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史学史专家杨翼骧先生的治学历程和学术贡献摘要：杨翼骧先生是著名中国史学史专家，1939 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就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一生在史学史教学、研讨和学科建设上做出杰出贡献。他具有明哲守正的节操、孤标特立的风范，这在当代史学界，是值得敬仰的。今存杨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手稿，虽未成书，但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那一代老一辈学者多所周折治学历程的写照，对此予以梳理、总结，可以化作进一步做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明哲守正；手稿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2-0010-10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杨翼
2、骧教授的姓名是与中国史学史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是在近代经梁启超等著名学者提倡才建立起来的，但仍长期处于偏僻冷落的境地，而杨翼骧先生则从大学二年级，即已将研究中国史学史定为终生事业，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1961 年起，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以接受教育部委托编纂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为契机，投入史学史的学科建设；1976 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先生也加盟中国史学史学科，随后即形成北师大、华东师大、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四个史学史博士学位授与单位，成为历史学内重要的学术专业。这里，梳理杨翼骧先生的治学历程和学术贡献，可以加深对
3、2中国历史学的理解，对老一辈学者所经历的时代背景、文化境遇能够产生更为深切的认知。 一、多所周折的求学与治学历程 杨翼骧，字子昂，籍贯山东省金乡县，1918 年 8 月 15 日生于一个世代教师的家庭。从小在祖父的督导下读书习字，上小学始，则由父亲监督课外学习。祖父、父亲都是教师，辅导得法，训练严格，因而在小学阶段，杨先生就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古典经史与文献知识。初中的三年学习，不仅学业优秀，而且饱读新潮作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于 1933 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济南高中是十分著名的优秀中学，特别是 1932年宋还吾任校长之后，聘请许多杰出学者为教师，如国文教师中就有李俊民（李守章） 、陈翔鹤、
4、王冶秋、李何林、季羡林等等，后来皆成为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此外，济南高中还常常邀请著名专家到校做学术讲座，如历史学家陶希圣、水利学家张含英等，都曾到校做学术讲座，整个学校内充满浓郁的学术文化气氛。高中时期，杨先生对新兴文学之兴趣仍很浓厚，曾在山东民国时报发表几篇散文，又于山东日报以发表新诗歌参与文学竞赛，经评奖居然获得第三名，这种成功感激发出一种要努力成为作家的冲动，但在同学挚友的解说下，终于改变了志愿，1936 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进入北大这个著名学府，既觉得幸运也值得自豪，但正常的学习生活只不过一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 ，抗日战争爆发。时隔不久，北平、天津等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南迁，到长沙组成联合大学。杨先生正好因暑假回山东家乡，未能与北京大学师生3同行，而于 9 月份得到通知，要到长沙报到。由于战争形势下交通不便，须绕道而行，更兼经济困难，1938 年 2 月方抵达武汉，但此时由于日军进逼，长沙联合大学已经转移到昆明，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当时，从武汉到昆明是没有便捷的交通路线的，原北大、清华、南开的部分师生，是在政府与校方的组织下和帮助下集体步行走到昆明，师生的行李有车辆运载，沿途住宿与伙食，有官方、校方设法安排，仍备受艰辛才抵达目的地。而孑然一人，根本无法在战火纷飞、盗匪出没的环境下徒步前行。唯一的途径是辗转乘车到广西，然后再进入越
6、南，从越南乘火车到昆明，但这一途程旅费不菲，只好在行程中打工谋生且积攒路费。1938年 12 月，由于他人的帮助，杨先生在距离南宁 100 多公里的崇善县，找到担任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公文抄写员的工作，每月薪金除生活之外还可以有几元的节余，更重要的是崇善县图书馆藏有较多史书，阅读方便。先生之工作余暇得以在这个图书馆苦读古今史著，收获颇丰。特别是精读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之后，立下了致志于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志愿，这成为一生的学术专业方向。在流离之中和尚未复学的状况下，通过读史自学而形成学术专攻的定见，不能不说是十分地难能可贵。 在湘桂铁路第三工程总段做工八个月，积攒了一些路
7、费，加之总段长翟维泮的慷慨捐助，于是从崇善出发，经凭祥进入越南河内，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昆明，于 1939 年 9 月 8 日，在西南联合大学报到复学，这时已经耽搁学业两年之久。复学之后，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围绕中国史学史专业的读书研讨。1940 年，姚从吾教授首次在西南联大历史系讲4授中国史学史课，先生在听完第一节课之后，就将习作晋代之史学一文呈上姚先生请求指点，得到姚先生的热心鼓励，并且表示支持将此专业方向坚持下去。1942 年 7 月，先生完成大学学业，以毕业论文论曹操统一中原获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指导教师为郑天挺。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依照史学系的安排讲授课程，而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努力也同
8、时继续。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三校联合局面结束，各自在北平、天津复校，杨先生属于北京大学编制。1947 年、1948 年间，先生陆续发表几篇短小精湛的史学史论文，如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 、 班固的史才 、 三国时代的史学等。 中国史学史专业虽经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而树立起来，但仍然属于冷僻学科，很多大学不开设这门课程，史学界对于史学史学科的认识也颇为分歧。例如余嘉锡先生哲嗣余逊即主张应当在各个断代史都有了教学经历之后，再考虑研讨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出版之后，也有人说中国史学史已经搞完了，剩下的研究余地已然微不足道。这些议论都冲击着杨先生的专业志向，甚至有人直接劝说杨先
9、生暂且放弃对中国史学史的研习。但是，杨先生还是矢志不移选定中国史学史为主攻方向，这在北京大学最初任教的几年内已被史学界同仁所了解和理解，在当时，像杨先生这样从大学二年级就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而且面对各种异议仍不改初衷者，尚属惟一，未闻另例，仅此一点，即可传为学界佳话。1946 年 9 月之后，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史学史的姚从吾先生调任河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准备请郑天挺先生接任此课，郑天挺先生认为应当由杨翼骧承担，无奈当时的体制是：讲授这种专门课程，需要教5授职称才够资格。又过两三年后的 1949 年，经由向达教授鼎力保举，才打破常规，决定由杨先生担任中国史学史课程。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学课程与专
10、业研究的志向合一，无疑是十分惬意的工作。 到 1952年，全国进行高等院校学科调整。在调整之中，史学史专业更加不受重视，杨先生被安排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调出北京大学。当然，在政法学院也不会设置史学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 此年，郑天挺先生也奉调天津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郑先生意欲强化南开的历史学科，与历史系其他领导人谋划，乘高等院校调整之机引进各个专业的人才，遂将杨先生从北京调到南开大学任教，这里包含着力图发展史学史专业的学科建设目标。但在当时的气氛下，强调的是历史学要突出阶级斗争和为政治服务的方向，中国史学史被看作并非教学与研究的当务之急，故 1955 年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
11、这是由于郑老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实现的。1958 年， “史学革命”的风潮兴起，大字报铺天盖地，史学史课程被横加指责，说是赞扬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学活动，目标是在史学界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甚至还以漫画讽刺杨先生好钻冷门，为的是躲避历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又被迫停止了。但历尽波折而志向不改，1960 年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的课程，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课程中增强了对资产阶级史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对于尚未获得稳固学科地位的中国史学史而言，当时在大学设立课程比发表专题论著更为重要，因为向大学生讲述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知识，使之获得一个学科体系的认知，对于中
12、国史学史学科将来的发展有不可6估量的潜在影响。杨先生矢志不移地标举这一专门学科，给史学界以深刻、广泛的影响，一有机遇，就会引发史学界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新定位。南开历史系郑天挺等老一辈学者和领导人，对于杨先生之中国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支持，亦起到关键作用，郑老当初执意将杨先生调来南开，就是想在南开历史学科中建设一个特色性专业，这是一项对于历史学科建设的全局性的卓识，视野博大、出以公心，非寻常的学界领导人所堪比拟。郑老于 1981 年过早地逝世，是史学界、明清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而在南开大学，则更是史学史学科的重大损失。 1961 年，教育部下令进行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学科研究，委任北京师范大学教
13、授白寿彝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教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全国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等理论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形势为之一变。这个变化由来有渐，早在 1956 年，苏联历史问题本年第 1 期发表题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的社论，中国史学译丛立即在 1956 年第 2 期将之全文翻译转载。此文论断说：“任何一门科学，如果不深刻研究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 ”1文章提出“历史科学史”的目的是研究许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研究历史科学中各派别的斗争。因此，所谓“历史科学史”其实就是史学史。文章还批评苏联学术界不重
14、视这门学术的现状，批评了对史学遗产估价不足的错误倾向，反对将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都说成是“前科学时期”或“伪科学” 。当时，苏联的官方舆论对中国仍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这篇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出其学7术意义，惟杨先生从史学史专业的角度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的这篇社论，有可能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次兴起，遂做出积极反应，除坚持开设此门课程，还于 1957 年发表了三国两晋史学编年2一文。直至 80年代之后，杨先生仍然将此篇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列入研究生课业的阅读目录，以展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之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环节。而出乎意料的是 1958 年又出现“史学革命”引发的波折，史学史学科得到
15、重视，竞延迟到 1961 年才算揭晓。不过，文化界、学术界的政治批判运动连续不断，至 1966 年， “文革”运动的展开，整个历史学的研究都已无法正常进行，史学史自然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1978 年开始在全国建立和恢复招考硕士研究生的体制，其中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科目，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招收本专业研究生（尹达先生加盟中国史学史专业） ，这象征着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多年的起伏周折过程中，杨先生乃是矢志不移坚持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 二、力求适应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治史条件 1949
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杨先生 32 岁，刚过而立之年，原先并未接受任何一派系统历史哲学的教化，应当说思想上还具有较大的可塑性。随即而来的唯物史观学习与思想改造运动，风靡全国学术界，杨先生与其他大多数学者一样，都不能不受到深刻影响，采取适应局势的治学举措。1951 年，张政娘、余逊、宿白、商鸿逵、金毓黻、杨翼骧等六人合作撰成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于本年 10 月由开明8书店出版，杨先生撰写其中现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章。这说明当时部分历史学者为适应新生政权的需要所从事的撰述活动，是相当主动和积极的，其中包括了不少名声卓著的长者，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1953 年杨先生到南开历史系任教，主
17、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叙述史事与分析评议都致力符合唯物史观的思想和范式。经过学习和探索，也颇有心得，1954 年就发表了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论文，灵活运用当时最为提倡的阶级观点，给项羽做出了正面定性分析。3文章贯彻不将出身作为阶级分析主要依据的理念，认为项羽虽然出身于楚国的旧贵族，但他响应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积极进行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斗争，领导军队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在推翻秦朝、完成农民起义的历史任务中建立了重大功绩，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利益，应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此文发表之前，史学界对于项羽这样历史人物的认识难以把握，在运用阶级分析时无所适从，杨先生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18、，并且得到学者普遍的认可。此文在唯物史观框架内评价历史人物方面，具有理路的开创性，为了证成己说，引据多条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句，体现了杨先生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已然登堂入室，运用起来相当娴熟。 1956 年发表的关于汉代奴隶的几个问题一文，辨析了汉代“徒” 、 “赘子” 、 “赘婿” 、 “家人” 、 “白衣”等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指明其并非奴隶；全面论证了汉代俘虏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奴隶的法律地位，奴隶的数量及其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指出汉代不是奴隶制社会。4论据充分，说理透彻，一举而澄清了许多史学界尚多争议和模糊的问题。这篇文章虽然也附从9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历史学范
19、式，但显著的特点是引据大量史料，以严密的逻辑辩驳异说、得出结论，而不是引用政治领袖和“经典著作”为根据。当时史学界的论文引证语录的风气已经愈演愈烈，而杨先生却放弃了前一文章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某些写法，这种改变发人深思，是更加深入理解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体现。 1956 年 3 月，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杨先生秦汉史纲要一书，这是在大学课程讲稿基础上修订成书的。本书 16 万多字，以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几大结构简明扼要的论述了秦汉的历史脉络。出版面世后，立即被许多高等院校广泛采用为教材，次年即再版印行。其中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史学著述中每每引用。当时，此书与何兹全先生的秦汉史略并行于世，
20、30 多年之后，仍被史学界评论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研究秦汉史而产生的第一批全面记叙秦汉史的著作。两书的作者都是功力极深，造诣甚高的知名学者，其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作可比”5。本书确实适应当时的教学环境，如对于赤眉、绿林等农民武装的暴动，没有一句批评之词；对许多政治、经济问题，多使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分析等等。但另一方面，引据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能够精辟透彻地叙述史事的原委，例如第四章中仅以一千多字就将西汉后期的“五德终始说” 、 “三统说”的梗概以及于此相关的多起重大政治事件论述清晰。第七章（最后一章）第三节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也异常精彩，不仅叙述了刘向、刘歆整理图书工作及
21、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来由、演化，而且做出了中肯的评析。同时，全书只引用三、四条“经典著作”的语录，体现出不认同于“以论带史”的理念，10而具有在唯物史观框架下重于史料的治史特征。 以上所列，均为杨先生力求适应于 50 年代社会文化环境而做出的努力，在整体上接受主流理念，随从主导的历史范式，而具体的研讨还是保持了重于史料考核、实事求是的风格。而这种适应社会环境的治史方式，1957 年之后也主动地做出了改变，回转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建设。对此，谨于下文另加叙述。 三、明哲守正的节操、孤标特立的风范 1957 年的“大鸣大放”及随后的“反右”运动，对整个知识界、文化界众多成员的处世态度、品格修
22、养、精神面目、原则、立场等等，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大鸣大放期间，杨先生恪守自己的信念，在各种会议上未曾发言，由于会议中发言者十分踊跃，也没人注意到先生的低调和沉默。在转向为反右运动之后，杨先生也未曾揭发、批判任何一个人，未发表过一篇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一个偌大的政治运动，居然这样渡过，这在当时虽为少见，但也并非独此一例，著名学者钱钟书不也有类似的经历吗！达此大智若愚的境界，全有赖于一派明哲的品格、守正的节操，以及理智、持重的精神格调。众所周知，50 年代后的文化界、史学界，早就经历了大小不等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术问题也往往纳入政治的框架。杨翼骧先生是从未卷入此类批判运动的少数学者之一，虽然他有能力、有条件参与某些批判，也确有一些他所不赞同的学者及其观点，当时已然成为被批判对象，有些在治学和处世上实可訾议的学人被定为右派，但是杨先生决不借助政治运动整人，决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而是以纯正学者的情操，始终保持了沉默的态度，未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