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劳工收入差异与分解.doc

1、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劳工收入差异与分解摘要：本文基于珠三角、苏南地区与浙江地区的调查数据，探讨珠三角、苏南和浙江三大发展模式对劳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劳工月均工资水平苏南地区最高，珠三角地区最低。通过进一步研究三种发展模式工资差异分解发现，苏南地区劳工工资高于珠三角、浙江两地，主要是由劳工的人力资本等禀赋特征造成的，苏南地区发展的特点对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求更高，由此导致了苏南地区劳工月均收入更高。但从人力资本等禀赋特征的收入回报率来看，苏南地区却是“效率”最低的，浙江、珠三角地区的人力资本“价格”高于苏南地区。 关键词：发展模式 劳工收入 奥卡索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

2、劳工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上的成功使“中国模式” 、 “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受到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Lau，et al， ，1997，2000；Woo，2001；赵燕菁，2010） 。事实上，概括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特点的“中国经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模式，最典型的就是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宋林飞，2009） 。而学者们关注各种发展模式成功经验时，不同模式下的劳工待遇问题却被忽视2了。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劳工的研究汗牛充栋，亦不乏关于劳工状况的区域比较研究的优秀成果（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

3、，2006；万向东、刘林平，2007a，2007b） ，但是大多忽视了各种发展模式与劳工处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少有研究将发展模式与劳工遭遇结合起来。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三大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样板，那么不同模式下劳工的处境有什么差异？如果在“低成本”发展战略 2 下，处境难以令人满意是劳工普遍的命运，那么，三大模式中哪一种模式对劳工待遇与权益的改善相对更为有利？ 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发展模式的视角关注不同模式下劳工的命运。为使文章的研究主题更为集中，本文将主要比较珠三角、苏南和浙江三大发展模式对劳工收入的影响，探求影响劳工收入的原因与机制。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三大发展

4、模式研究综述 研究者关注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时，提出了诸多模式，比如顺德模式、中山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台州模式、苏州模式、无锡模式等等。这些模式被总结为三大模式，即珠三角地区的“珠三角模式” ，长三角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浙江模式” 。三种模式各有鲜明特点，代表不同的发展方式。以深圳、东莞和顺德为代表的珠三角模式是改革开放政策“先行先试”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推动本地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同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因此3在政策与外资带动下的珠三角模式被视为典型的外源型经济（刘焕泉，2003） 。而以温州

5、和义乌为代表的浙江模式“在缺乏政府和外商直接的大规模投资推动条件下取得了高增长” （郑勇军，2001） ，因此被视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的典范，代表的是一种内源型经济。而政府投资推动下的苏南模式主要以集体经济为主，被视为“过渡性”的模式（冯兴元，2001） 。三种模式解决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不同，珠三角模式主要是靠引进外资，苏南模式主要依靠政府和集体投资，而浙江模式主要是通过私营经济积累。三种模式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不同，珠三角模式是“强政府一强市场” （陈文理，2005） ，是政府主导与市场驱动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创新（许高峰、王炜，2010） ；浙江模式是“弱政府一强市场” ，是以

6、民间力量为主的市场驱动下的制度创新；苏南模式是“强政府一弱市场” ，是以乡镇政府为主要组织资源方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 ，背后的推手是“强政府力量” （董晓宇，2008；宋林飞，2001） 。 （二）不同发展模式下的劳工特点 东部沿海的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多，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这一现象被广泛关注，劳工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者或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从经济发展过程解释劳动力迁移，或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解释劳动力迁移行为（相关综述参见蔡禾、王进，2007；魏万青，2011） ，具体到劳工权益或工资研究时更多从微观视角进行研究，探

7、讨各种因素，比如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口特征对个体收入的影响。4诸多研究中不乏对制度、地区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如户籍制度、法律制度对收入的影响（魏万青，2012）以及行业、区域之间的收入差异（陈祎、刘阳阳，2010；刘林平、张春泥，2007）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将发展模式与劳工收入联系起来，不同发展模式对劳工工资的决定机制的研究有待加强。 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劳工工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存在，背后原因是什么？一般认为，珠三角模式的外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比例明显高于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背后的推手是“强政府力量” ，因此该模式下的国有、集体企业比例高于浙江与珠三角等地；浙江模

8、式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因此该模式下的私营和个体企业比例高于其它两种模式。在企业规模上，珠三角模式和苏南模式依托雄厚的外资或政府财政支持，企业规模普遍大于浙江模式。苏南模式下的“社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敢于大规模举债，上一些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项目，使苏南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企业组织规模化方面领先温州地区” （伞锋等，2001） 。因此在产业结构上，苏南模式“从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进行工业化” （董锋等，2010） 。 不同的发展模式，使地方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特点（相关综述参见纪玉山、李兵，2003；伞锋等，2001） ，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不同（董锋等，2010；张一力，2006）

9、 。浙江模式“产业集群的形成并不要求有较高的专业人力资本” ，而苏南模式的“产业集群却对专业技术有一定要求” ，两种模式下的“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分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 （张一力，2006） 。而珠三角模式的国际资本比重大，5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国际资本偏好是廉价和年轻的外来女工，而不是“劳动力的忠诚或者保住稀缺技术” （任焰、潘毅，2006；魏万青，2011） 。由此可推断，苏南地区劳工人力资本显著高于浙江和珠三角地区。据此提出“劳动力禀赋差异”假设： 假设 1：因为苏南地区劳工人力资本高于珠三角地区和浙江地区，所以苏南地区劳工的人力资源等禀赋条件给劳工带来的收入回报最

10、高。 假设 1 只是针对三大发展模式中劳工的异质性（主要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回答禀赋的“价格差异” （邢春冰，2010） ，即不同发展模式下劳工收入回报率差异的问题。这需要先回答一个反事实问题：“具有平均特征水平的劳工如果去珠三角、苏南、浙江地区工作，其收入会有什么不同？”目前并无文献对此做出回答。一些研究者指出，不同模式下的受益群体也不同。苏南模式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和公务员的福利” ，但“人均收入较人均 GDP 增长缓慢且与人均 GDP 之比持续下降” ，而浙江模式“藏富于民的政策”则保证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董锋等，2010） 。相较于浙江模式与苏南模式

11、丰富的研究成果，珠三角模式的研究被重视程度不够（戴定，2003） 。珠三角地区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提条件与核心竞争力正是来自该地区吸引了“低端的” 、 “低成本的劳动力” （高柏，2008，2009） ，在强政府和强资本的背景下，国际资本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劳工被侵权现象频发的地区，全球资本“逐底竞争”背景下的珠三角地区的劳工处境远不如长三角地区（蔡建娜，2007；刘林平等，2011；万向东、刘林平，2007a，2007b） 。这些观点虽然无法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但依然可推断出6一些可验证的假设。 其一，一般而言，从企业效率看，企业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市场回报率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用于

12、工资（消费）的资金也会越多。诸多研究发现，除了垄断性国企，生产效率或资源利用效率国企总体上不如民企（吴延兵，2012；刘瑞明、石磊，2010） 。但民企在管理和生产效率方面又不如外资企业。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效率最高的企业对劳工教育投入的回报率也最高。苏南模式下的企业更多是国企和集体企业，政府占主导；浙江模式主要是民营和个体企业；珠三角模式主要是外资企业、个体和民营经济，所以其劳工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于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 其二是企业偏好与分配偏好对劳工收入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的企业一般是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低附加值产业，低成本是其核心竞争力，对人力资本的控制特别严。相关研究也表明，珠三角地区的

13、制造业更偏好廉价和年轻的女工（任焰、潘毅，2006；魏万青，2011；蔡建娜，2007；刘林平等，2011；万向东、刘林平，2007a，2007b） 。苏南模式多为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项目，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而政府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收入（宏观赋税） 。在给定的社会财富中，政府集中的财富越高，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就越低；政府用于投资的份额越多，用于分配的份额就越小；在给定分配份额中，政府公务员占的资源比例越高，体制外的劳工等所占比例就会越低。而浙江模式藏富于民的政策则保证了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董锋等，2010） 。浙江模式的藏富于民中的“民”究竟是只包括民间资本，还是将广大劳工也包括在内？后者

14、并不具有必7然性，藏富于民并不意味着劳工就能得到较高的收入。那么这究竟会如何影响到人力资本的“价格差异”？根据“拥挤理论”（Edgeworth，1922；Bergmann，1971）或“贬值理论”（England，1992；Soresen，1994） ，当某地或某领域有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增加时，教育回报率就会降低。由此可推断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 2：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苏南模式劳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价格差异）显著低于珠三角和浙江模式。 综上所述，虽然同为典型的发展模式，但三种模式存在很明显的差异。首先，在企业特征上，浙江的民营和个体企业比例优势明显，苏南地区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比例高于其它两

15、地，而珠三角地区则是外资企业比例占优；其次，在劳工特征上，由于浙江模式“选择低成本、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业开始发展” ，对劳工人力资本要求不高。珠三角模式下的“世界工厂”感兴趣的是“廉价”和“年轻”的“女工” 。而苏南模式“选择高新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进行工业化” ，相对而言要求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苏南模式劳工人力资本显著高于其它两种模式。 三、具体分析思路与方法 上述研究假设是建立在三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区域发展模式，三种模式本身都在不断演进。 “2001 年，长三角的 FDI 达到 134.19 亿美元，占全国的 28.62%，珠三角的 FDI 达到 129.72

16、亿美元，占全国 27.67%，长三角的 FDI 的绝对量第一次超过珠三角。 ”（赖文凤，2007）目前浙江模式“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产业升级，苏南与珠三角模式则加强了混合经济与民营化等” ，三种模式的“发展趋势，正呈8现趋同化的迹象” 。苏南和浙江地区也开始大量引进外资，形成新苏南模式与新浙江模式。因此，首先要检验研究者概括的三种模式的差异是否依然存在。笔者认为，三种模式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必然体现在劳工的个体特征上，并影响劳工的就业机会。如果某区域个体和民营企业越多，劳工进入该类别企业的机会就越大；某区域企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越高，那么该区域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拥有技术资格证的劳工比例就越高。因此

17、，笔者首先通过样本的比较和描述，对经验假设的前提进行检验。 本文第二步是对收入差异进行 Oaxaca 分解，进一步探讨收入差异形成的原因。具体表达如下： R=E（XA）-E（XB）B+E（XR）（A-B） +E（XB）-E（XA）（A-B） （1）R 为发展模式 A 与 B 的平均收入差异，即 R=E（yA）-E（yB） 。其差异分解为三部分，E（XA）-E（XB）B 为 A、B 两种模式因禀赋特征的不同导致的差异，简称 E。E（xB） （A-B。 ）为回归系数导致的差异，简称 COE（XB）-E（XA）（A-B）为禀赋差异和系数差异的交互项，简称 I。一般而言，分组比较中将禀赋差异 E 视为

18、可解释部分，而将系数差异 C 和交互效应 I 视为不可解释部分。本文涉及三种模式之间的比较，只需将三种模式两两配对进行比较即可。 最后，为了使比较结果更为直观，本文在传统工资模型中，纳入三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虚拟变量，采用的模型如下： y=M+X+ （2）式（2）中，y 为单位工资对数，x 为个体的性别、教育水平等9人口特征以及就业企业性质，M 为表示发展模式的虚拟变量。 上述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检验研究的前提是否可靠，如果三大模式下劳工是同质化的，三大模式差异并没有在劳工身上有所体现，那么研究也就没有必要；第二步是验证相关假设，探讨不同发展模式下劳工收入形成的原因；第三步是进一步验证。 四、数据与

19、统计结果 （一）数据与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刘林平主持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4 调查工作在 2010 年 78 月进行，调查对象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跨地域（县、市、区）流动的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外来工，课题组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各城市外来人口比例为样本分配依据，控制了性别、行业和地区分布，发放问卷 4 254 份，回收有效问卷 4 152 份，有效回收率 97.6%。根据本文研究目的，笔者选取了珠三角地区、浙江地区和苏南地区的样本，列删缺失值后共 3 475 个样本进入分析（见表 1） 。 （二）三大区域发展模式下的劳工差异与收入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三种模式下的劳工在个

20、体特征、人力资本和就业企业性质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不同。 从人口特征看，三种模式下女工比例都高于男工，其中珠三角地区与潘毅等描述的外资企业用工偏好一致（任焰、潘毅，2006；魏万青，2011） ，更多为未婚和年轻的劳工，已婚劳工不到一半，而浙江和苏南地区劳工中已婚比例均超过 60%。 从人力资本看，三大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在劳工平均工作经验方面，10苏南最长，约为 9 年，而浙江与珠三角大致相同，约为 7.5 年。在劳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苏南模式最长，为 11.18 年，高于珠三角地区的 10.25 年，浙江地区最低，为 9.82 年。在职业技术资格方面，苏南 从劳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看，三种模

21、式也存在显著差异，苏南地区最高（2181 元） ，珠三角地区最低（1987 元） ，浙江地区约 2143 元，但内部差异也最大（方差为 2058） 。这与假设 1 预测结果一致。 （二）不同区域发展模式劳工月均收入差距及原因：Oaxaca 分解结果 从表 1 可看到不同区域发展模式的劳工收入差异，可以大致推断出苏南地区劳工收入较高，其中很大原因是劳工禀赋差异，如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多的技能、更多的工作经验等。但简单的描述统计无法给出各类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三大模式劳工月收入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表 2 给出了收入差距分解结果。 表 2 的统计结果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三种模式下劳工收入对数的总差异，第二部分为总体分解，第三部分为“变量分解” ，第四部分为变量“归类分解”结果。 从表 2 总差异部分的“禀赋”栏给出的统计结果可看出，不同区域发展模式下劳工收入差距非常明显，苏南地区劳工收入最高，珠三角地区最低，浙江地区处于中间。从“总体分解”部分的统计结果可知，区域间劳工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劳工的异质性（禀赋差异）造成。以珠三角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结果为例，珠三角模式下劳工平均收入显著低于苏南模式，两种模式月收入对数差异为 0.082，其中可解释的部分差异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