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科毕业论文（20届）试析李渔拟话本小说创作中的中和思想所在学院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完成日期年月II目录【摘要】1【ABSTRACT】1引言2一、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2二、中和思想在其拟话本小说中的具体体现3一悲与喜的中和3（二）雅与俗的中和5（三）情与理的中和7（四）奇与常的中和9三、李渔作品中和思想的来源及影响10（一）李渔小说中和思想的来源10（二）中和思想对于李渔小说创作的影响12四、结语12注释13参考文献14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1【摘要】李渔是清代文学史上颇受争议的文学家，他与众不同的处世方式和生存原则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当时其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中和”意
2、识。本文将主要选取无声戏和十二楼为代表，通过对李渔拟话本小说的解读，分析其小说创作中所透露出的“中和”思想，对造成这种思想的原因予以分析，并将作品中呈现明显中和特点的各种现象予以概括，梳理，分析，进而阐述这种中和思想创作下的得与失，揭开李渔拟话本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之所以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神秘面纱。【关键词】中和；拟话本小说；雅与俗；人文思潮【ABSTRACT】LIYUISVERYPOPULARWITHTHECONTROVERSIALHISTORYOFTHEQINGDYNASTYLITERARYWRITER,HISUNIQUEWAYANDLIVINGTHEPRINCIPLESOFLIFEMAKE
3、SHISWORKDIFFERENTFROMOTHERLITERATUREATTHATTIME,SHOWINGASIGNIFICANT“NEUTRALIZATION“CONSCIOUSNESSTHISARTICLEWILLFOCUSONSELECTINGA“SILENTMOVIE“AND“TWELVETOWERS“ASTHEREPRESENTATIVEOFTHEINTERPRETATIONOFTHENOVELBYLIYU,ANALYSISREVEALEDINTHENOVELSOF“NEUTRALIZATION“,THINKINGONTHECAUSESOFTHECAUSESOFTHISIDEA,A
4、NDSIGNIFICANTLYECLECTICTHEWORKSPRESENTEDTOGENERALIZETHECHARACTERISTICSOFVARIOUSPHENOMENA,CARDING,ANALYSIS,CREATIVETHINKINGANDTHENEXPLAINEDTHATUNDERTHENEUTRALIZATIONTHEACHIEVEMENTSANDSHORTCOMINGS,LIYUOPENEDAREASONWHYTHEHISTORYOFCHINESEFICTIONNOVELHASAUNIQUECHARMREASONS【KEYWORDS】NEUTRALIZATIONNOVELSEL
5、EGANCEANDPOPULARITYHUMANISTIC2引言李渔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初名仙侣，三十七岁后改名李渔，字谪凡，号笠翁。李渔十八岁补博士弟子员，在明代中过秀才，明清易代之后无意于仕途，转而从事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无声戏是李渔的第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也是李渔践行其“无声戏”小说理论的产物。它强调了艺术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意义。无声戏共收录了十八篇白话短篇小说，题材多为人们日常生活可见的小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了一批生动的平民人物形象，诸如赌徒、戏子、乞丐、商人、奴仆、村妇等。通过对于这些人物活动、交往、
6、矛盾的描写，反映了当时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十二楼是李渔居住在杭州期间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成书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之前，最早的刊本题名为觉世明言，一名十二楼。共十二卷，每一卷为一个故事，故事中都有一座楼，因此以楼名篇。每卷又分回，多则六回，少则一回。有些学者认为，李渔的拟话本小说有的故事已经接近于中篇小说的体制。“在白话小说创作中，李渔是最早勇敢地投入自己、表现自己的作家。”1他的两部拟话本小说无声戏和十二楼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前辈学者在研究其艺术风格时，大都会发现其创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元素的中和，进而有很多关于李渔小说美学品格的论述，本人认为，这种中和思想根源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
7、中庸哲学，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具体在小说中则表现为各种艺术手段的折中，进而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一、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中和，是典型的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文艺理论形态。“中”是指对立的两个因素或两个极端的中间，它反映了中国人最根本的思维模式，即合二为一、对立中求得统一的思想。“和”，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立因素的融合。“中和既有量的折中、平衡，又有质的交汇、融合，中和就是一种尺度，一种标准，它强调对立的、有差异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之间的求同存异、互相渗透、融会贯通。”2“中和”这一词最初来源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评价诗经关雎，称它“乐而不淫，哀
8、而不伤”，它们都是强调了要保持情感的适中性。它要求对于情感要有所节制，即从根本上把握个体自我的行为举止，使它既可以起到表达自3我情感的作用，又不会被情感所驱使，造成个体情感的失控乃至泛滥，从而使个体的自我达到一种宁静的愉悦。人格精神的和谐，也是中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孔子对于和谐精神的理解，指的就是饱含中和意识的人格精神，即直道中行，刚柔并济，外圆内方等等。论语中有多处提到了中和的人格精神，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又如子路中所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中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根本，最原初的文艺理论形态，它几乎与
9、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产生，并且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二、中和思想在其拟话本小说中的具体体现李渔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最早敢于表达自我的作家，他的两部拟话本小说无声戏和十二楼艺术特征十分鲜明。后世学者在研究其艺术风格时，大都会发现其创作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各种元素的中和，具体在小说中则表现为各种艺术手段的折中，即悲与喜的中和、雅与俗的中和、情与理的中和、奇与常的中和。一悲与喜的中和李渔的生活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饱受乱离之苦的他目睹了王朝更替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民生疾苦，因此他常常把创作的矛头指向现实的社会人生，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又融入了自身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小说中不少篇章都反映了明末清初
10、的战乱给平民百姓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奸臣权贵祸国殃民，地主恶霸横行乡里、残害百姓的黑暗现实。在作品中，李渔常常以战乱等劫难作为背景,描绘出黎民百姓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惨状,酝酿出浓厚的悲剧氛围。生我楼中揭发“那些所谓的官兵，做的却是土匪的勾当，抢杀掳掠，涂炭生灵，甚至把抢来的妇女装在布袋里论斤两出售”,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义愤之情。萃雅楼描写了严嵩之子严世蕃的恶行，同样反映了专权当道、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然而李渔的小说逻辑却往往不同于寻常小说，奉先楼讲述了一个充满戏剧意味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妻，好不容易生得一子，本应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却不幸遭遇了战乱年代，兵荒马乱流寇四起，所到之处烧杀抢夺，
11、欺凌妇人。残酷的社会现实将女主人公推到了极其尴尬的处境是舍生取节，还是苟且活下来抚育幼子。孝与节作为封建礼教的两大基石，在这里却尖锐的对立着，无法两全。舒秀才援引圣贤之道，劝妻守节，族人群议却认为“守节事小，存孤事大。”这是对理学古训的反驳，也与“奉先楼”的题名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在这里，奉先楼的主题是表彰忍辱存孤4的妇女，在故事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清晰的看到千家万户在社会动乱的时代中所饱受的辛酸苦泪。然而随着故事的进展，作者却渐渐扭转笔锋，最终以流寇将军的开明豁达，促成了舒秀才一家的大团圆结局，使得故事在悲与喜的中和下形成了“喜剧开头，悲剧进展，喜剧结尾”的独特模式。这样的模式在其他作品中也经
12、常可以看到，亲历过战乱的李渔，总是在创作中不由自主的将视角指向了残酷的社会现实，这无疑是悲剧创作所必需的。然而尽管李渔的小说存在诸多悲剧成分,这些悲剧却并不彻底,常常在描写了百姓的悲惨遭遇后，又以幽默诙谐的简单处理将悲剧转化为喜剧。如奉先楼里的“凡食半斋者，俱能逢凶化吉”，简单一句，就淡化了悲剧的意味，造成了其小说悲剧性的虚化。在无声戏最著名的作品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起初作品描述了一对因假戏真做而心意相通的情侣，迫于戏台上不成文的规定无法结合，其后又遭遇恶霸的欺压逼迫无奈分离，作者在整部作品的前大半部分都以凄凄怨怨的笔触勾勒了一个传统的悲剧故事，面对无力的现状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决心
13、殉情，险要面临生离死别的惨况，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以“上天注定”为原由直接赐予了男女主人公寻死被救，进而男主人公榜上有名衣锦还乡的大团圆结局。因此，李渔小说所描写的虽然多是现实的不幸与灾祸，但绝大多数结局仍属于喜剧，悲与喜的中和贯穿李渔小说创作的始终。“中国传统儒家美学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戏剧哀而不怨，怒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基调，使其饱含悲欢离合之后给予人们梦幻般的安慰，因此大团圆结局往往成为古典戏剧作品最为普遍的模式，这与一个民族千年的文化熏陶密不可分，与一个民族寓教于乐、温柔敦厚的审美心理有必然的联系。”3“悲喜交错”是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最常见的模式，一戏之中，油盐酱醋、酸甜苦辣诸般滋味无所不有，所
14、谓“曲尽人情”，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对李渔来说，悲与喜的中和从始至终都是李渔主动为之的结果。纵观李渔小说，这种悲喜中和的独特效果，是李渔将话本小说中传统的劝惩功效与其孜孜以求的小说娱乐目的相扭结而成的。劝惩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之一，明清小说家们更是通过极力发挥小说的教化功能来提升小说的文学地位。在小说中，他们发扬道德，辅助教化，以肃穆的神情和激切的言辞，进行虔诚的劝惩。李渔对于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其作品闲情偶寄中，明确把“规正风俗”、“警惕人心”作为写作的宗旨，他的好友包璇更是在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中说“笠翁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
15、滑稽”,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李渔在其作品中劝善惩恶的良苦用心。然而李渔虽然继承了传统话本小说的劝惩功能，他继承的却仅仅是劝惩的表象。在他的小说中，娱乐的喜剧效果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劝善惩恶的说教却往往不由自主的退居话本小说的议论或简述中。不能说李渔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历来强调文学的教化功用完全相悖，他同样是以宣扬教化、劝善惩恶自我标榜，但是在他的小说中所谓的道德劝诫往往只是为了制造小说离奇情节的需要，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也不能算作小说的真正旨归。5李渔对于喜剧的热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小说与其他作家不同显著特色。正如他在风筝误中所说“为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
16、人秃笔始堪投。”他并不期望读者能够听取他的道德劝戒，而是始终追求“一夫不笑是吾忧”的效果，娱乐才是最终的归宿。他在强调文艺的劝惩功能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寓教于乐，“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4，通过创作大量的喜剧小说，以其精湛的科诨艺术，幽默诙谐的语言，引人发笑，让人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得到启发，进行思索。“谁想财主料事，件件料的着。只有生死二字，不肯由他做主”（三与楼），“奉劝世间人，莫施刻毒心；刻毒后来终有报，八两机谋换一斤”（萃雅楼），这些话语充满了对权贵财主们的调侃，在诙谐幽默的言辞中也透露出了对这些人物的反感、厌恶。李渔在小说中往往多采用一些具有相反相对性格的人物，便于矛盾的激化，饱
17、含喜剧色彩。合影楼中的两个缙绅管提举和屠观察，作为一门之婿，是连襟的关系，但却偏偏性格不合，一个是跌荡豪华、风流成性，一个却是执拗古板、道学先生。完全相对的性格自然赋予了小说独特的喜剧效果。拂云楼里的裴夫人封氏相貌奇丑，但“又不自知其丑，偏要艳妆丽服，在人前卖弄，说她是临安城里数得着的佳人”，这种强烈的对比，造成了笑料的百出。“他善于组织喜剧冲突，往往借助于巧合、误会等传统手法，激化矛盾，制造波澜，把故事推向绝境，然后再妙手回春，写出大团圆的结局。”5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正是将巧合、误会等手法运用的最为出色的篇章之一，穷书生蒋瑜与缎铺商赵玉吾之媳何氏、知府与媳妇的两桩“奸情”都是由于巧
18、合和误会引起的，而最终的真相是由于误会的消解而得以大白。巧中有误，误中有巧的设计，使得小说妙趣横生，充满喜剧性。（二）雅与俗的中和雅俗问题，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雅俗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反映在文学领域，其意义主要指区分艺术风格、文体类型，隐含其间的是尚雅贬俗的价值判断。在中国古代，雅文学和俗文学作为一种既存的现象，成为了当时经常被讨论的文学问题。明中晚期，雅俗文学之间的混杂与矛盾进一步明朗化。雅俗之辨也成为文学思想、创作主张分歧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李渔的各类著述中，雅、俗是两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涉及人格精神、文学品格等方面的雅俗。乱世中的李渔，可以说是一个雅与俗的矛盾综合体。他的文
19、学创作，一种是传统文人式的，向往着高洁与浪漫不论李渔在现实社会的实际处境如何，他始终以文人雅士的身份自居，因此他的雅俗观实际上就是以确认自身文人身份为前提而进行的某种调适；另一种可以说是商人式的，表现为重实际重功利的特征。商人的特性使得李渔不会顾及他人的非议，而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文人的特性又使得李渔在这种庸俗的生存方式中保持着自己的那一份文人的本真。6在文人的思维定势里，世俗生活中常见的琐屑、凡庸之事往往均视为浊、俗。市廛集中了人世种种名利俗念，“乃极俗之地”，故而李渔强烈表示“但求远市廛，不为尘俗侵”（笠翁诗集卷一安贫述二首其二）。与“俗”相对的“雅”，则是山涧水涯、新篁修竹、字画清玩等清
20、雅之物，如十二楼之萃雅楼中“花卉有至雅之名”。由此可见，李渔所肯定的人格精神之雅，主要是清雅、高雅，着眼于人生情趣、艺术蕴涵。这样的人才韵士大都不求闻达、漠视功名，具有“闲云野鹤之性”，闻过楼中的顾呆叟、三与楼中的虞素臣就是李渔“雅人”概念的形象投射，有着极明显的自喻意味。至于李渔所说的“俗”则主要指执着于世务，鄙吝、腐陋之义，同时，针对当时一切文士矫言清尚、有意求雅而不得法的现象，李渔亦讥之为“文人俗态”，以上为李渔在人格精神上的雅俗观。李渔的小说无疑是应归类于“俗”的，这里所说的“俗”，不仅在于内容的庸俗和用词的粗陋，更是侧重于形式的平易与表达内容的直白。“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之说明
21、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6在李渔看来，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在阅读上的需要并无高下之分，一般读者的愿望同样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而对“俗”的要求说到底也是李渔商人性格对于读者需求的必然反映。李渔常以无所顾忌的口语掺杂大量生活化的比喻来叙述生活中的可笑场景，朴野的白话文往往具有文言所不具备的力度和明快感，如在鬼输钱活人还赌债中，形容王小山聪明是“眉毛会说话，头发都是空心的”，形容王小山高兴，是“梦里也笑醒来”，而说到当王小山发现王竺生是富人之子而自觉有利可图时，“就如他乡娱乐故知，病中见了亲戚，颜色又和蔼了几分，眼睛更鲜明了一半。”市井文学与文
22、人文学表达方法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往往能以一种情理之中的夸张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虽然直白，却也更具穿透力。李渔对于俗文学的吸收和借鉴还包括对具有民间情趣的表达方式的领会运用，往往形象的比喻后隐藏着大胆的暗示，在使读者领会市井的智慧时也体会到几分幽默的意味。然而，无法磨灭的文人气质又使得李渔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不自觉地将强烈的文人情趣渗透于其中，具体表现为李渔常以文字游戏如入小说，在不打断正常叙事进程的同时制造一些诙谐滑稽的效果，流露的是文人的才情，显示的是创作的余裕。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形容男子惧内“世间惧内的男子，动不动怨天恨地定要选个强硬的夫人来欺压我。一日压下一寸来，十日压下一尺来
23、，压到后面，连寸夫、尺夫都称不得了，哪里还算个丈夫”由丈夫之“丈”为度量单位，联想生发为“尺”夫、“寸”夫，说法新颖又贴切。改八字苦尽甘来中写衙门黑暗“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份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寓怒骂于嬉笑之中，涉笔成趣。值得注意的是李渔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对于其中的市井任务的泼悍无赖、粗言俗语亦予剔除、雅化，如夺锦楼中小江夫妻吵架，均出以极工整的对句，虽不足以传达生活本真，但有助于造成书面表达的错落有致之美。7更见文人情趣的还有时时点缀于李渔小说各处的别开生面的妙论。议论是李渔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投入强烈的主体意识的有效手段，在以“劝惩”为目的的议论中
24、，李渔并不总是着眼于道德层面，更多讨论一些人生经验，因此李渔小说中的议论往往不适合作为雅正文学中严肃的道德箴言，更宜作名士清谈观。这类议论每每挟之情趣，颇具情理兼备之妙，如夏宜楼中评品荷花之异不但多色，又且多姿，不但有香，又且有韵，不但娱神悦目，到后来变作莲藕，又能解渴充饥。古人说他是“花中君子”，我又替他别取一号，叫做“花之美人”。自从出水之际，就能点缀绿波，雅称“荷钱”之号。未经发蕊之先，便可饮漱清香，无愧碧筒之誉。花瓣一落，早露莲房。荷叶虽枯，犹能适用由此显示出文人高情雅致，也使小说染上了一层清雅色调。综上所述，李渔话本小说创作从语言表达到情趣意蕴，无不留下“文人之笔”的鲜明印迹，摆脱了
25、通俗文学之稚拙粗朴，而体现为一种“人工”美。也正因如此，它显得纤巧而至做作，失落了通俗文学自然浑朴、热烈真切的艺术魅力。李渔在闲情偶寄科诨第五表达了这样的戏曲观“科诨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人之笔。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7这段话反映了李渔本人对于文学品格中“俗”的看法，“俗与不俗”，恰好准确的概括了李渔的语言风格。因此，最能代表李渔对语言的要求，同时也最能体现李渔语言风格的，是李渔小说用语中雅俗交融的一面，具体表现为以文人的典雅之笔来委婉地表达具有市井情调的内容，即“以雅说俗”。对于其作品中的一些猥亵内容
26、的表达，充分反映了李渔的“以雅说俗”。如以“望门流涕，遇敌倒戈”来比喻男子的性无能（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以“诚于中而行于外，自然有许多声响做出来了”形容夫妻就别后的交欢（移妻换妾鬼神奇），通过对于成语和典故的故意曲解，用雅文写俗事，显示出作者对文字惊人的把握能力。对于李渔小说中关于猥亵内容的描写，认为李渔格调低下或独具匠心都属于见仁见智，但在这种手法之后隐含的深意却是不可忽略的，以雅致之笔描写鄙俗之物的手法真实的传达了李渔的愿望，即尝试在俗与不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使这种尝试的效果不尽理想，但尝试本身却是无可否定的。（三）情与理的中和李渔在他的戏曲慎鸾交中，曾借主人公华秀之口，含蓄的表达了自
27、己的观点“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由此可见，“道学、风流合而为一”同样是李渔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情理观。身处明末清初，对情的认识既有袭自晚明的成分，重视“情”的客观存在，同时也包含着对情的重新反省使之向理靠拢。李渔小说正是二者之间的中和，既有对情的挣扎，也8有对理的畏惧。李渔对于男女恋情，个人欲求，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他反对道学、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对人生抱着享乐态度，极力反对把正当的情欲视为邪恶，一方面肯定情欲是人性之必然，肯定情的合理性，一方面又企图不悖于封建礼教，因此谓之风流与道学合一。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是经久不衰的创作题材。李渔笔下所赞颂的爱情故事，都是建
28、立在真正的相互爱恋基础之上的爱情和婚姻，这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后自由思想的发展对于传统爱情观念的影响。李渔对于受金钱势力观念影响的婚姻关系进行了强烈的批评，他主张爱情的发展要因势利导，顺乎自然。对于青年男女为了爱情背叛传统礼教、追求婚姻幸福的行为，他给予了强烈的支持，这一点体现了李渔先于他人的民主思想。借封建道德观念来为人欲张目，用张扬礼教来反对礼教，是李渔将风流与道学合而为一的有效手段。再看无声戏名篇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谭楚玉和刘藐姑在礼教制度的强大压力下，依然敢于违抗父母之命，追求坚贞不渝的理想爱情，甚至不惜放弃生命，这是与封建道德规范完全违背的，然而在刘藐姑捍卫自己的爱情时，同样
29、以封建道德观念加以驳斥“烈女不嫁二夫，岂有再嫁之理”“别的女旦不明道理，不守节操，可以不嫁正生；孩儿是个知道理、守节操的人，所以不敢不嫁谭楚玉。”明明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却又谨守着封建规范，礼教规范成为了双方传递爱情的工具，使他们另一方面又成为了礼教的维护者。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中蒋、何二人扮演着恪守封建规范的角色，表现的随遇而安，并无一毫不平之心。倒是作者很为两个青年人鸣不平，让一只小老鼠来解开这个恶因缘的死结，肯定了“才堪相配”的美满结合。蒋、何二人始终表现的被动，不承担破坏道德规范的罪名，最后由知府做媒人美满结合，情欲最终被纳入了礼义的范围之内。合影楼的故事实际上也表达了李渔风
30、流道学合一的观点，对于太过风流的屠观察和太过道学的管提举，都不为李渔所赞同，而为两家说亲，调停风流与道学之间矛盾的路公，则在“不夷不惠之间”，和李渔持相同观点，“风流”意味着多情，“道学”意味着遵理，“风流、道学合而为一”的观念实质上就是李渔企图创造“情理合一”道德观的体现。与晚明的“以情抗理”思潮相比，李渔的“情理合一”观明显是想调和“情”与“理”二者之间的矛盾。对于晚明主情派文人掀起“以情抗理”大潮，尽管他们表现出纵情适性，反抗传统伦理的外在约束，但实际上仍然保存着儒家的传统规范，就连主情派的代表汤显祖与冯梦龙在“以情抗理”的背后也没有完全颠覆“理”的位置，在“主情观”中也有“情理合一”的
31、思想。他们并非真正的“以情抗理”，而是将理学中“理本体”换成了“情本体”，因此实际上也是一种以“情”为主导的“情理合一”观念。与之相比，李渔的“情理合一”观反对三言二拍中那些不合礼教的行为，认为真正的风流应该是在“理”的框架内追求，实质却是“以理制情”，然而李渔小说中的主人公打着礼教的幌子，所言所行完全不逾礼教一步，却往往并不专情，坐拥多美成了他们的最佳归宿，这些品行与三言中的多9情才子比起来，既缺乏至情至性的流露，也往往失之于庸俗市侩。拂云楼中的裴公子任凭父母为自己退掉了初次定亲的韦小姐，取了嫁妆丰厚的封氏，婚后发现封氏相貌丑陋又整日郁郁寡欢的愿其早死。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裴公子邂逅了韦小姐
32、和她的侍女能红，被她们主仆二人的美貌吸引，于是迅速向其再次提亲，遭到拒绝之后又迅速的将求爱对象转向侍女能红，尽管最后裴公子娶得两位娇妻，我们依然无法从中读出真情真爱的意味，反而更多的是这种道貌岸然，小人得志的鄙夷。同样的状况在夏宜楼中也可见到，瞿佶人在借助望远镜目睹詹小姐的芳容和高尚情操之后，立刻登门提亲，尽管他本人身无长处，却狡黠的再次借用望远镜和其他手段达到目的，然后结尾的坐拥多美又实在令人作呕使读者不得不怀疑作者李渔的恶趣味。这样的庸俗是令正派文人所不齿的，然而在文化恐怖政策盛行的时代，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这是李渔迫于现实压力的屈笔迎合，因为这其中饱含着为李渔在佯装庸俗叙述的背后所暗含的深刻
33、的反讽意味。（四）奇与常的中和“是词幻无情为有情，既出寻常试听之外，又在人物情理之中，莫奇于此矣。”8所谓“既出寻常视听之外”，指的是题材要新奇，要选择人们所没有接触过的，这个观点反映了李渔“情事不奇不传”的选材创作观念；所谓“又在人情物理之中”，指的是创作的内容要合乎人事，顺乎情理之中。他的作品大都着眼于平常的事情，着意描写人情物理。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光怪陆离的奇人异事，往往都是人们平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他甚至直白的指出“可见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无声戏中的小说一般都不涉及重大的题材，从日常生活小事入手，写小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各类人物的悲欢喜乐。如男女相爱、寡妇再嫁、
34、义仆奔丧、财主求子等，这些极其普通的事情，却被李渔写的妙趣横生。李渔将小说看作是“无声戏”，他的小说和戏剧都具有尚奇的特点。正如他在闲情偶寄中所表达的观点“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新即奇之别名也。”9李渔笔下所采用的一些题材往往是当时的作家们不屑于写，或是不敢写的事物。这些题材被李渔写了出来，产生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美妇同遭花烛冤村郎偏享温柔福中的主人公阙里侯，是一个“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件件都阙，件件都不全”的财主，他接连娶了三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尽管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是不足为奇的，却与才子佳人的情理难合。爱情题材的小说是很难写出新意的，
35、但李渔笔下的男女却不同于传统的花前月下的模式。他们有的利用流水传书，荷叶递柬；有的利用戏台作为遮掩，戏里传情；有的利用望远镜远观美人，假扮神仙。这些题材的故事自然令读者的感到新奇，耳目为之一新。古典文学“奇”与“常”的观念，经历了很长的发展历史，李渔常中见奇的思想是历史演进的10产物。李渔崇尚新奇，“物惟求新”、“非奇不传”，他善于从平常事物中翻出新意，化腐朽为神奇，往往具有石破天惊之妙。然而要做到在寻常中求新奇，就必须将新奇建立在符合情理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生活的真实，违背生活的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奇而不谬，真实可信”。李渔所追求的新奇并不是荒诞不经，光怪陆离，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能发现的新
36、奇之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面后谓之新也。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其，情之极艳”10。李渔小说中奇与常的中和同样体现在对小说体制的继承发展上。李渔的文学观是辩证发展的，正如杜书瀛先生在所说的那样，“一方面，李渔尊重传统，珍惜遗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拘泥于传统，不拜倒在遗产面前直不起腰来。”11李渔以无声戏、十二楼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发展了传统的话本小说体制，逐渐摆脱了传统作品说话的痕迹，向“小说化”小说的方向发展。在继承话本小说体制的同时，对这一体制进行适度的改造，变旧为新，使小说易于为读者接受，又能适度舒展求新求变的个人情趣。李渔在创作中加强了入话和头
37、回的联系，使入话和正话浑融一体。如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所写的“穷不怕”虽是乞丐，却有侠骨义肠，反映了作者对于卑贱者的由衷赞叹。这回合的小说在正话之前李渔就“先请两位教化陪客与本传作个引子”，讲述了两个小故事作为补充。一则写的是唐伯虎假扮乞丐的故事，另一则写的是崇祯末年许多志士在国破家亡后宁做乞丐不愿服务新王朝的史实。这两则入话一虚一实，一谐一庄，与正文相互映照，而它们所表现的“名士之风”和“志士之节”又恰好组成了正文主人公主要的性格特征。三、李渔作品中和思想的来源及影响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创作所流露出来的浓厚的“中和”意识。笔者认为，李渔的创作中所包含的中和思想，首先与
38、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即文人气质和商人价值观造成的双重品格有深刻的关系，同时亦受到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思想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哲学。（一）李渔小说中和思想的来源李渔出身于一个医药兼营的商人家庭，父亲的商业才能为少年时代的李渔创造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尊前有酒，心中无愁，使得他可以全身心的钻在书卷之中，体味圣贤之论。然而李渔的父亲却在李渔未及弱冠的年龄就不幸去世。李渔为父亲服丧期满后，返回故乡，二十五岁时参加童子试科考，“独以五经见拔”，深受主考官的喜爱。但从此以后命运就再也没有垂青过这个才华横溢的文11人，屡试不第的打击，再加上战乱的影响，使他对于功名的热度降到了冰点。在他四
39、十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举家迁往杭州，从此开始了“卖赋以糊口”的生活，走上了一条文化商人的道路。短短几年之内，李渔就写出了无声戏和十二楼两部小说集以及几部传奇，在当时颇受欢迎。同时他又开书铺经营出版发行，并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但李渔没有俸禄，家无恒产，中年以后家口日繁，生活负担不断加重。因此，他每到一地，总要奔走于达官权贵、富豪乡宦的府邸，为他们提供声色娱乐，接受他们施舍与馈赠，而且为了求得更多的好处，常常显露出献媚逢迎的庸俗情态。李渔的创作总体沿袭了话本小说劝善惩恶的传统，但同时他认识到，光是在小说中劝善惩恶势必会影响他“砚田糊口”，即创作小说的经济效益。因此他也重视小说娱乐人心的功能，意识
40、和市民读者的欣赏趣味，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既能领悟到劝善惩恶的思想内容，又能产生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由此可见，劝惩和娱乐从一开始就贯穿在李渔的创作目的中。因此，李渔的小说一方面肩负着对于社会的教化劝惩使命，这突出的反应在其小说的劝善惩恶的主题上；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新奇、趣味、吸引读者的目的，小说的语言运用与情节的设置难免有迎合世俗趣味的倾向。正是这样就造成了李渔作品呈现出双重品格的矛盾，它决定了李渔的文学创作不可能走向纯商业的模式，或是纯文学的道路，而是对这两个方向做一定的折中来进行创作。文人与商人的双重身份造成了其在创作中不由自主的中和意识。然而这种双重身份的选择，却是其面临朝代更替所做出自
41、己选择的必然结果。因为亲历明末清初改朝换代造成的历史磨难，李渔期望自己的小说“有裨世道”，他的博古通今又使他以怀疑的目光去透视通俗文学取得的成就和社会效果。他认为仅仅凭借小说的力量并不能达到劝善惩恶的程度，与其以小说“维持世道”，莫若用小说娱乐人心。因此在创作中他总是避开那些重大、严肃的题材，虚化了小说情节的悲剧性，同时为适合市民阶层的庸俗情趣，小说格调逐渐走向媚俗。从表面上看，李渔似乎对于生活的本质缺乏认识，但恰恰相反，他并非缺乏认识生活的能力，只是不愿就此深入下去，不愿以犀利的笔触穿透生活的本质，以严峻的态度揭露现实的丑陋，掩盖生活的悲剧。李渔的这种行为，实则是在当时社会“文化恐怖”背景下
42、的一种“明哲保身”的安身之举。他企图做一个快乐的文人，不希望生活过的太严肃、悲壮。然而若要论及这种中和思想产生的根源，又不得不要追溯到我国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儒家认为“和”是天地万物最好的秩序和状态，同时也是最为理想的境界。而要想实现“和”这一境界，就需要保持“中庸之道”，也就是保持适度、节制、理性和不偏不倚。中国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大团圆”审美心理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就有这种中和思想的心理的积淀、渲染和影响。121李渔的小说，无论是无声戏中的短篇故事，还是十二楼中的悲剧话本，以中和思想贯穿创作的始终，充分说明了儒家“中庸”思想对于他的深刻影响。12（二）中和思想对于李渔小说创作的影响中和作
43、为一种整体的效果，一种在整体上均衡、和谐的状态，决定了文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允许有某个局部过于突出，使得整体反而显得暗淡，更不允许某个部分与整体不协调，破坏整体的统一。这就使得文人们在强调个人情感的和谐、平和，注重作品的整体效果，但同时也容易使作品失去了自身应有的个性和情感的多样化的表达，造成对于个体感情的束缚。同时，李渔以戏曲创作小说，将戏曲理论带入小说创作中，在奇与常之间游走，使得一方面由于两者有共同创作规律而使小说别开生面，又因忽视二者的区别给小说带来某些缺陷。作为叙事艺术的小说并不等同于代言的戏剧，不是按照人生创造戏剧，而是按戏剧表现人生，创造出一种游离于生活的虚幻艺术，“这在某种程度
44、上泯灭了小说和戏剧作为各有其独立美学品格的两种文艺形式之间的差异，引导小说走向了一条偏重形式的道路”。13李渔的小说既追求语言形式的平易与含义的直白，又努力使语言在许多地方融入浓厚的文人情趣，以典雅的的文人之笔委婉的表达具有市井情调的内容。同时又通过设置喜剧人物，来进一步制造喜剧氛围，将严肃的主题在与严肃完全不搭边的环境气氛中表现出来。安排喜剧性情节，大团圆结局，加上他对于科诨艺术熟练的把握运用，使他的小说寓教于乐，劝惩教化与诙谐幽默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文学的娱乐性与对世俗的迎合寻到了相对恰当的平衡点。然而一味追求大团圆结局，也损害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小说中少数篇幅片面求奇，违背了真实。小
45、说在努力迎合世俗的同时，常常使情节违背自身的发展逻辑，有时在情节上前后彼此脱节。表达自我相对浅薄，大多局限于基本的为人处世态度或简单的个人爱好，可以体现深刻思想之处点到即止，缺乏深入的挖掘，思想内容总体上以平庸为主，沦为媚俗，这些也不失为李渔小说之所以无法具有崇高的艺术地位的重要因素。四、结语李渔以文人独创拟话本小说首开风气，在前人的基础进行大胆的创新。他的小说加速了小说的雅化过程，使小说体式更趋完备，标志着白话小说走向进一步成熟，也扩大了小说在民间的影响，为小说在文坛取得核心地位准备了条件。李渔的小说虽不如“三言”浑厚、质朴，也不如“二拍”奇幻、细腻，但他的创作对于小说现实性、通俗性的发展有
46、着重要的意义，中和思想更是贯穿于小说创作的始终，对之后的小说创作都有独特的借鉴意义。13注释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255页2朱立元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00页3徐林林团圆背后的错位李渔“团圆之趣”戏剧思维的梅派阐释语文学刊高等教育版2010年4期4闲情偶寄科诨第五重关系中华书局2007，第88页5沈新林李渔与无声戏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07页6闲情偶寄词采第二贵浅显中华书局2007，第34页7闲情偶寄科诨第五忌恶俗中华书局2007，第87页8笠翁全集香草亭传奇序李渔全集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第47页9闲情偶寄结构第一脱窠臼中华书局2
47、007，第17页10笠翁词集窥词管见李渔全集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549页11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8页12危磊“大团圆”审美心理成因新探J文学评论，2002（3）13陈良李渔拟话本小说及其观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314参考文献1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2沈新林李渔与无声戏M沈阳辽宁出版社，20003李渔闲情偶寄M中华书局，20074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沈新林李渔新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6黄强李渔研究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7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J文学评论,1997,038刘
48、玉峰试析李渔短篇小说中的情爱主题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069汤妙李渔小说创作思想的利与弊J皖西学院学报,2004,0110周毅劝惩与娱乐李渔小说的创作旨归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1,0211孙福轩话本小说叙事的经典李渔叙事美学特征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4,0412沈新林论李渔的“怪异”兼论其启蒙思想与人文精神J明清小说研究,2006,0213徐凯惩劝与娱乐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14胡元翎李渔及其拟话本艺术精神新解J文学评论,2004,0615危磊“大团圆”审美心理成因新探J文学评论，2002（3）16叶烨论李渔的双重品格及其小说D湘潭大学,200217沈庆会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318陈良李渔拟话本小说及其小说观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319雷晓彤论李渔的文艺思想对小说创作的影响D江西师范大学,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