜十字架，系用青铜铸造而成，背面中部有两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该十字架的特征是：横竖交叉的十字，高、宽各 6.6 厘米，上下左右四等臂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并交叉于方形之内。十字的四端稍宽，略呈弧状，沿十字四3端向十字的交叉处渐细。十字的各端均伸出圆环之外 1.31.5 厘米。十字各端彼此之间各有一鸟头，共计 4 个，其中 3
6、个保存完整，一个稍残。从交叉的十字、环绕十字的圆环、十字中心的方形以及圆环外的鸟头上现存的凹槽分析，十字架原有镶嵌物，可惜现已无存2（图版 1） 。从十字架的大小以及形制分析，我们认为该十字架可能是属于佩戴的徽章。而这一推测，学者认为可以成立3。有关史料表明，元代有以十字佩于胸前者4。B105 窟为一瘗埋死者的瘗窟，其葬式为二次葬。该窟除了出土铜十字架外，还出土了纪年遗物唐开元通宝和宋嘉祐通宝、宋治平元宝、宋祥符通宝、宋绍圣元宝等铜币2。这些出土遗物无疑是作为死者的随葬品而埋葬的。依据考古断代方法，以该窟所出土遗物中时代最晚者确定为该窟窟内被瘗埋死者瘗埋的时代。据此推测死者瘗埋于该窟的时间是在
7、宋代。也就是说，B105 窟的使用下限为宋代。从该窟出土的四种宋代铜币看，以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铸造的绍圣元宝时代最晚，而此时的敦煌已经处于西夏统治之下，因而确切地说，B105 窟使用下限为西夏初期。故作为死者随葬品的铜十字架的时代亦应属于西夏或西夏以前。 众所周知， “十字架乃基督教文化极为重要的标志”5， “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符号”6。视其具有“基督” 、 “拯救” 、 “赎罪” 、 “信仰”等象征意义。 “十字架是基督教徒的一种标志，凡入教者均奉十字为其记号。 ”1202 据此可知，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属于基督教遗物当无疑。 据学者研究，作为象征符号或装饰用的十形
8、纹饰，有若干种不同的4类型，在与其他纹饰结合之后，品种多达 385 种7。其中 300 余种与当今世界基督教十字架造型有关，形状有正方形、纵长方形、叉形等等8。其中正方形十字架“乃是长度相等的四臂作直角交叉者” ，多用于希腊教会，故西方学者通常称之为“希腊十形” ，或称之为“等臂十形” 。纵长方形十字架“也是四臂作直角交叉，它与希腊十形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下臂的长度大于其他三臂” ，因多用于拉丁教会，故“又称为拉丁十形”9。与基督教有关的十字形纹饰除“希腊十形” 、 “拉丁十形” 、“叉形”之外，还有“马耳他十形” 、 “圣安德烈十形” 、 “环柄十形” 、 “T式十形” 、 “基督花押”等，
9、其中“马耳他十形” （MaIese Cross）纹饰“自中世纪以来，也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源于基督教。这类十形之状貌，大致相当于四个各自向内的三角形箭头”9102。既然基督教十字架种类如此之多，敦煌莫高窟北区 B105 窟所出铜十字架又属于哪种类型？我们也来试分析如下。 从 B105 窟所出土之铜十字架横竖作直角交叉的十字上下左右四等臂来看，肯定不属于下臂长于其他三臂的“拉丁十形” ，似应属于“希腊十形” 。而从 B105 窟所出土铜十字架之十字四端略粗，十字交叉处渐细分析，又似具有“马耳他十形”特征。其形制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上被称为“典型的马耳他十字架（MaIt
10、ese Cross） ，即东方叙利亚教会十字架”10近似。故推测敦煌莫高窟北区 B105 窟所出铜十字架似应属于“马耳他十字架”类型（按：笔者曾经认为 B105 窟所出土之十字架属于“希腊十形” ，现在看来欠妥） 。 有关资料还显示，在中亚塔什干出土的基督教硬币以及阿拉伯卡乌5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亦有马耳他十字架11。在我国，除了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图 1 以及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1有马耳他十字架外，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2，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3，也发现了马耳他十字架。这些发现马耳他十字架的遗址、遗迹和遗物都无例外地均属于景教遗存。据此
11、我们推断，莫高窟北区 B105 窟出土的铜十字架也属于基督教异端景教遗物。 经仔细观察不难发现，B105 窟所出土铜十字架又与前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存在明显差别。比如，B105 窟铜十字架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交叉于方形之内，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则没有圆环和方形。经学者研究得知，阿拉伯卡乌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的时代为公元 67 世纪，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12、碑为唐建中二年（781）所建，其时代属于 8 世纪末，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初建时代为唐宪宗元和九年（814） ，其时代为 9 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的时代为 910世纪，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的时代为 910 世纪，而B105 窟铜十字架的时代为 11 世纪或以前。由此看来，它们之间形制上所存在的差别应与它们各自的时代早晚有关。 值得提出的是，B105 窟出土的铜十字架除了有圆环、方形之外还有6四个鸟头。这也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所无的。十字架上出现圆环
13、，据说象征永生，象征天空、大地。至于鸟头， “在大多数情况下，鸟类象征着神圣、吉祥、光明、正义等，有时作为为高级神祇的象征”9127。 “鸟在基督教圣经中，是上帝的创造物” ，是“上帝创造生命和赐福的象征”3340。 莫高窟北区 B105 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方形及鸟头，虽在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以及敦煌景教画幡、高昌景教壁画上所无，却出现在元代的部分景教遗物上。20 世纪20 年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出土了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有的有鸟头，还有的有近似圆形或方形的纹饰。其中有的鸟头、圆形纹饰与莫高窟北区 B105 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鸟头形制上近似。
14、对此，姜伯勤先生指出：“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十字架徽章上的 4 个鸟头形象，使我们联想到 1929 年济南邮务长聂克逊（I.A.Nixon）在包头一带搜集的一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古物出自鄂尔多斯沙漠。当年出版的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图中第 585 图有 4 个鸟头，中间为一十字。 ”3339 “发现的地点和时间（1215 世纪）显示，它们是基督教的。 ”12姜先生独具慧眼，精辟指出：“在鄂尔多斯所出元代等时期青铜十字章的研究中，一直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与唐宋景教遗物不一定有联系的另一些景教遗物，在敦煌，我们似乎找到了其中缺失的一环，是鄂尔多斯十字架的铜章的前行形态。 ”3348 此外，在内
15、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胡尔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一百米处蒙元时期墓地发现的“墓顶7石的头部上、左、右、前面均刻有十字架，十字架外围以圆圈，十字架四个象限中又饰以圆饼形”13。20 世纪 80 年代，在赤峰发现一叙利亚文回鹘文景教墓砖，该砖中上部有一大型十字架， “十字架中心交叉位置绘有圆环” ，经学者考证，该墓砖的时代为元代（122912411253 年）4。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姜伯勤先生论断正确。 由于莫高窟北区 B105 窟所出铜十架为宋、西夏时期，证明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及其以前，景教在敦煌仍有信仰者。 “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也透露出西夏地区有景聂斯脱里派的信徒。 ”14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宋、西
16、夏时期的景教铜十架，证明西夏时期其境内确有景教存在，尤其是敦煌，而对于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有关资料显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发现过 910 世纪景教叙利亚-突厥语写本1， “证明黑城在五代、宋时期处于西夏统治下也存在景教徒”11196。 总之，莫高窟北区铜十架的发现，证明西夏时期基督教异端景教在敦煌的存在。据此推测，在西夏故地今后还可能有景教遗物出土。 （二）叙利亚文圣经的发现及其研究 1989 年 9 月 6 日，在莫高窟北区 B53 窟发现一件外国文字的文献，编号 B53：14。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折页装2194。经北京大学教授段晴博士研究，认为“
17、是一件叙利亚文文书使用的是埃斯特朗哥罗（Estrangelo）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是曾经在中亚地区和中国流行的景教教会所使用的文献”15。该文献高 19.8 厘米，宽 30.8 厘米。正背两面均书写有文字。正面为第一页和第四页，文献背面为第二页和第三页。第一页页8面高 19.8 厘米，页面宽 15.4 厘米；文面高 16 厘米，文面宽 10.9 厘米。第二页页面高 19.8 厘米，页面宽 15.4 厘米；文面高 16 厘米，文面宽 11厘米。第三页页面高 19.8 厘米，页面宽 15.4 厘米；文面高 16 厘米，文面宽 11 厘米。第四页页面高 19.8 厘米，页面宽 15
18、.4 厘米；文面高 16厘米，文面宽 11 厘米2194-197（图版 2、图版 3） 。据段晴教授研究，该文献内容为基督教圣经诗篇的一部分。第一页文字 15 行，其中有两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 16 行相当于旧约中诗篇15 篇 23 颂以及第 4 颂的部分内容，但不完全相同。第二页有文字 15 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据段教授研究，此页第 18 行相当于圣经中诗篇21 篇 14 颂。第 915 行与英译版诗篇23 篇 14节内容相符，但有区别。第三页有文字 15 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
19、点。此页第一句接上页，与英文版诗篇之 23 篇第 4 颂的末句相吻合。第 211 行相当于诗篇24篇 15 颂内容。第四页有文字 15 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 16 行为诗篇25 篇 15颂结束。从第 7 行起接诗篇28 篇 13、5 颂以及 4 颂的部分内容16。并指出：“敦煌的叙利亚文书属于 Shurayi 类的诗篇节选，它是叙利亚语前后书的一部分。 ”16 另外，在叙利亚文文献第一页第 1 行上、第 15 行下及各行间有手书回鹘文字 16 行，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铁山博士研究，其内容为押头韵的佛教文献17。 与叙利亚文文献同出土于 B53 窟
20、的遗物，还有汉文文书、西夏文文9书、回鹘文文书以及织物、织银纱幡等2187 。从其中汉文文书上有确切纪年“至元三十年” （1293）以及红色八思巴文印记判断，该窟的使用下限为元代。据此分析，该窟所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的时代亦应属于元代。 叙利亚文圣经在敦煌的发现很有意义。作为实物证据，它的出土证明元代敦煌确有景教徒存在。从而印证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记“甘肃沙州（即今敦煌） ，户口中大半为佛教信徒，亦有聂斯托尔基督教徒”的记载属实18。 从文物、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叙利亚文文献的出土， “增加了中国迄今所知的景教所用诗篇的内容更令人兴奋的是它为研究历史上中亚和敦煌地区的景教发展、它的宗教仪式和神
21、学理论提供了原始资料”15，16。 对于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远在巴黎的著名旅法学者吴其昱先生亦进行了研究，指出，此次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语前后书或称课经 Lectionary， “当为中国现存最古之本，亦可能为中国现在残存最古之旧约经文（至迟为元代抄本） ”19。 在莫高窟北区 B53 窟发现叙利亚文文献之前，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文物库房曾收藏一件原名为“摩尼文经典残片”的文献，编号 D.0071。近期，经陈列中心工作人员盛海先生、梁旭澍先生、王海云女士多方走访、调查，得知该文献原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 20 世纪 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后于 20
22、 世纪 50 年代初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这里应该感谢10陈列中心的三位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弄清楚了该文献的来历及收藏经过，揭开了长期蒙在该文献上的神秘面纱。所谓“摩尼文经典残片” ， 原来却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叙利亚文圣经 。据 1942 年和1944 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其撰写的“西征小记”中记载：“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 ”20据此可知，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即 “西域古文”
23、之一，也是发现于莫高窟。由于该文献的捐献者不识叙利亚文，误认为是“摩尼文经典” 。而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亦不识叙利亚文，故在记载该文献的文物档案中仍将其称之为“摩尼文经典” 。该文献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与前述 B53 窟所发现之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纸质、纸色相同。似折页装。页面宽 18.8 厘米，页面残高 11.5 厘米。正、背面均书写文字。正面文面宽 15 厘米，文面残高 8.5 厘米。残存文字 6 行（图版 4） 。背面文面残宽 15.3 厘米，文面残高 8.8 厘米。残存文字 6 行（图版 5） 。至于任子宜先生具体是何年何月何日在莫高窟“拾”到该文献，又是如何“拾”得， “拾”自南区还是北区，已无从得知。根据我们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及其发现推测，该文献很可能“拾”自莫高窟北区洞窟。 1991 年春，德国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克里木凯特（Hans-Joachin Klimkeit）教授将此前访问敦煌研究院时得到的上述文献即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复制件转交给德国学者克罗恩（Klein）与土巴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