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学的形式焦虑与想象摘要：由于民族存亡和战争的现实需要，抗战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文化上的主要诉求。文学“大众化” 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在抗战的复杂境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民族形式”论争就是这种焦虑的集中表达。论争寄托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解放区的“大众化”运动中， “民族形式”被创造出来，赋予了具体的形态。尽管这些形态，不可能实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所有意义，但是却在社会政治动员中真正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民族主义；文学大众化；文学形式；焦虑；想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48?06 抗
2、战时期，外敌入侵，民族存亡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在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对西方强势文化入及失去民族独立性的惧怕和担忧。抗战的爆发、民族存亡的危机和动员全民抗战的现实境遇，使文学“大众化”运动，成为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文艺界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但是，抗战时期的文学“大众化”面临着复杂的矛盾纠葛。晚清以来，文艺“大众化”的命题中所要面对的追求西方现代性和保持民族性，本土化和世界化，建立民族国家的国际先进经验借鉴和动员群众的现实任务、对不同现代性方案的抉择等各种矛盾都纠结在一起。抗战时期文学“大众化”第二阶段的“民族形 式”论2争和实践，就体现了复杂境遇中文学形式创造的焦
3、虑。 一、文学“大众化”与民族认同 中国现代的“民族”意识是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和刺激中产生的。民族主义者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中，一直就少不了西方这个显在的或者隐形的“他者”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当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全面进攻下，处于被瓜分的危亡之时，康有为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他将此困境称作“非常之变局” 。在这样的变局中，康有为认为中国人的处境是：“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周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1（237）康有为通过形象的比喻描画了“中国四万万人”这一群体的危
4、难境地，那个作为 “驱使者” 、 “宰割者”的“人家” ，是作为和“中国四万万人”紧张对立的强势“他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个关于全部中国人命运的想象是典型的“中国经验” ，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对中国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发现，这一发现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的心理体验。 中国现代以来在关于“民族”的建构中，康有为对“中国四万万人”命运处境的形象描画和认识，成为原型、成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管以何种方式建构“民族”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民族自救的问题，民族自救可以说是现代民族主义者的原罪体验。民族自救的情结和唯恐被西方吞噬的忧虑，尤其是战争的威胁，使得加强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增强各个成员的民族凝聚力成
5、为非常紧迫的问题。法侬指出：“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3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 ”2（283）抗日战争使知识分子切实地感受到了民族的存在，使全民的民族情绪高涨。因为， “战争可以看作是重组社群或组织的另一种形式，而无论以什么样的名义，战争都需要一定数量和具有一定合作精神的人群” 。3（114）在利用、组织被战争激发的民族感情，动员全体成员抗战救国，加强每一个成员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对民族文化认同的现实面前，民族主义者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动员全民抗战，建构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更能凝聚民族感情，适应于这种动员。 为
6、了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参战，宣传抗日，文学“大众化”成为加强“大众”作为成员的民族认同，在“大众”中树立民族文化、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策略。抗战的现实不允许作为抗战主体的大众对民族危机和民族存亡问题不了解、不知情。沈从文曾通过游历中国的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写到过民众对日本侵略不知情，整个社会不能达到互相理解的忧患，他说：“傩喜先生实在还有地方可去的，中国原是这样大！日本人成千成万的迁移过中国来，又派兵到中国来占据地方，然而中国官既不说话，中国人民有许多也还不知道这回事。有一些田产、房屋被占了的无刀无枪平民，且老老实实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住，听凭政府意见，绝不与侨民冲突。 ”4（229）消除这种隔绝状态，
7、能够使民众之间、精英和民众之间达到最大程度的沟通，就是文学“大众化”提倡以来的根本目的，让大众明了民族危亡的现实，使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为大众共通的体验和认识。 除了宣传抗战以外，文学“大众化”也是战争时期建立民族文化的4一种方式。姚篷子指出：“要在抗 战的火焰中树立新的民族文化，只有把文化的根苗深入到大众的心里去；把文艺大众化运动看作一座重建民族文化的桥梁。 ”5黄绳则要求抗战文学要“由接近大众到深入大众，由深入大众到归还大众。要文艺成为大众的东西，成为自己民族的东西。 ”6（45）文学 “大众化” 追求民族性，要在民族主义的引导下重建民族文化。 抗战的现实需要和对民族出路的思考，使共产党也开始
8、反思借鉴国际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做法，转向了把国际主义经验民族化的政策抉择和文化建构。1938 年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形式”问题， “民族形式”问题并不是针对文艺本身提出的，而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给借鉴来解决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的先进国际经验赋予中国化、民族化的形式。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旨在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7（707） “民族形式”论争从 1938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各地逐渐平息，总共持续时间达三年多。参与论争的地区涉及延安
9、、重庆、桂林、上海、香港、成都、昆明等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十几个城市。在抗战的文化背景中，民族形式和大众化是不能分开的，论争者就曾明确地指出“民族形式”和“大众化”在实质上的一致性。冯雪峰说：“我们所提的民族形式，是大众形式的意思。大众形式，或者说大众性原则的形式，是我们新文艺创造的大路，是我们民族文化要跑上世界文化的起程点。 ”8（163）郭沫若也认为：5“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 ，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 ”9（278）在抗战建国、维护民族独立的诉求下， “大众”作为战争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建构民族性时不可或缺的因素，文学“大众化”成为凝聚民族感情、加强民族认同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
10、要策略。 二、 “民族大众化”的形式焦虑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形式和内容本来是不能机械划分开的，但是，文学“大众化”的提倡者却总是在形式和内容的机械割裂中阐释“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最重要的目的是启蒙大众和组织社会动员，而要将大众引向何方、参加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又同启蒙者和社会变革者对中国社会变革方向以及每个阶段需要大众作为主体完成的历史使命有关，这些需要大众接受的新观念、新思想，往往被预定为文学“大众化”的内容承载。提倡者对“大众化”所要承载的新内容是深信不疑的，难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传达“大众化”的内容。文学“大众化”从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形式的焦虑：从西方借鉴来的形式不被大众理解，文人
11、惯用的形式不合大众口味，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又和旧的意识形态存在联系。 选用什么形式承载“大众化”的内容，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最高效率地实现和大众的沟通。和大众有天然联系的旧形式、民间形式，对文学“大众化”是充满诱惑力的。晚清启蒙先驱采用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小说、戏剧形式传达政治理想，五四时期对民间作品的搜集和整理，3040 年代对旧形式的提倡和运用都体现了这一点。抗战初期，利用旧形式形成了一时的风气，好像不如此，民众即不能接受，士兵也无法理6解。10（74）作家们选取普通大众熟悉的各种旧形式、民间形式创作“通俗化” 、 “大众化”的作品积极宣传抗日。 运用旧形式完成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就动员民
12、众和宣传抗战来看，无疑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是，如果从每个作家对旧形式运用的实践情况，从旧形式和新内容的关系，从采用旧形式所创作出的作品的文学水准等方面来看，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正如赵黎明所说：“不管怎样通俗化，其作品都不能使大众人人 满意，这种状况使一些大众文艺工作者充满了焦 虑。 ”11胡风也曾说：“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这表现了什么呢？这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不能不在这问题上面努力，这更表现了文学运动始终在这里面苦闷。特别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底压迫侵略，一天天地加紧，厉害，文学底教育的功能更强烈地被读者要求，更敏感地被作家自己感到，这苦闷就来得更深更广。文学上的
13、许多努力因为不能找出这个问题底活的联系，有时候甚至于出现了慌张失措的情形。 ”12（504）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这种焦虑体验，应该是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具有共同性的心理体验。 老舍尝试运用旧形式创作的亲身体验和反思，是文学“大众化”选择旧形式创作焦虑的现身说法。老舍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没有比较有规律的形式，就忽略了字句的音节之美，韵律之美等等，而脱离了大众” 。13（24）鼓词属于民间形式，活在大众的口头上，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鼓词却也“往往拘束住思想，不能充分自由的以言语直接传达思想，而须兜着圈子去设词遣字，以求合于格律” 。13（24）为了合于格律，使其琅琅上口，必须用垫句，即使无聊也非用不
14、可，这样一7来，鼓词中的油腔滑调就很难完全避免。利用旧形式就不得不受到旧形式的制约，而且还要承受摇摆在新文艺创作和通俗创作之间的痛苦体验和矛盾心理。老舍通过创作实践体验到的形式焦虑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大众化”形式困境的典型表现。 习惯于用五四以来的新形式创作的作家，短时间内很难掌握好旧形式的精髓，没学到真正的技巧和符合老百姓口味的表述习惯，只是将旧形式的外形剥离出来，然后把新内容塞进去，结果写出来的作品不能感人，不能充分被大众接受。另外，旧形式虽然在与群众沟通方面得天独厚，但也容易沾染上封建思想、旧的意识形态。向林冰说：“中国五四以来，凡是能够使大众直接阅读的作品，形式上固然是通俗化的，而内容
15、上则是反大众化的，即奴役大众，迫害大众自己解放化。 ”14 本来，问题并不完全是形式方面的，但是“大众化”的提倡者对作品要承载的内容深信不疑，认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每个时期都纠结在以“形式”为名义的斗争上，有人在谈到当时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提出的具体情况时说：“问题主要 的已不在内容，而在形式，为某种新的形式而奋斗的任务，是被推到第一位上来了，换言之就是形式的斗争，乃是目前实践创作中的第一关键第一重要的要点。 ”15抗战时期的复杂境遇使得文学“大众化”提倡以来就存在的形式焦虑表现得更加突出。 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各种见解和观点，就是提倡“大众化”以来的形式焦虑
16、在抗战特殊文化背景中的集中体现。胡8风在批判提倡者对“民族形式”的不同幻想的同时，明确表达了“形式”论争和选择由于脱离现实，难以实现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和体验。在胡风看来， “第一个幻想是，虽然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明确的轮廓，但却在观念里面立下了一个完成了的民族形式 ，说以前和现在都还没有存在过，是一种尚待创造的东西（向林冰、方白、光未然等）第二个幻想是，把民族形式当做民族全体无往不通的形式，现在的任何一个国民都喜闻乐见的形式。 ”16这两种关于“民族形式”的幻想都会令人焦躁，焦躁的结果就是要么反对新文艺，提倡民间文艺或旧文艺；要么尽力使文艺降低，迎合大众到了希望连文盲、色盲、聋子、哑子都能喜闻乐见的
17、地步。胡风指出的文学“大众化”形式选择的焦虑确实是客观存在的。 三、 “民族大众化”的形式想象 由于对承载着民族的、现代的、西方的、大众的等多向因素的“民族形式”创造充满着焦虑，才会引起广泛的论争，论争过程其实就是多重矛盾纠葛中对形式选择焦虑的一种表达。提倡者对“民族形式”的理解不同，对其应有形态的想象也相异。关于“民族形式”的不同想象和“中心源泉论”的背后，是文学“大众化”所面对的各种新旧问题的汇聚。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作为创造的中心源泉，都不能满足提倡者的“民族形式”想象。 选择“民间形式”作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是向林冰在国统区的论争中提出来的。他说：“民间形式的批判的运用，是创造
18、民族形式的起点，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则是民间形式运用的归宿。换言之，现实主义者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17对民9间形式的批判运用其实就是文学 “大众化”提倡以来利用旧形式的延续和在理论探讨上的深化。旧形式能够作为动员组织大众和大众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旧形式被看作民族传统的代表，在民族意识高涨的四十年代，选择旧形式完成“民族大众化”的方式就具有对抗西化、追求民族性的意义。 利用旧形式创作“大众化”的作品，必然会和 “大众化”所承载的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追求现代性相背离。提倡者的话语策略是把旧形式剥离出来，剔除旧内容置换新内容、新思想。新内容同旧形式的组合保证了“大众化”的现
19、代性方向和在大众中流通传播的问题，自然是理想的完美的策略。可是，一味地强调旧形式和民间形式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重要性，一味地认同、迎合大众的口味，又不符合知识分子在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追求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心理，在民族形式创造中，他们在接受民族传统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对世界进步文艺的借鉴。 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人提出以五四新文艺为创造“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要将五四新文艺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要在评价五四文艺时为其找到能够形成民族新形式的合理性。周扬说：“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 ”18（266）既然五四文学是和“民族解放运动”联系的，那么
20、，五四文学本身就蕴含着民族性的追求。胡风提出：“民族形式 ，它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17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在吸收国外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符合中国现实的民族形式，已经成为民族化的传统，新的文学“民族形式”的创建10就应该继承五四文学。 与此同时，也有论者认为五四文学已经不能代表文艺发展的先进方向了，抗战时期迫切要求的是维护民族自身的独立，是建构中国的民族性，只从国外吸收先进文化的方法，并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艾思奇、陈伯达、向林冰等诸多论争者都对五四的缺点进行了评价。艾思奇认为五四新文学是“非中国化”的，它“离开了旧的一切优秀传统，特别是离开了中国民众的
21、，大众优秀传统” 。19（598）黄药眠也说五四文学“醉心于西欧的技艺，模仿着欧美作家的手法，可是他们过分忽视了文学这个东西是植根于人民的生活里面的，而文学的媒质是植根于民族的语气” 。20对五四文学的否定评价透露出：选择五四文艺为“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做法同样不能体现抗战时期对文艺承担民族现代性诉求的历史重任，同样充满着焦虑和不能调和的矛盾。 论争者各自都勾画了心目中“民族形式”的应有的面貌。黄药眠强调的是“民族形式”对时代精神的反映，注重体现当下性。他说：“民族形式不仅要表现普通大众的生活，而且也要表现他们的现代生活 ，反映中国人的现代精神 。 ”20冯雪峰看重的则是“民族形式”中的“大众化”要素，他认为“民族形式以及中国作风和气派 ，是在我们新文艺基础上提出的大众或大众化形式之一个明确的创造的方向” 。21117茅盾说：“新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建立，是一件艰巨而久长的工作，要吸收过去民族文艺的优秀的传统，更要学习外国古典文艺以及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典范，要继续发展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今日的民族现实，提炼熔铸其新鲜活泼的质素。 ”22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