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行业异质性与反倾销行为一、 引言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渐改变各国对外贸易保护政策的特质。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签订初期，反倾销措施并不是国际贸易领域主要的贸易限制手段。在 20 世纪 60 年代，GATT 成员国每年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大概只有 10 起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对外采取反倾销方式1。但随着 WTO 的建立和国际贸易体制的逐步完善，反倾销被越来越多的采用。19952001 年，WTO 中反倾销措施使用最多的十大经济体占据了全球 70%的 GDP，其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占 WTO 记录的全球反倾销案件总数的 90%，涉及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50%2
2、。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实施反倾销行为，19952004 年，其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占反倾销案件总数的近 50%3。21 世纪初，全球反倾销申请案件总数达到历史高点4。2010 年，以印度、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提起的诉讼案件数占比持续攀升至 62%5。 但如果仔细观察近三十年来反倾销的行业分布，我们会发现，全球反倾销诉讼大都集中在部分特定的行业，例如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橡胶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造纸业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图 1） ，而并不是广泛地分布于各个行业。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很难解释这种反倾销诉讼的行业分布特征。例如，我国同为基于禀赋优势
3、出口的纸张和稀土，前者就遭受到了包括美国、欧盟、2澳大利亚、韩国等众多国家或集团的反倾销申诉，而后者则尚无申诉案例；在涉及产品案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在如医药、交通运输设备等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科技异质型行业领域发起的反倾销申诉十分频繁，而在如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自身具有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领域发起的反倾销申诉占比较小。 图 119812010 年 GATT/WTO 受理的各产业领域反倾销调查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等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以五年为周期统计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令人意外的是，鲜有文献对这种反倾销的行业差异进行过深入分析。已有的研究大都笼统地基于国别的差
4、异分析国际贸易进程中影响倾销或者反倾销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大体上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经济因素，如 GDP 增长率、自由贸易程度、进口渗透率、失业率和实际汇率等因素对一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另一类是政治因素，如企业政治影响力、相关法律与公共政策、报复性威胁等因素对一国反倾销行为的影响。 总体而言，宏观经济因素对一国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并不明确。Lindsey、Mah、Knetter 和 Prusa 等对美国的研究提供了反倾销行为与一国经济增长率负相关的证据，换句话说，如果一国经济增长表现良好，那么该国对进口商品采取反倾销调查（诉讼）的可能性就会降低68。这是符合一般理论直觉的。但 SadniJ
5、allab 等对欧盟反倾销案的研究却发现，GDP 的波动实际上对欧盟各国的反倾销行为影响并不显著9。Vandenbussche 和 Zanardi、Konings 和 Hylke 认为在网络全球化环境下，反倾销保护会造成进口的减少和商品价格的上升，因而会减少国内产品3的销售额和出口量，将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4，10。杜鹏和张瑶以中国对外反倾销立案数量为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1。换句话说，一国实际经济增长表现优劣与否，并不是决定该国是否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举措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认为，进口渗透率、国内产业资本密集度和失业率是国际贸易进口国的反倾销行为变化的三大动因1213。
6、这也得到美国实证研究的支持1415。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反倾销税对美国进口的影响为 4%左右16。但杜鹏和张瑶、SadniJallab 等分别采用中国和欧盟的数据，得出了一国对外反倾销立案数量与进口渗透率和失业率无显著关系的结论11，9。另外，关于汇率对一国反倾销行为影响的研究方面，同样存在不一致的结论。Feinberg研究发现，一国反倾销案例的数量和该国的实际汇率成反比17。同时，一国货币升值对反倾销案的数量具有不显著的负面影响18。但 Niels和 Francois 在研究墨西哥的汇率波动影响反倾销的决策时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19。杜鹏和张瑶也用中国的数据本文所指的中国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数
7、据，下同。证明，立案数量与人民币有效汇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1。 很显然，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结论的稳健性不高。一些因素在不同样本国家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为本文分行业的研究提供了空间，因为宏观经济因素对不同国家的反倾销行为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源于行业的差异。而不区分行业笼统地加以考察，恰恰有可能抹掉行业市场结构的差异。 与此相对应的，研究政治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结论要明确得4多。一般认为，进口国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博弈均衡导致了反倾销行为。反倾销的获益集团通常具有较强的政治关联和对权威统治者的影响力，使反倾销案件的通过与否具有极强的政治因素导向2021。Moore 发现
8、非公平进口与消费的比例、利润的下降率和就业人数的变化等因素，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22。与此同时，国际重要贸易会议和谈判往往对反倾销案件申诉和裁决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2325。一些研究发现，一国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对反倾销具有显著影响18，2627。此外，国际间的贸易战策略或贸易报复也会反向影响一国的反倾销行为。例如，Finger 提出了“俱乐部”国家的概念， “俱乐部”内各国间实行区别于非成员国的反倾销措施，从而易于针对非成员国进行报复性威胁24。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很多国家进行反倾销申诉的评判标准并不取决于本国企业的经济损失，而完全取决于本国贸易保护下利益
9、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和报复动机。 政治因素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同样忽略了行业差异，尤其是行业市场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一国反倾销行为是关键的，并得到少量研究的支持。例如 Takacs 早期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物质资本产出率、人均工资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对反倾销行为影响重大28；行业总进口量占行业产品总消费量的比例和资本利用率呈现为显著变量，而利润率的下降和就业变动影响却不显著21。余淼杰通过使用 19982002 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和进口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9。而影响反倾销行为的政治因素中，行业利益诉求起着决定作用20。反倾销税是贸易政策的主要工具，
10、提起5反倾销诉讼的动机和国内产业的利益存在显著相关性。Feinberg 研究证实了对外反倾销政策对国内企业盈利水平和进口模式的影响，认为对外反倾销诉讼不可能均匀分布于所有行业，往往会根据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反应而集中在某些特殊行业5。Lee 和 Sun 通过 20022010 年韩国的相关数据，探讨了反倾销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反倾销政策的保护具有异质性，其效果取决于市场结构和企业生产率30。这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影响一国反倾销行为的行业差异问题。与本文关系比较紧密的是 SadniJallab 等人的研究，该研究首次讨论了市场结构与反倾销行为之间的关联。他们发现，欧盟各国反倾销裁定通过数量与当年
11、该国支柱企业被反倾销申诉的次数呈正比；而美国则不太重视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对美国国内龙头企业利益的损害，反而更加注重竞争性强的中小企业的反倾销政策9。也就是说，龙头企业和跟随企业（中小企业）的竞争关系会影响政府的反倾销行为。受这一研究的启发，从行业的市场结构角度分析可知，一国是否提起反倾销诉讼（调查）不仅取决于一般的成本比较优势、贸易数量、政治集团利益等因素，还取决于特定行业的市场结构。或者说，相同的宏观经济和政治因素之所以会对不同行业的反倾销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是不同行业自身的市场结构所致。我们将利用中国、印度和美国三国的反倾销行为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三国的贸易和反倾销行为作样本，除了
12、数据可得性之外，主要考虑到三国之间反倾销案件数量相对较多，且进出口行业分布较广，对跨行业研究无疑具有更大的好处。 二、 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 变量 6结合前人的研究9，21，28，我们对行业差异主要选取了行业市场结构、行业国际竞争力、行业效益和生产效率以及行业政治影响力四个维度的变量。 本文选取两个指标刻画行业的市场结构，一是行业集中度，二是行业企业总数量。按照 Pincus 的观点31，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潜在的政治关联越强，越能有效影响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行业生产的本国市场竞争程度越强，受到进口竞争冲击的范围越广阔，反而能给予政府更大的压力32。本文将采用企业微观数据库中各行业前五大
13、企业市场份额占比来度量行业集中度。此外，行业中所包括的企业数目越多，则该行业对政府维持政治稳定的影响力越大32。因此，行业企业数量也将直接影响该行业面对低价进口所采取的反倾销对策。 Prusa 和 Skeath 的研究认为，一国对外发起反倾销申诉的目标国通常是进口占比大，或是近期进口份额上升迅猛的贸易伙伴国26。同样的逻辑适用于行业层面的分析。本文分别采用行业出口外销比和行业进口渗透率这两个指标来刻画行业的国际竞争水平。一般而言，出口外销比越大，代表本行业的比较优势越大，国际竞争力越强；但与此同时，出口激增会通过“转嫁参数”最终损害别国出口商的利益，从而可能导致外国政府的贸易报复。而进口渗透率
14、越高，行业将面临越严重的进口冲击，从而增大了给本国企业带来库存增加、开工不足、效益下降以及失业等经营困难的可能性。同时，进口渗透率也会影响当局的裁决行为。进口渗透率越大，政府目标函数中给予消费者剩余相对于生产者的权数也越大，故而行业得到的保护率就越小33。 7此外，行业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越高，则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可能性会越低。本文用总资产贡献率和工业成本费用率两个指标来反映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同时用行业的国有资本占比来衡量行业内企业的政治关联或者政治影响力。 另外，为了刻画国家的经济制度差异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本文对国家变量进行了控制。各变量定义及预计符号如表 1 所示： -（二） 数
15、据 本文采用了 WTO 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国、印度和美国三个国家对外提出反倾销诉讼案件的记录，时间跨度从 1997 年到 2011 年，累计记录申诉请求 12 901 次，通过案件数 2 105 起，案件共涉及 765 种产品，主要分布的行业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纺织业、橡胶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造纸业及医药制造业等共 11 类产业。在行业分类上，本文采用盛斌的国际贸易间行业分类标准34，该标准综合了中国工业标准分类（CICC）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和海关协调制度（HS 编码）编制了相应的行业转换表。其他各国国内行业相关数据分别采自 WTO
16、 Secretariat Rules Division 数据库、联合国数据库、印度 PROWESS 数据库、万德数据库（WIND）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WTO Secretariat Rules Division 数据库可参见http：/stat.wto.org/Home/WSDBHome.aspx？Language=E，联合国数据库可参见 http：/comtrade.un.org/db/，印度 PROWESS 数据库可参见http：/ 。在样本数据整理中，本文剔除了发起多次诉讼的样本以及数据残缺的样本，将原始的产品层面的数据按盛斌的方法汇总成行业层面的数据，最终整理出三国的平衡面板数
17、据，获得有效样本 495 个。上述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 2所示：该检验构造了四个统计量：两个组统计量和两个面板统计量。组统计量 Gt 和 Ga 用于解释在面板异质性的条件下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原假设为至少存在一组没有协整的样本；面板统计量 Pt 和 Pa用于解释在面板同质性的条件下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原假设为所有组均不存在协整关系。 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在 90%以上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方程回归残差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直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此时的回归结果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是较为精确的。 三、 回归结
18、果分析 （一） 反倾销诉讼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泊松分布面板回归法（Poisson Distribution Model in panel data）对影响反倾销诉讼的行业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同时综合考量了零膨胀泊松分布面板回归法（Zero Inflated Poisson Distribution Model in panel data）和负二项分布面板回归法（Negative Binomial Model in panel data）的结果，选取拟合性最高的回归方式，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这里不做报告。 ，结果如表 5 所示： 9注：括号外数据为各解释变量前的系数，
19、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首先，我们发现行业市场结构对反倾销行为有显著影响。在情形一的修正模型和情形二控制国别变量的模型中，行业集中度与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性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垄断程度高的行业，提出反倾销申诉的频率相对较低。其可能的原因是在行业垄断程度较高的情形下，行业内龙头行业可能会因为外国商品进口而挤出本国竞争者从而收获好处，所以并不主张提起反倾销诉讼。如果结合行业企业数量与反倾销申诉案件数量的关系，我们发现，在 95%显著水平下，行业企业数量与反倾销案件数呈现 U 形相关关系。这说明本国各行业内生产者数量从小到大的变化，将导致行业对外提
20、起反倾销诉讼频率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是因为外国商品进口对某一行业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本国市场中企业数目较少、龙头企业本身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外国商品的倾销会压低价格而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垄断性强的行业易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外国商品的倾销同时挤出了部分国内竞争者，因此企业数目相对较多、龙头企业市场占有份额较少的行业，反而可能从中获益，因此提出诉讼的激励就减少了；但是本国市场中企业数目很多、垄断势力较弱的行业，外国企业压低价格可能会使多数企业受损，受损行业联名提起反倾销申诉的频率就会增加。 为进一步探究市场结构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本文加入行业效益和市场结构的交叉项。在情形三和情形四中
21、反倾销诉讼案件数与关于行业内企业数量和生产成本费用率的交叉项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企业数量和生产成本对提起反倾销诉讼案件的频率具有正向的联合10影响。一方面，说明行业经济收益损失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是与行业内企业数量有关的，企业数目越多的行业，行业成本费用率对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大。这是因为行业内企业数目的增加，使行业经济效益损失的影响覆盖面扩大，导致遭受实质损失的企业联合提出反倾销的可能性增大。另一方面，说明行业内企业数量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是与行业生产成本有关的，成本费用率越大的行业，行业内企业数量对行业提起反倾销诉讼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小。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成本费用率高的行业，竞争力
22、相对较低，低成本外国商品的进入能够瓜分大量的市场份额，冲击原有的本国市场结构，从而使行业结构对反倾销诉讼频率的影响力减弱。 同样地，反倾销诉讼案件数与行业集中度和总资产贡献率的交叉项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一方面行业经济收益损失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是与行业集中度有关的，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行业总资产贡献率对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小。可能的原因是，行业集中度越高，垄断势力就越强，可能会出现因倾销而受益的龙头企业。因此，这种行业内反对申诉压力集团的出现会使行业内企业一致行动的阻力变大，只有造成足够大的经济效益损失，才能够刺激压力集团联合提起申诉。另一方面，行业集中度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是与行业利润率有关的。总资产贡献率越大的行业，行业集中度对行业提起反倾销诉讼行为的影响程度越小。原因在于总资产贡献率越大，行业预期收益率越高，龙头企业更有激励提出反倾销申诉来击退潜在国际竞争对手。 此外，回归结果也显示，一国行业的出口情形对该行业提起反倾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