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试谈清初关学学者李柏的易学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富于暗示性，古代学者曾做过大量解读，努力把感性暗示转为近于理性的明示。清初学者李柏在张载关学思想基础上对易中美学思想的解读和发挥，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 一、 易的语言特点和它的局限 中国传统文化尊崇易经 ，称之为“群经之首” ，其原因当然是它对其他诸经诗、书、礼、乐、春秋具有统领作用。即以诗而论，这是重感性的、审美的，似乎离哲学理性相去甚远了，然而易中说：“君子以懿文德。 ”号召君子美化自己的文章才艺与道德。又说“顺天休命” ，号召君子遏止邪恶，显扬善行，以顺应至善至美的天命。在“豫”卦中说：“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即喜悦、安乐，重视审美活
2、动。 但是， 易对“五经”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引领，都明显带有重直觉、重感性因而富于暗示性，缺乏知识论的明确性特征。诚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农民所要对付的，例如田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的哲学家也一样，以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作为他们哲学的出发点了。 ” 冯先生 1947 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着重对比分析中西哲学2的不同，探讨为什么知识论在中国从未发达起来的原因，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贬低重农的祖先的意思。 冯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我看见我面前的桌子，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它是
3、仅仅在我心中的一个概念还是占有客观的空间，中国哲学家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在审美连续体中没有这样的区别。 ”(见冯中国哲学简史 ，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 页) 这样的哲学给审美和艺术提供了很大方便，所以“在凝神观照时，我们心中除开所观照的对象，别无所有，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7 页)说的就是这种主客不分的审美境界。 正是这种审美感受始终不离感性的缘故，造成中国艺术乃至哲学常用比喻、象征、借代的修辞去交流，连理性的定义也要用借代， “身处江海之上，而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
4、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 这种表达方式，追溯到易 ，比比皆是： “乾，元，亨，利，贞。 ” 乾被解释为日出的光气舒展的形态；也有发音近似的“健”的意思。“上九，亢龙有悔。 ” “彖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 “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坤”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 “彖日：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3含弘光大，品物成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是说应当效法这种以母马为象征的大地德行。 这样的思维，构成中国哲学交流中一个基本事实：重感性尚体悟。其价值意义，用冯友兰先生话说是“文约义丰”(见中国哲学
5、简史 ，第 23 页)，富于启发性，能引导听者读者做创造性理解，因为直觉毕竟可以作为“沟通主客观的桥梁”(引金岳霖知识论语)，须先还原比喻、借代、象征所暗示的理性本体，然后演绎到自身经验，完成由暗示向明示的转化。转化既困难，那么，直接的类比就成了懒人的捷径，屡屡闹出“东施效颦”之类的笑话，他们“知颦美而不知颦所以美呀!” 在中国读懂传统哲学是一件难事。我在几十年中揣摩“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总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才领悟了一点， “玄之又玄”大概说“科学归纳” ，不断向上位概念追究，抓住事物的本质，这就是众妙之门了。但这是借助了西方哲学的方法。我们的祖宗似乎满意于感性的传达对理性理解过程的期待
6、。所以，长期积累的丰富生产经验和各项知识，未发展成为“哲学的知识论” ，不去追究未知的宇宙万物，似乎未被认识就等于不存在。他们不知道“被知的不随知识的存在而存在”(金岳霖语)。例如，虽然深谙“木生火，火克金”之类知识，但没有更多追问，更多区别，所以，关于燃料、能源、温度计、电学、医学中的炎症诊治等，都不是我们祖先的发明。 易传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 ”史记告诉我们：“文王拘而演周易。 ”文王领导西岐的政治、经济、4军事、文化事业，经历丰富，留一部著作并非难事，可惜后人把他详尽分析归纳过程省略了，只说他是圣
7、人，顺天行事，电可能文字发明太少不足以记事。北宋张载也相信“存文王，则知天载之性” ， “存众人，则知万物之性” 。在他看来，众人也是圣人，他们在不同劳动对象上倾注人类心血，必能深谙万物之性，形成丰富的审美体验和知识。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穷神知化”的教育目标。稍后于他的沈括写了梦溪笔谈 ，堪称当时生产经验与相应知识的汇总：与他同时的王安石变法，其学校教育中也曾开设近似于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课程，可惜很快夭折。直到明代，差不多同时期的英国弗兰西斯?培根，成了“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 “知识就是力量”成了西方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我国的宋应星也写出了堪称“世界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
8、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语)。可惜中国绝大部分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性理大全 ，余书一概不读(参见梁启超中国三百年学术史)! 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把生产经验和万物知识上升为科学系统的激情和智慧，即以先秦而论，大家并非都跟庄子一起“弃知” ， 易的语言特点也并未拒绝后人的解读和发挥。比如孔子把“仁”的观念演绎到各个方面。墨子在辩论中，揣摩构建着形式逻辑。孟子从教育人手探讨人与禽兽的本质区别。而“惠施十事”在今天看来，不是悖论而可叫做“相对论” 。庄子很早就把审美视角投向生产劳动。屈原有天问 ，追问的问题包括天文、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可见，中国式的哲学语言，并不足以构成
9、知识论的障碍；真正扼杀中国知识论的元凶是科举制度。 5二、李柏的时代和他对易的解读 明清易代，对优秀的汉族士子是一次心灵大震荡，人格大调整，知识大重组。他们既不愿顺承晚明的空疏学风，使民族精神萎靡不振；更不甘做满人的奴才去当官，变成民族败类；也不愿消极无为，虚度光阴。如顾炎武认识到明清易代绝非一般的改朝换代，而是神州陆沉，文明沦丧；于是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崇尚实学，重考据，重分析，重哲理，重系统，他想全面回答眼前事变的深层历史原因，实际上是在推动着一场文化救亡运动。这是一个史所罕见、群众性自发的文化创新时代，著述泉涌，硕果累累，与满清官方文化大异其趣。粱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亭林建设方向是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是近于哲学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