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市民化”过程中农民的弱势地位摘要：有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大都将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弱势群体。事实上，该群体的经济收入并不比城市居民少。不存在所谓的“身份歧视” ，因为生活在“陌生人社会”的城市居民并不关心他人是否具有市民身份。所谓“弱势地位”只是自卑心理在社会关系中的投射。 关键词：经济收入；身份歧视；自卑心理 目前，有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大都将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弱势群体。有些学者指出：“目前研究的基调仍主要定位在保护弱者的单一立场” （汪萍，2010） 。学界热切的关注和政府主动的补偿安置政策之下，农民市民化问题似乎越过了农民自己的意愿和声音，而由学界和政
2、府作为主体热切地进行着讨论。曾有学者批评在城市化问题上充满了政府、学界各种“为民做主”的声音（李倩，2014） 。“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地位究竟如何呢？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一、经济收入 很多学者认为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绝大多数从事工作环境差、劳动时间长、经济收入低的工作。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吗？我们分“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两个群体来讨论。 先来说“农民工” 。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农民工，工作性质的确危险，但收入却不低。我们对兰州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收入进行了了解，大致情况如下：没有技术含量的小工每天最低收入 100 元；电焊工、钢筋工这样的技术工种，计时工资每天 150 到 200 元，计件制的话收入更
3、高；危险性高的架子工等工种，每天在 200 元以上。所有工种都包吃住。按兰州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来看，正县处级每月工资收入在 6000 左右。所以，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收入高于普通市民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个群体，农村家中的土地可以给留守家庭提供基本的保障，城里打工挣的钱主要是改善生活。类似于“北漂一族”的农民工群体，从事餐饮、服务业居多。卖早餐、开出租、送快递等工作，虽然辛苦，但收入并不比体制内的市民少。 再来说“失地农民” 。很多研究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不仅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失地农民往往成为城市中生活困难、心态失衡的群体。我们认为这是过分夸大土地的保障作用。土地如果仅仅用于农业生产，
4、虽然能够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但量化成货币并没有多少，一亩土地一年的收益可能还抵不上城里打工三个月的收入。2013 年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首次超过 50%。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远高于 50%，而且家庭经营收入不仅仅是来自土地的收入。结论是，土地原本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就不是很高，失去土地后收入并没有锐减。相反，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原本就在从事的城市工作中，加上土地的补偿收入，他们的经济收入比失地之前要多。王娟对郑州市佛岗城中村改造的调查显示：改造后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集体分红和租金水平均大幅提升，村集体依靠厂房与仓储收入由每年
5、约 800 万元提高到 1000 万元以上。户均年租金收入由原来的 4 万元提高到 6 万元。除租金收入增加外，改造也使村民资产总量暴涨，造就了一大批身家过百万的“富翁” 。兰州市城关区部分城中村的改造也给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多数村民过着包租公和包租婆的生活，收入较普通市民高得多。 二、身份歧视 多数研究给“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收入，而在于这个群体遭受市民的“身份歧视” ，从而缺乏同市民间的正常良性互动，使得文化融合非常困难。情况真是这样吗？ 先来说“农民工” 。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农民工，大部分吃住都在工地上，因为包吃包住是这种工作提供的一种基本福
6、利。这部分农民工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工友，他们很少同市民发生联系，所以不存在“身份歧视”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农民工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或者妻子、孩子都随迁到城市，住在工地不太方便。他们多选择在城乡结合部，租住城中村居民或失地农民的自建房屋，因为这种房子租金比楼房便宜得多。这部分农民工的生活同工地以外的世界产生较多联系，但居住的社区决定了他们交往的人群，要么是外来流动人口，要么是失地农民，鲜有真正意义上能够有资格歧视他们的市民。所以， “身份歧视”也不存在。至于类似“北漂一族”的农民工群体，一来他们居住相对分散，嵌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不以一个群落的形式出现；二来他们多从事简单的服务业工作，如出租车司
7、机、快递员、厨师、服务员等等，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对城市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很多过着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的城市上班族。所以，他们不说，谁会知道他们没有城市户籍呢。换句话说，纯粹意义上陌生人社会的市民，又有谁会有兴趣关注、并去歧视他的邻居呢？ 再来说“失地农民” 。一种观点认为，失地农民搬进楼房居住后，一方面市民瞧不起他们，不愿意同他们交往，另一方面，楼房生活使得相互之间来往不便，走动少了，感情也随之淡漠了，他们怀念过去生活。这些使得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了文化融合上的困难。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城中村改造后，虽然以前独门独院的住宅换成了数套公寓房，但大多数人依然居住在原来的社区，打交道的人依然
8、是原先的老街坊，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加之这个群体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城市，他们才是城市的原著民，根本不存在市民歧视他们的问题。失地农民上楼生活后，邻里间的交往不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和便利，但这恰恰说明农民在文化层面已经逐渐的市民化了。原因很简单，学者们在论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本质是文化融合问题时，都喜欢将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描述为：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守望相助，彼此关系亲密；而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人们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关系疏远。上楼的村民间来往减少，关系逐渐淡化，不正是这些村民很快市民化的最好佐证吗？ 三、 “弱势地位”只是“自卑心理”的投射 “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究竟为
9、什么“弱势”呢？我们将他们与生活在城市中的另一个群体进行比较，探究农民“弱势”的根源。 城市中还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大多具有一定学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多数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有着较为体面的工作，我们叫他们“北漂一族” 。 “北漂一族”特指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非北京地区的、非北京户口（即传统上的北京人）的人们（包括外国人，外地人） ，其实，其他城市也存在这样的群体，所以我们统称“北漂一族” 。“北漂一族”和“进城农民”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却实实在在地属于一个世界。他们都没有城市户籍，所以，他们都平等地不享受市民能享受到的一些公共服务。但有谁认为“北漂一族”是弱势群体呢
10、？有谁认为“北漂一族”受到市民的歧视呢？又有谁认为“北漂一族”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文化融合的问题呢？或者也许“市民化”本身对“北漂一族”就是一个伪命题。同样不具有市民身份， “进城农民”和“北漂一族”对城市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前者感受到的是“歧视和失望” ，后者感受到的是“包容和希望” 。什么原因呢？ “进城农民”之所以感觉是弱势群体，并不是因为市民或者城市的歧视，而是自身“自卑心理”在社会关系中的投射。他们的自卑并非全部来自于没有市民身份，主要来自于没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而这恰恰是他们与“北漂一族”的区别。没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就不会有基于工作产生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也就不会有稳定而体面的交往
11、人群，这就导致他们对城市没有归属感，认为城市对自己没有认同感。为什么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教育背景，职业技能对他们找工作形成了壁垒。所以， “弱势群体”和“身份歧视”问题的根源是“进城农民”的自卑心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们认为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不同他们来往。实际情况是城里人跟谁都不来往，邻居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是常态。市民的大多数工作、生活交往也主要发生在业缘之间，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交往并不多。市民之所以有一定的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份体面的工作，这表明社会对自己的认可。在北京，足够勤奋的快递员月收入能达到一万，这肯定比县处级公务员收入高，但是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从“经济收入”和“身份歧视”两方面来说， “市民化”过程中的农民并非弱势群体，所谓“弱势地位”只是自卑心理在社会关系中的投射。 参老文献： 王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4（04）. （作者单位：马荣丽，兰州大学法学院；周旭明，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