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古代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提 要：本文从拉美西斯二世纪念铭文所载赫梯国王被法老击败的形象与其他历史文献中得出的埃及与赫梯国家的实际关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讨论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原因：正是由于古代埃及独特的历史观念，产生了“虔诚伪造”的历史编纂方式。这种对外族人以及埃及与外族关系的呈现范式自埃及史初即已出现，并逐渐形成古埃及文明关于外族的文化记忆。在新王国时期的国际交往中，随着近东各国“平等”的理念逐渐为法老所接受，埃及文献中的赫梯国王形象不仅再现，而且丰富了埃及传统的文化记忆模式的内容。 关键词：古埃及；赫梯；外族人；历史编纂；文化记忆 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2、II）在位时期（公元前 1279 年前 1213 年） ，1 埃及和赫梯两国在北叙利亚地区展开争夺势力范围的长期争霸，卡迭什之战是双方冲突的顶峰。是役约十五年后，双方缔结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敌对关系。拉美西斯二世在纪念铭文中对战争中的对手这样描述：赫梯军队连同所有的赫梯首领，都被埃及国王消灭了，他们的步兵和战车兵尸首相枕。2 关于两国议和，拉美西斯二世认为是在赫梯方面年复一年的乞求之下，埃及法老所赐予的和平，双方的媾和在赫梯国王亲赴埃及的场景中达到高潮： （来人）奏报陛下：“看，竟是赫梯之主！他送来长女，带着各种丰富贡品。他们的（人）充满（山谷）赫梯之主暨王妃之女在他们2当中。他们越过崇山峻岭、
3、深谷险壑。他们已抵达陛下的国境。 ”当听到此埃及国中闻所未闻、不可思议之事，陛下感到极为高兴，宫中充满喜悦。于是他速派军队、官员，迎接他们。3 从这份文献中可以看出，埃及官方认为卡迭什战役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是埃及法老，由于法老的恩赐，赫梯才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和平，在两国关系中，埃及处于明显的上风。但是，双方在缔结的和平条约 1 中，却互称对方的国王为“大王”和“兄弟” ，约定互不侵犯、军事互助、互不接纳对方的流亡者并互相向对方引渡逃亡者。2 这一系列规定的双向对等性表明双方是在平等的基础上缔约的。很明显，这样两份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同样是由埃及官方认可的文献，在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上，出现了很大出入。
4、那么，在历史上，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与赫梯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哪一份文献更接近于当时的历史真实？ 一 埃及新王国第十八、十九王朝的时间断代约为公元前 1550 年前1186 年，根据现存文献记载情况来看，自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公元前 1479 年前 1425 年）至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埃及与当时处于新王国时期的赫梯国家联系较为密切。 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至阿蒙霍太普三世（Amenhotep III）时期，赫梯正处于中王国时代，国力较弱，势力范围由北部叙利亚退缩回安纳托利亚高原。因此，当图特摩斯三世率军北上，直至到达当时属于米坦尼势力范围的幼发拉底河时，与
5、赫梯并无冲突。不仅如此，根据图特摩斯三世的年代纪可知，赫梯人在法老北上时还不3止一次地向其献上“贡品” ，3 以示友好。这一时期的叙利亚北部地区主要由埃及和米坦尼由冲突到交好的局势所主宰，赫梯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只是偶尔插手叙利亚地区事务，并于国王图塔里亚二世/三世（Tudhaliya II/III）时期，出兵夺取了叙利亚重镇阿列颇（Aleppo） 。因此，埃及在这一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并未对赫梯形成实质性威胁。赫梯国王可能出于结交埃及这一近东传统大国的考虑，也乐于见到埃及将米坦尼驱逐出叙利亚地区，故而在法老兵锋直指幼发拉底河流域时，借机向后者赠送礼物。但实际上，两国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赫梯其时
6、虽国力相对较弱，但埃及也鞭长莫及，赫梯国王送礼可能是真，但像埃及法老的铭文中记载的那样“臣服”于埃及却未必是事实。 埃及法老埃赫那吞在位时期（Akhenaten，公元前 1352 年前 1336 年） ，赫梯进入帝国时代，国力日盛。国王苏皮鲁流玛一世（Suppiluliuma I）为了集中力量对抗米坦尼，并重新将叙利亚北部纳入赫梯的势力范围，与埃及建立了友好关系，稳住了埃及。经过两次叙利亚战争，赫梯灭亡了米坦尼，将北部叙利亚地区原属米坦尼和埃及的属国，如乌伽里特等收服，阿穆鲁（Amurru）和卡迭什也开始与埃及离心离德，表现出归顺赫梯的倾向。这触动了埃及的利益，双方矛盾加剧。最终，由于苏皮鲁流
7、马一世的一个儿子暴毙于远赴埃及的路上，激化了矛盾，双方交战，两败俱伤。 之后，直至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Sety I）时期，埃及与赫梯关系持续紧张，在叙利亚地区偶有交锋，势力范围始终未获堪定。拉美西斯二世继位后，力图恢复图特摩斯三世时帝国在西亚的荣光，率军与4赫梯军队在卡迭什激战，但由于中了赫梯之计，几近被俘，战斗最终进入僵持状态，直至双方撤兵。战后，埃及不得不接受失去卡迭什和阿穆鲁这一事实。在此后的十五年里，两国战事时断时续，但业已形成的大致以卡迭什和阿穆鲁一线为界的势力范围几无改变。在银板条约及以后双方的往来书信中，双方国王互称兄弟，王后互称姐妹，互赠礼物，4 赫梯国王至少将两位女儿嫁给
8、拉美西斯二世以巩固双方的友好关系。1 埃及与赫梯的休兵为叙利亚地区带来了约半个世纪的和平。2 纵观埃及与赫梯交往的历史过程，即使在埃及最为强盛的图特摩斯三世时期，法老饮马幼发拉底河，但此时正巧赫梯势力已退出这一区域，二者并未产生直接冲突，赫梯未必实质性臣服。至赫梯重新崛起，挥师南下，再次进入北部叙利亚地区，埃及已进入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期，无暇北顾。当又一位强势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试图恢复埃及在西亚的势力范围时，他遇上了同样雄才大略的赫梯国王穆瓦塔里二世（Muwatalli II） ，只得最终放弃收复卡迭什及以北地区，直至双方议和，正式休兵。因此，由于文献的缺乏，尽管埃及和赫梯的交往历史中的很多细
9、节并不十分清楚，但无论是战还是和，双方均保持了大致对等的关系。由此观之，拉美西斯二世纪念铭文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和战后议和过程的描述，应当与事实相距颇远，阿卡德语文本银板条约所体现出的双方的平等关系，应当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那么，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一个特例还是一种在埃及历史上古以有之的传统模式？法老为什么采用这种歪曲和伪造的方式记载历史？ 二 在古代埃及的历史文献中，如果说最初的“年鉴”类文献仍有忠实5地记载历史之功，如以政府对属于王室和神庙的财产进行定期清查的事件命名的年名，但到了古王国末期，数种历史文献如年鉴、王表均走向程式化，生活在古王国第三、四王朝之交的大臣梅腾（M?n）的自传 3 中表
10、露出来的显示个人功业的动机更是日益扩展。以至于后来，尤其是新王国时期，在国王的年鉴、王表和庆祝仪式的纪念性铭文中，无论是对于国王个人特点的描述、对国王功绩的叙述还是对于国王在宗教方面作用的记载，均已“成为历史记录的基本风格和刻意追求的目标，从而使比较单纯的国家大事记录演变成纯粹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工具” 。4 赫梯国王的形象早在图特摩斯三世时代即已出现在埃及文献中，阿蒙神高级祭司门-凯佩尔-拉-塞内布（Mn-?pr-R?-snb）在他的底比斯墓（编号 86）中的壁画场景中描绘了跪地作敬拜状的“哈梯王公” ；5 在阿蒙霍太普二世的亚洲战役铭文中，赫梯国王也是向埃及法老臣服的一员。6 拉美西斯二世时
11、代的神庙浮雕和铭文不仅刻画了赫梯人在战争中被埃及法老痛击的情形，还有赫梯国王携女亲至埃及的场景。如前文所述，图特摩斯三世至阿蒙霍太普二世时期，主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活动的赫梯和扩张中的埃及并无冲突，甚至连直接接触的可能性都很小，不太可能“臣服”于埃及。银板条约签订时的赫梯国王为哈吐什里三世，这位国王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果他确实为巩固和平，做出了不远万里亲自出访埃及的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应当会在赫梯文献中被当作重大事件详细记载。但是，拉美西斯二世的铭文中所见的这位赫梯国王一路跋山涉水亲至埃及的盛况，却并不见于现存任何赫梯文献。相应地，拉美西斯二世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时， “各土地之伟大首脑到来”
12、7 的万国来6朝的场面，缺少其他文献的佐证，很可能也是法老自己一厢情愿的想象。因此，埃及官方对于卡迭什一役及其后埃及与赫梯两国议和情况的铭文记载方式，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种“埃及国王征服外族”这类程式化记载埃及与外族关系的传统的延续。 对于这种历史记载特点形成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将其和西亚历史编纂归为一类，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形成原因进行比较，认为埃及和西亚虽然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记录，但未能进入“史学”阶段的基本原因在于近东社会政治、意识条件的局限，在宗教神学的禁锢之下未能形成独立自由的思想风气，缺少知识分子的智力参与， “求真”的史学也就无从诞生和发展。1 另一种观点从埃及特殊
13、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出发，认为以“玛阿特”为中心的自然和社会秩序观以及循环的时间观念决定了古埃及人“循环”的历史观念和“虔诚伪造”的记载历史的方式。2 古埃及在尼罗河谷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局，以法老为中心的统治秩序长期延续，这使古埃及人相信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具有无限循环性，遵循着“秩序-混乱-秩序”的模式循环往复。每一位新的国王即位之后都以结束其前任刚刚离任（去世或被杀）时国家黑暗、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繁荣和统治秩序为最重要的任务。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一切变化的事件都是混乱和偶然性的表现，没有任何意义。3 同时，埃及人相信，举行神圣仪式的墓室和神庙中的文字、图画具备
14、永久性魔力，能永远护佑法老及其子民，维护神创的秩序。因此，历史文献中充斥着雷同的对法老的世界秩序维护者和不可战胜形象7的记载就可以在这种意义上得到解释：神圣秩序的恢复和对外族人的胜利是必然的，这才是恒久的、真实的历史；即使暂时没有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未来也必定会恢复为这种状态，这样的历史才应当被记载下来。从这种角度看，古埃及人并没有故意歪曲历史，但他们选择和记载历史事件的目的，以及背后的历史观念，都与西方古典以及当代的历史观念有很大差异。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埃及文明自身产生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过程进行讨论，具备更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埃及人仪式化地记载历史事件的方式，和我们
15、如今所理解的记载历史的方式，可以共同看作历史编纂的两个变量，不能够因为承认后者就否认前者在当时当地社会背景中存在的合理性。 这种“虔诚的伪造”是古埃及对国王记载的通用方式，运用在对国王充当各种角色的记载之中。法老对内是秩序和正义的维护者，对外则永远是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与此相应，外族只能以朝贡、战败等被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即使是在埃及与他国签订平等条约的情况下，签约的发起在埃及文献中也是表现为他国国王向埃及法老乞求和平，签约本身则是法老“赐予”的和平，上引埃及与赫梯之间银板条约的签订即是一例。不仅如此，银板条约本身是有不同版本的，赫梯方面的版本体现了平等的精神，称双方国王均为“大王” ，但埃及方
16、面的版本却称赫梯国王为“赫梯伟大的首领” 。在埃及文献中，这是一种通常称呼叙利亚和其他外族统治者的相对“大王”而言等级较低的称呼，这一做法当然受到了赫梯国王哈吐什里三世的抗议。4 尽管最终对双方生效的版本是以当时近东通用语言写成的阿卡德语版本，双方君主的称呼均为“大王” ，但其起8初埃及方面的版本却体现出埃及官方的这样一种理念，即，绝不将作为政治和宗教至尊地位的法老置于低于或者平等于其他世俗君主的位置，5 这可能是由于埃及神化王权的程度相对较高，不容易接受各国王权平等的观念所致。6 因此， “虔诚伪造”的记载历史的方式不仅适用于美化法老的征服功绩，也同样适用于歪曲描绘外族人。外族的朝贡或战败等
17、被矮化的描述，甚至埃及人对他们的称谓本身，都是“玛阿特”所安排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也是记载埃及法老煌煌战功内容的一部分，作为法老强大形象的参照对象而存在。这和伪造法老常胜形象的目的相同，只是向度相反而已。赫梯国王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首领在埃及文献中的臣服形象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三 古埃及这种“虔诚伪造”记载历史的范式，可能源自史初即已存在的关于外族的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 ，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关于集体起源的神话以及与现在有绝对距离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对这些内容进行回忆的目的是要论证集体的现状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巩固集体的主体同一性的目的。文化记忆的传承一定是遵循着特定而严格的形式的，从媒介上来
18、说，它需要有固定的附着物、需要一套自己的符号系统或者演示方式，如节日和仪式。另外，集体中的某些成员在对文化记忆的掌握和阐释上享有特权。1 第十八和十九王朝埃及官方文献对于赫梯国王的记载，形塑了卡迭什战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埃及人对于赫梯文明的集体记忆，但因为在时间上距离刚刚过去的两国争战与议和太近，所以，似乎不能被视为一种文化记忆。但是，如前文所述，这种记载方9式不是一个新事物和特例，而是一种传统的延续。文化记忆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于文本和仪式的经典化。所谓经典化，是指普通的文本和仪式，经过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人士的整理之后，被确定为典范的过程。2 古埃及雕塑、壁画、家具和其他物品上的装饰图案及铭
19、文中外族人被埃及国王征服的场景，作为一种模式化的主题，在从史初至罗马统治时期的整个埃及历史上反复出现，3 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处可能是前四千纪末期（涅伽达文化 II 时期）希拉康波里斯第 100 号史前文化画墓中的“大人物”痛击敌人的图画，4 敌人的身份不明，可能是外族人。后来的此类场景除了在细节上更精致或场面上更宏大之外，核心内容都延续了最初的模式。如稍后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上，已有确定是外族人的被捆绑的俘虏被埃及国王痛击的场景。第五至六王朝以降，出现了很多外国俘虏的小雕像，它们最初可能被成排地摆放在从河谷神庙通往丧葬神庙的通道两旁。有些被捆绑的俘虏小雕像被用于诅咒仪式，如第十二王朝早期的五个石
20、膏俘虏雕像即是如此，甚至雕像上还刻满了努比亚王子的名字，那是诅咒他的铭文。5 新王国和托勒密时期，神庙大量兴建，国王抓住外国俘虏的头发对其迎头痛击和外国俘虏被捆绑、杀死的场景更是反复出现。因此，溯其源头，至少从争议不断的第一王朝初王纳尔迈时期起，埃及国王征服外族人的模式就已成为一种由官方认可的蕴含有宗教和政治意味的造像典范。这种范式通过双方直观的装束、外表的差异和地位的鲜明对比，实现了对“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从而不仅形成了埃及人的自我意识，也形塑了最初的关于埃及与他者（外族）关系的文化记忆。 10但是，既然与外族人之间有着许多不同，埃及人为什么在大多数官方文献中对后者的态度不是欣赏的，而是
21、充满敌意的？如果埃及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像两河流域一样，是一块开放的、容易受到外族入侵的地域，那么仇外的心态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尼罗河谷北面的地中海、西面和东面的沙漠等天然屏障都在很大程度上阻隔着埃及文明的对外联系，过滤和缓冲着外来文化因素的强度，只有向南与努比亚地区、向东北出非洲通过西奈半岛与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等西亚地区保持着比较通畅的联系。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自史初至中王国结束之前，尽管与外族人的接触从未间断，但埃及人确实未遭受过外族大举入侵。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对于埃及人仇外心态的原因，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埃及与周边部族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一点
22、在埃及人对外族国家和居民的称呼中即有所体现，如他们称呼贝都因人为“居住在沙漠上的人” （?yrw-?） ，称呼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居民）为“山地之国（的人） ”（?styw） ，这与称呼埃及的“平坦的土地” （t?）相对。1 另外，在象形文字中，埃及人把西北部的利比亚人、南部的努比亚人和东北部的西亚人统称为“九弓” （p?wt ps?t）2，暗示这些民族游牧状态的生活方式与埃及人迥然不同，而且，此词含有“好斗”之义。埃及人仇外的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宗教信仰方面和外族的不同，这一点同样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关。总之，无论埃及人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仇外心态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埃及人在史初即已形成仇外的，具体来说，是埃及国王征服外族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埃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