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关于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问题摘要：张鸿魁先生以“俚曲的语音不是纯一的方音，更不像现代的淄川方音” ，否定聊斋俚曲的淄川方言属性，认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聊斋俚曲方言与现代淄川方言存在着差异，但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演变发展关系。张先生所言之论据和推论都不足以支持其观点。聊斋俚曲的文体性质和特点也证明其淄川方言属性是不容否定的。 关键词：聊斋俚曲；方言属性；淄川方言；语言演变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聊斋俚曲逐渐为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知和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其方言属性的语言学价值和意义，更为语言学界所关注，成果也颇多。笔者查阅聊斋俚
2、曲论文资料时，读到张鸿魁先生的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 （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认为：“俚曲的语音不是纯一的放音，更不像现代的淄川方音” ，而是“跟济南等地现代方音相同” ，并据此认定“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 1，否定聊斋俚曲的淄川方言属性。 聊斋俚曲“是用地地道道的淄川话写成的” 2 （P2） ，关于这一认定，一直以来学界并没有异议。但是，现在突然有人说这一点错了，自然要引起重视。这种意见对聊斋俚曲来说，姑且不论是祸抑福，却一定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非有讨论的必要不可。该文发表于 2005 年，然2而直到笔者撰此文时，仍未看到学界的反应。因此，笔者不揣谫陋，略伸管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3、、张文所言之论据不足以推导出其结论 如果不是张文的发表，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本不成问题，也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个问题。现在既然有了疑问，那么就需要面对这种质疑。要判断张文的观点，主要思路就是要从学理上看他的论证和结论是否正确。因此，笔者要关心的是：一、他使用的论据是否可靠；二、他对资料的分析推断是否正确，从而决定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 张文否认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第二，现代淄川方音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调类，淄川上声包括古全浊以外的上声字，还有古浊平和全浊入声字。但聊斋俚曲却有阴、阳、上、去四声。 ”最后，张文得出结论， “
4、聊斋俚曲方言”跟“现代淄川方言”不同，而是“跟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中北部方言”相同，进而断定聊斋俚曲不是用淄川方言写的， “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 ，即“以济南府为中心的读书音” 。 首先，笔者必须肯定张鸿魁先生的探索精神，但是对他的论证和结论却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从张文的论据和论证来看，都不足以得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的结论。理由有三： 1、诚如张文所说，聊斋俚曲“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进而得出“当蒲松龄时代，也不会有同一方言中同词异读的可能。应该是为了便于叶韵，采用了邻近方言的读音。现代山3东北部许多地方有这种读音。 ”但是这个论据并不
5、能必然得出聊斋俚曲方言属性非淄川话的结论，理由有二：其一，诚然，现代淄川方言只存在一个读音，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蒲松龄时代也是这种情况，也不能妄加否定蒲松龄时代的某些字有两个读音存在张文所说的情况；而且，张文所推测的“叶韵”说也只是可能存在的几种情况之一，并未能否定其他可能而证明这是唯一形式。其二，即使如张文所说，当时存在为了押韵而借用邻近方言的情况，但是也不能仅仅凭张文所列举的这么几个有限的例子，就轻易否定整部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这显然是不符合语言学原则的。要把握一种方言，必须把握其方言特征。 “方言是独立而完整的结构体系，所谓方言特征必须从整体上去考察，必须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
6、特征丛）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应该是有主有次，有表有里，还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个别字音、个别音值和音类的特点，个别方言词、方言语法现象，只是方言差异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方言特征。 ” 3 （P4）只有把握住这一原则，才能准确地把握一种方言的特征。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也专门做了实地调查。据淄川当地老人讲，在三四里的距离内，淄川话中的许多字就有存在不同发音的情况。所以，张文所说的“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张文并没有证明这种现象不存在，而是仅仅凭主观推测就武断的否定其存在的可能，这是不科学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既是语言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正常
7、现象，也是语言演变和发展的正常结果。 2、张文所说的第二个论据：“现代淄川方音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调4类，淄川上声包括古全浊以外的上声字，还有古浊平和全浊入声字。但聊斋俚曲却有阴、阳、上、去四声。 ”究其实质只是一个问题，即方言声调。张文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论证这一问题，得出了“古浊平字和全浊入声字不读上声，这显然跟现代淄川方音属于不同的音系”和“俚曲音系中有阳平调类” ，无非是为了证明现代淄川方言和聊斋俚曲方言不同，即前者只有三个调类，后者则有四声，从而为其结论提供论据。 那么，是否就能由此否定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张文的推理预设是：聊斋俚曲方言和现代淄川方言不同，推出聊斋俚
8、曲非淄川方言所作；聊斋俚曲方言与现代济南方言相同，推出聊斋俚曲是济南方言所作。从这个推理本身来看，前提和形式都没有不妥。但是，张文的推理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错误的假设：语言是固定不变的存在，而这显然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事物，语言也不例外，总是处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中。时间长了，语言在不同时代的差异就会逐步地显露出来，而且相隔的时间越久，其历史性差别就越明显。因此，看待语言时，不能将它视为某一个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它是许多时代的结晶。所以张文的推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败局，不管其前提和论据正确与否，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作为张文的推断前提，其也未能证明“
9、现代淄川方言”与“聊斋俚曲方言”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方言。虽然张文也作了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但是其所谓的论证只是且也只能说明“现代淄川方言”和“聊斋俚曲方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却并不能因此证明两者是不同5的方言。所以，张文现有的论据完全不足以否定聊斋俚曲方言和现代淄川方言的同一性。张文认定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方言，只是作者的一种主观推测而已。同理，张文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聊斋俚曲方言”和“现代济南方言”存在着同一性，而仅凭两者之间仅有的一点相同之处就轻下结论，显然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实际上，关于现代淄川方言与聊斋俚曲方言的问题，涉及到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即现代汉语方言和近代汉语方言的
10、印证课题。蒋绍愚先生说：“近代汉语作品方言成分的考察是一件很有意义工作，但也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这困难主要于：近代作品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是否属于当时某一方言的现象，往往只能根据现代方言的状况以及其他史资料加以推断。而在推断的过程中，如果方法不当，就会出现问题。 ” 4 （P321）那么，近代汉语作品方言成分的考察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蒋绍愚先生也做了明确回答，他说：“首先，某个语言现象在今某方言中有，未必就在今其他方言中没有。其次，即使考定了某个语言现象只在今天的某方言中存在，那也只是考定了它的今籍 ，而今籍未必就等于祖籍 。从理论上讲，一个词语原来是通语 ，后来只在某一方言中使用，以及一个词语原
11、属于甲方言，而后来进入了乙方言，最后甲方言中这个词消失，而在乙方言中却保存了下来，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所以，在考察近代汉语作品的方言成分时，绝不能简单地把今籍和祖籍等同起来。 ” 4 （P321-322）蒋绍愚先生的这些关于近代汉语作品方言研究的论述对历史文献中的方言词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蒋绍愚先生就告诫我们：“印证方言也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6随意地说近代汉语中的某词就是现代汉语中的某词。我们说不少近代汉语的词语还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方言中，并不等于说近代汉语的词语都可以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得到印证，也不等于说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词语都可以上溯到近代汉语中。在这方面，同样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
12、病。 ” 4 （P280）对于聊斋俚曲方言属性的考察，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和理念，应当慎重。 关于聊斋俚曲方言、淄川方言和济南方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厘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聊斋俚曲方言”与“现代济南方言”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是很正常的一种语言现象。 “汉语方言的形成的都是多来源、多层次的。不论这个地域多大，总是难免要与周边地区的异方言交往，有了交往便会相互渗透。 ” 3 （P21） “汉语方言的差异不论大小，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对应关系，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 3 （P3）特别是邻近的方言之间，这种“异中有同”的“重合”现象更为明显，
13、济南方言与淄川方言就是这种情况。 董绍克先生以聊斋俚曲中的“日”母的音值及演变为例，明确指出：“300 年前的淄川方言在济南强势方言的影响下， 非儿类 日母字没能像胶辽官话那样保持住零声母的读音，而是逐渐变成了 l 声母” ， “当时，济南方言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甚至出现了新老派语音的差别。 ” 5这一情况，说明淄川方言在发展演变中受到了济南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符合方言历史音变规律的。方言的历史演变有这样两种方式：地区方言向该地区权威方言靠拢和乡下方言向城里方言靠拢。蒲松龄时7代的济南府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其作为一种强势方言就会对周边地区的方言产生影响，对淄
14、川方言也不例外。淄川方言接受了济南方言的影响，或者说淄川方言融合进了一些济南方言的因素，那么运用它所创作的聊斋俚曲的语言自然与济南方言有相似之处，但并不能据此否定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也否定不了其方言属性。 关于现代淄川方言和聊斋俚曲方言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两者间之所以存在着差异，是 300 多年淄川方言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而张文以此来认定现代淄川方言和聊斋俚曲方言不是同一种方言，进而否定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显然是错误的。我们以淄川方言平声的演变为例略作说明。 董绍克先生以淄川方言平声的演变为例对此作了说明。他指出，淄川方言的平声在聊斋俚曲中分成阴平和阳平两个独立的声调，说明当
15、时平声已经分成阴平、阳平两个声调，阳平是个独立的声调，还没并入上声。而是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并入发上声的。这个历史阶段其上限应在公元 17 世纪末期（清康熙年间） ，下限是在 20 世纪初期。这说明，淄川方言经过 300 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而聊斋俚曲方言与现代淄川方言存在差异自然就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 张庆金先生在考蒲松龄集证三百年来淄川方言的演化中，以详实的材料也证实了现代淄川方言和聊斋俚曲方言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他说：“我认为，三百年前的淄川方言中可能阳平调正处在与上声调合一的过程中，甚至己并入上声调，同于现代淄川方言。所以说，淄川方8言三百年来声调变化也不大，没有巨
16、变，只是在走开始演变一演变过程一演变完成的路子。三百年来可能处在演变过程至演变完成的联阶段。这当然也证明现代淄川方言与三百年前蒲松龄时期的淄川方言是一脉相承的。 ”“事实上笔者用今淄川方言对聊斋俚曲集与日用俗字的阅读过程中，发现不但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里边方言词与今许多方言词完全相同，在理解上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故笔者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反复验证。最后得出结论便是二书确实是用当时淄川方言写成的，而今天的淄川方言也是与三百年前一脉相承的。 ” 6 综上所述，从学理上看，张文认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而非淄川方言的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或者，退一步来讲，姑且不论其结论正确与否，亦
17、不论其论据正确与否，仅就其论据和结论之逻辑推论而言，其论据与结论没有必然关系，不足以推论出其结论，从这点来讲，张文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张文以其两个论据得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 、 “即以济南府为中心的读书音”的结论后，还结合蒲松龄创作和活动来进一步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理由是：“蒲松龄的大半生是在读书教书中度过，交际圈子限于读书人之中（即所谓乡绅） 。终其一生也没有放弃科举之业，除了自己到省城参加八次乡试以外，还多次陪同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会考。学习环境的影响和科考生活的逼迫，都有利于他山东官话的习得。就如同现代的教师学生必然熟习本地区通语一样。蒲松龄长期执教的西铺村（前后达三十
18、年） ，就在淄川通往济南的大道上，过往官商仕子的语言也必非一乡土话，蒲松龄的采风创作活动也逼迫他学习通语。9” 姑且不论上文就已经证明了张文的推导和结论是错误的，仅就张文给出的这个理由而言，也可看出张文的结论是作者的猜测而已，无确凿之证据，因此也并不可靠。 其一，济南方言作为一种强势方言会对其周边地区的方言产生影响，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等于济南方言就是济南府及其周边地区的通用语。而实际上，当时的济南府也不存在所谓的“本地区通语” 。淄川方言和济南方言之间有差异，但是两地相距不远，同属于一个大的方言区，必定存在着共同的方言基础，正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此，两地之间基本的沟通应该不会成为问题
19、。 其二，蒲松龄确曾多次到过济南，一是如张文所说为科考之事，再有就是为人邀聚，都是和文人打交道，也就更好沟通了，没有必要学习张文所说的“山东官话”了。再者，张文所谓之“山东官话”的提法本身并不可取，也不准确，反而导致概念上的混乱。 其三，蒲松龄坐馆西铺，主要是负责教授毕家子弟，再就是为毕家写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以及许多地方上的捐疏或碑文等。一部聊斋文集 ，这类代人捉刀的文字就占了相当大的比数，以至于写下戒应酬文这样的感叹之作。因此，蒲松龄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既不可能有且也没有大量的时间“在淄川通往济南的大道上”做“采风创作活动” 。而实际上，如同所谓蒲松龄之“茶水换故事”的说法一样，蒲松龄“采
20、风创作活动”也不过是被后人夸大了的传闻而已。那么， “采风创作活动也逼迫他学习通语”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也是不大。 从上述分析来看，既然不存在张文所谓的“山东官话” ，蒲松龄也就10无从学起；或者退一步说，即使假设存在有张文所谓的“山东官话” ，他也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假设即使使如张文所说，蒲松龄也学习了这种“山东官话” ，那么他对所谓的“山东官话”会有多么熟悉呢？更不要说是精通了。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应试交流需要？显然这是不必要的，对济南和淄川两地文人而言，不会存在多大交流障碍的。那么，从这两点来讲，蒲松龄都不可能且也没必要运用这样一种他没学习过或不熟悉的语言来进行创作。从聊斋俚曲的
21、文学成就来看，显然蒲松龄对这一语言的掌握是非常熟悉和精通的，理解和把握也是非常深刻的。这同样也证明了张文所谓“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的结论是错误的。 二、聊斋俚曲的淄川方言属性不容否定 上文，笔者已经从语言学和学理的角度证明张文观点难以成立。下面，再就聊斋俚曲的文体性质和特点做细致的分析，以求对聊斋俚曲有更全面和准确的认知，进而深刻理解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 1、聊斋俚曲的名义 据雍正三年（1725）张元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记载，蒲松龄共写下了“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 、 姑妇曲 、 慈悲曲 、 翻魇殃 、 寒森曲 、 琴瑟乐 、 蓬莱宴 、 俊夜叉 、 穷汉词 、 丑俊巴 、快曲 、 禳妒咒 、 富贵神仙后变魔难曲 、 增补幸云曲 。由此可知，聊斋俚曲最早称为“通俗俚曲” 。 “通俗” ，浅近易懂之意。 “俚曲”则有两个意思：1、通俗浅近的歌曲；民间歌曲。2、指文人模仿民间俗曲体裁所写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