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名实与价值：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的若干论争评析摘要：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已成为国家意志，但在研究中仍存在着各种观点的争论。大学“去行政化”与大学“去政治化”和大学“去官僚化”等几个命题的名实之辩体现出学界对大学本质及其功用的追问以及厘清相关内涵的努力；大学是否应该“去行政化”的争论关涉大学“去行政化”的目标与内容；而围绕“教授治学”原则进行的论辩则折射出在大学学术权力行使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偏好。争论表明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时代命题” ，这一改革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去行政化：名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G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3）05-0055-05
2、 2010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下文简称纲要 ） ，提出在高校“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表明大学“去行政化”的改革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在?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各类学者见仁见智，各种观点争论依旧存在，若干概念仍须辨析和澄清。本文尝试列举并评析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的若干命题及其论争，以供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探究。 一、名实之辩：大学“去行政化”是否伪命题 2当许多学者争相为大学“去行政化”建言献策的时候，也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热点冷观” 。在一些学术会议上，部分“有身份”的学者甚至直接指出
3、：大学“去行政化”不是一个“真问题” 。关于大学“去行政化”是否伪命题的论争，实际上涉及了对名与实、现象与本质的探讨。兹举反对意见中两个比较典型的命题加以辨析： 1.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政治化” 这类观点主要认为，要解决“钱学森之问” ，关键是对中国大学进行“去政治化”而不是“去行政化” ；应当回归“大学精神” ，由“有人格的学问家” ，即教授来管理大学，实行学术自治。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曾经不同程度地指出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倾向。例如赵峰认为。真正对大学学术权力产生关键影响的是政治权力而非行政权力，因为“政治权力居于权力的领导地位” 。宣勇指出， “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设置深受政治体制
4、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受中国政治一体化（political integration）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 。加拿大学者约翰?范德格拉夫等人阐释了高等教育“政治化”的内涵：“政治化意味着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关键因素其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国家需要和广泛接受的社会标准。 ”美国教育家德里克?博克则形象地描述了高等教育“政治化”对大学的影响：“大学的校长和院长犹如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行走，它深受两侧的挤压。一侧是学术自由原则。另一侧是研究经费的主要供给者、公众利益和安全的最终捍卫者政府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各种责任。 ” 但对于大学“政治化”倾向的合理合法性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并不3一致。德国学者马克斯?韦
5、伯是明确主张彻底“去政治化”的。他认为，如果“国家”这个政治权力支配了大学，那么大学就会“不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看做履行文化责任的手段，而是作为对大学生施行特定政治调教的手段” ，从而使得大学教育结果“阻碍了个人天性的发展” 。因此，韦伯主张在大学的讲坛上必须抑制价值判断（即所谓“讲坛禁欲” ） ，甚至不能对学生进行世界观的教育。然而更多的学者则从大学的发展历史中看到了大学的政治化趋势及其合理性的一面。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指出：“在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高等教育都已成为国家政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性质的制约，并且受到了各国政府实施其政治权力的影响。 ”中国学
6、者鲍嵘认为：在传统学问向现代学问的转化过程中，政治的逻辑已成为现代学术的内在含义。即政治性成为现代学术与生俱来的基因，它在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构建的同时，自己成为一套高效的“国民规训系统” 。 其实“去政治化”与“去行政化”之争，可以归结到对大学本质及其功用的追问与论争上。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概括，人们对高等教育性质的认识一直存在着歧义，并产生了两种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质言之，“认识论”哲学强调人们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即大学主要为学术自身发展的理由而存在；而“政治论”哲学则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还因
7、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即大学探索知识主要为满足社会需要。 应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大学从学术“象牙塔”变成了社4会“服务站” 。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近代中国大学的兴办无不肩负着治国兴邦的历史重任，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意义。诚如美国学者克拉克-克尔所言：“高等教育的历史，很多是由内部逻辑与外部压力的对抗谱写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完全自治过。 ”因此，处于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中，固守学术传统的大学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提出大学“去政治化”的主张，无疑是过于激进和不现实的。 2.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陈运超曾撰文表示， “不赞同用去行政化来表述，而应该用
8、去官僚化更加贴切，更能准确地反映问题的实质。 ”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更多的学者似乎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切中肯綮的反批评意见认为，如果认为当下高校所谓的“行政化”就是“官僚化” ， “充其量只是半个真理，还有一半则可能是谬误” 。因为现实中的“行政化”问题往往是由缺乏约束的权力不规范运行而产生的，其主因未必是体现官僚化特征的“科层体制” 。 客观地讲， “官僚化”只是一个中性词，它体现了自近代以来社会、政府和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取向。和我们耳熟能详的“官僚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对科层制在大学里的运用，并不应全盘否定。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对此作了一个公允的概括，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认为官僚
9、就是官僚、也只能是官僚的说法并不妥当。官僚权力可以被拴在不同的马车上在分析中，如果把院校级的官僚权力同高级的官僚权力发展趋势分开，那对我们将来的研究和理解是大有益处的。 ” 从笼统地主张“教授治校”到更加准确地强调“教授治学”原则，从片面地5追求教授一元权力的复归到理性地探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学生权力的有机整合与制衡，每一种大学“去行政化”路径无不折射出不同的民主价值观。 2.是“教授治学”还是“教师治学” 即便“教授治学”原则得以确立，也仍然有一些?对其弊端的不同见解出现。因为从本质上讲， “教授治学”原则基本上体现了“精英民主”模式的价值观，而不少学者都对“精英民主”决策模型
10、提出过批评意见。例如，教授意见是否就能代表全体教师的真实意思表达？“教授治学”原则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庭抗礼之后，是否又会导致少数“学霸” 、“学阀”占有学术资源、操控学术组织运行的学术集权现象的产生？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勋爵就曾经表达过对这种论资排辈原则的严重不满：“大学的前途，就其协调传统与革新的职能而言，应多取决于成千上万个别教师的价值观” “大学行政组织上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吸收青年教师参加学校管理工作。大学这种机构，若不打破论资排辈，就不能向前发展” 。 中国学者寇东亮指出：“学术权力必须以通过民主方式获得的学术共识为出发点，否则这种权力的行使，就有可能侵犯其他学者的
11、权利。 ”但是美国学者肯尼斯?阿罗曾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阐释了冲突社会中集体选择的困境：不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能够把个人偏好转换成社会偏好与集体选择。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也曾指出，在利益或价值问题上，人们是难以达成共识的。众所周知，学术事务的处理和学术权力的行使绝非价值无涉，更无法超脱利益，6因此如何吸收众多的（起码包括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术事务的民主决策，仍然是一个关于民主方式与方法选择的巨大难题。 可以认为，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时代命题” ，具有过渡性特点，其探究的核心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重塑及权力的整合问题。如果因为某些歧见就简单地将其定性为“伪命题” ，是不妥当的。好在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至少目前学界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政策文本中关于“行政化”的形而下的现象描述，而已经深入到了对其本质、价值及法理各个层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着实令人欣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虽然顺理成章，但却并非水到渠成，外部制度环境的先天性不足以及内部草根性变革主体力量的后发弱势决定了这一变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责任编辑 陈鳗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