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全球气候问题领域的普遍伦理与道德金律摘要气候问题的伦理困境越来越突出，这一伦理困境呼唤普遍伦理的重建。道德金律在普遍伦理的重建中被寄予了厚望。在全球气候问题领域内道德金律面临着从理解转向接受，从接受导向行动以及从“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迈向“国所不欲，勿施于国”的困境。但是道德金律体现出的德性练习与正义原则有助于破解这一困境，并逐步促使人们采取新的行动。 关键词普遍伦理 道德金律 气候问题 共识 中图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94-08 道德一直是国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主题。国际政治历来被界划为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场，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2、弥罗斯人的辩论早已道明了这样残酷的事实：“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 ”历经文明的洗礼， “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这一极端的现实主义论调虽已不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但在一个缺乏超政府权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权力和利益依然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这一切并非完全排除道德的作用。事实上，国际政治格局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道德共识的突破。道德规范了国家行为，使得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实际做的要少于他们也许本来能够做的，也少于他们在其他历史阶段实际做的。他们之所以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拒绝考2虑某些目标或使用某些手段，并不是因为这些目标或手段不够实际不够明智，而是因为某些道德规
3、则在他们面前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常常沦为权力和利益的婢女，但大多数政治的妥协和利益的整合却是因为道德影响着人们对权力、利益的看法。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直被人们所追求，从来没真正实现的道德理想成为国际政治历久弥新的话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国际道德的探求主导了国际问题的研究。这些探求主要表现为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对世界的设计。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国际政治的幻想。强调权力的作用以及自私的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从此主导了 20 世纪的话语权，但由此也引发了人们的误解，一些人认为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是毫无作用的。而实质上，在强调强权力和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看来，道德在国际交往中
4、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实主义的鼻祖汉斯摩根索早就警告过人们：“在讨论国际道德时，必须防止两种极端：或者夸大伦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或者低估它的影响，认为仅仅是物质权力的考虑才是推动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的力量。 ”问题在于，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体系中，道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的行为，并进而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增进人类的福祉？道德是政治家们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还是日益增进的全球责任的真实体现？在缺乏超政府权威的国际环境中道德是一种温情脉脉、一厢情愿、毫无力量的浪漫主义诉求，还是增进共识、促进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新的审视。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片面地强
5、调权力和国家私利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气候变化超越了3国界，打碎了主权国家自私的考量。气候变化问题已不仅仅是科学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伦理问题。全球变暖的语境当中自然包含着一个复杂的多重问句：谁为了什么在谁面前按照哪些标准承担何等责任？责任与共识是气候变化困境得以最终解决的前提。因此，如何在全球普遍的道德律令中找寻到具有某些普世价值的立足点，打破气候变化的伦理困境，从而重新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道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直面的课题。 一、气候问题的产生与伦理因素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1994 年 3 月签署生效以来，气候问题就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此后，气候问题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一
6、系列的变化。1997 年前，焦点集中在科学认知层面；1998 年至 2005年，焦点逐步转向经济层面；2005 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焦点转向各国的政治博弈。2009 年被誉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仅在美国、中国、印度、南非等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尚未能获得与会各国全面通过的协议。随后 2010 年的坎昆会议，2011 年的曼谷会议、德班会议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普遍失语导致气候合作举步维艰。美国希望继续保持现代化的奢侈生活，其经济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高，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无疑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成本，同时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使它能以较小的代价适
7、应气候变化，因此拒绝单方面大幅度减少排放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石油生产国担心温室气体的减排会抑制世界能源的需求，影响其经济收入，因而试图减缓谈判步伐；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海岛国4家则面临着由于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从而被海洋吞噬的危险，因而极力呼吁减排行动；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减排行动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欧盟诸国、北欧各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具有较强的国际责任感，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希望通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从改善能源效率中获得效益和国际话语权，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中一直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各国
8、在气候问题上的行动不一导致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进程逡巡不前。诚然，这其中既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但也与工业活动以来人们伦理观念的改变有关。 众所周知，全球变暖的直接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自工业活动。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设计预示着科技理性的确立和人类对自然的逐步占领。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冲破了宗教的束缚，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取代了对自然的敬畏。但在此之前，人类的活动是笼罩在神的关怀和道德的约束之下的。古希伯来人的申命记法典规定：“家畜以及农民在安息日休息，足够的土地保持未使用状态以便为野生动物提供空间。同样，土地不会被深犁，否则就暗示对土地缺乏尊重。而
9、且土地每隔七年就要休耕，给予它自己休息期。 ”安息日的原则规定人类在经济上的成功应维持在道德限制以内。对于古希伯来人说，人类活动的秩序是由于神的安排，正义在于遵循这一秩序的安排。由于存在不可挑战、必须崇敬的神，人们的活动必须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人类的欲望也需要规制。可能会有5人反问，这种经济生活保持在道德伦理的限度内仅对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而言，那些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何以能够保持这种道德底线？ 实际上，即便在没有超验神灵支撑的国家里，只要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人们也会遵循自然规定的秩序。在靠天吃饭的年代，人们只有顺从天意，把握节时，才能耕有所获。在工业活动之前，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基本用于满足
10、自己有限的需要，人与自然之间还保持着一种原始朴素的和谐。 工业活动彻底摧毁了这一根基，当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创造出超过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物质财富时，人类的欲望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工业机器以几何级的增长速度夜以继日地开动下去。 “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工业文明把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碾碎，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被冷冰冰的利己主义情感所代替。 毋庸置疑，工业活动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宗教、伦理、经济逐渐分离，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曾经被奉为创世的神失落了，人类创造的世俗之神在狂欢。欲望、竞争、胜利、躁动、焦虑人类的命运像失去制动的列车，沿着未知的
11、方向不断狂奔。现代化唤醒了每个人压抑已久的力量，堆积如山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无数的自然资源被消耗掉，工厂林立，大量的烟囱加速了地球的呼吸。毫无节制的气体排放使全球气候负担过度，可悲的是， “人类在自身伦理道德思想的共识上进步缓慢，远远滞后于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技术利用方面的长足发展” 。科技表征着人类自身的觉醒，但也激发了人类的贪婪，6打破了人类生活的宁静。 “通过技术、经济和政治的策略以及人口的增长和现代人类力量的发展，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力量。但是这些新的力量，并没有为了地球环境而增加道德责任，或者加强与远方的人民的联系。与此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人类的力量战胜自然，现代人也
12、与地球和他们的同胞日益疏远。 ” 要言之，工业化时代人们价值观的转变是气候变化的伦理因素。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求协调一致的行动，否则会出现人人有责但人人不负责的“公地悲剧” 。然而要打破“公地悲剧”的困境，必须转变人类的价值观念与伦理判断，对此，哈定在他的名篇公共地悲剧中早有论断：类似于公共地问题、人口增长、武器竞赛等困境，如果试图仅仅通过自然科学中的技术变化来解决，却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转变的话，是没有出路的。 二、普遍伦理、共识与道德金律 如前所述，气候问题的僵滞表面上是国家利益的分歧，实质上却是人类伦理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冲突。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伦理学家们就试图从
13、各个文明中寻求整合人类行为的思想资源，为全球秩序寻找一个规范性的基础。作为这一基础的普遍伦理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对普遍伦理的关注基于这样的事实判断：“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已经陷入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这一危机既是整个人类现代性危机的集中反映，也极大地预制着人类未来的生活前景。 ”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化把多元异质的文化、利益聚集在一起，使得“大量的社会问题和全球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纠缠于现代人类的价值判断，而现7有的各种伦理观念一 无论是西方现代性的，还是东方传统的；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已无法单独满足现时代的道德文化的需要” 。也就是说，对普遍伦理的欲求植基于人们对世界危机的
14、深刻体悟，现有的观念无法为解决这场危机提供思路。 然而，能够整合各类价值观的普遍伦理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构想，还没有成为事实的存在。国内学者从各种进路探寻建立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但不管是强调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还是“由下而上”的求论方式，似乎在现实中都难以成为普遍伦理，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目前对建立普遍伦理的探讨存在思维僭越的问题。这种僭越导致将知识论层面的认知直接运用到实践论的操作上。在对普遍伦理的探讨中人们通常将其等同于全球伦理，这里面有着学理上的误用。普遍伦理体现的是一种理论思维，其实践意义不在于充当生活的蓝图，而在于为具体的实践筹划提供有约束力的理论。要在全球层面上综合多元的文化传统
15、，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只能采取非逻辑复合的思维方式去筹划，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全球伦理或共识。普遍伦理存在于特定的文化体系中。奠基于一定的理论预设。要使人们从理解走向接受，甚至践行，则需要在普遍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的跨文化对话，并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达成共识，而这种寻求共识的进路不能简单地通过逻辑推定来获得。普遍伦理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全球伦理则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两者不具备等同的关系。人们希望用以解决全球化问题衍生出各种问题的“普遍伦理”实质就是具有可操作意义的全球伦理或共8识。 简言之，立基于一定的前提和推理方式，普遍伦理是存在，但普遍伦理不是包罗万象，可以穿越不同文化传统的绝对伦理，
16、它只能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作为原理对人们的价值观起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要在多元异质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共识，必须在各普遍伦理基础上挖掘出可促成合作的元素。这一元素通常被人们称为道德金律，按照孔汉思的说法， “在所有伟大的宗教和伦理传统中，都可以发现这一金律” 。但是被寄予厚望的道德金律在现代伦理体系中本身面临着很多问题，在全球气候问题上，道德金律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呢？ 三、道德金律的延展困境 道德金律广泛存在于各宗教、文明、哲学的表达中，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道德金律被视为可允当普遍伦理的道德律令。但是在全球变暖的语境中人们呼唤的是能够促成人们合作、推进人们行动
17、的实践性共识。道德金律要促成全球性合作，需要打破如下两种困境。 （一）理解与接受，接受与行动 赵汀阳先生在论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中认为：“理性对活有可能达到一致的理解，但址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被理解，而是被接受。接受才是对话交往问题的终点。 ”理解意味着在理性意义上被辨明。通过理性的对话和充分的沟通，人们可以把握问题的要义。只要克服语言的障碍，具备正常的理性，达到理解的目标并非难事。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完全合乎理性标准的正确对话必定能够产生一致认可的9理解。但是赵汀阳先生认为哈贝马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理解不能保证接受，达成共识和合作的充分理由不是互相理解，而是互相接受。可是互相接受的
18、问题超出了知识论和理性所能够处理的范围。 存在于各文明系统中的道德金律，我们都可以理解其中的内容，甚至还可以通过后人的解读理解它们的前提、规范的对象，但是我们不一定接受其中的内容。比如，道德金律是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包括低于人的生命，这个问题要看思考者是个基督徒还是耆那教徒或印度教徒，是相信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中关于道德金律的论述，还是相信其他关于道德金律的不同论述。因此，不同的民族和宗教，即便能理解彼此的想法，但囿于各自的信仰和传统，他们不一定接受对方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全球伦王里的道德金律意味着要把接受的问题包含在内，即除了它们在理性意义上被辩明外，还需要被接受，只有
19、“接受”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共识。 接受有两种方式：被动的接受与内在的认可。被动的接受大部分是由于权力和利益的压力。一个国家内部的成员，不管是什么派别的教徒，都必须接受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即使有些法律规定与他们的宗教教义不合，他们仍须服从国家法律的总体安排。在国际政治中权力意味着迫使别国接受他不愿接受的条件的能力。除了权力的因素外，利益也是驱使人们接受的重要因素。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们原本不愿接受的事情，由于利益的引诱，被迫屈服。国际政治更是如此，利益常使很多国家违背基本的道义，接受某些肮脏的交易。与被动接受相反，内在认可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接受。这种发自内心的接受一部分来自宽容与同情，10部分来
20、自信仰或信念。宽容与同情是由于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情况，从而接受对方的要求，甚至有些时候还包括牺牲自己的利益。信仰或信念是内在认可最自觉的表达。 基于信仰或信念的接受更容易促使人们采取行动， “在信仰的历程中，人们赋予信仰对象（不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以绝对真实性，把它作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承担者，并随之产生敬畏、虔诚、舍弃自我的心理状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朝先生认为，要使道德金律对人们产生约束力，一个可尝试的方案就是使道德金律信仰化或者信念化。 诚然，基于信仰的内在认可更容易接受该共同体或文化群体所给定的规定与价值承诺，从而使接受转化为行动，但在不同共同体或文化群体之间，如何接受彼此
21、不同的价值理念，则成为跨文化间交流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从国内学者对普遍伦理的暖昧态度也反映出来。国内学者大多肯定普遍伦理的积极意义，认可道德金律在各经典文本中的表达，但对于道德金律是否具有全球的普适性，很多学者持否定态度。如若每个人只接受共同体或文化群体内部的信仰或理念，对于之外的理念采取排斥的态度，那显然不能实现“接受”的目标，进而也就无法形成一致的行动。就此，王晓朝先生认为道德金律不能普遍实施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即“倡导者的一方和遵循者一方。道德金律的倡导者不能把道德金律的适用范围最大化，该适用范围内的人们不能将道德金律信仰化或信念化。也就是说，在道德金律信仰或信念化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扩大道德金律的范围，使之适合所有的人。只有这样，道德金律的信仰或信念化才能催生一致的行动。这当然是一个最理想的设计，但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