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摘要：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中国，它曾在不同时期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成汉语。研究中借用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据此分析和讨论吉檀迦利冰心译本，论证非文本因素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产生的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 ；冰心；改写理论；非文本因素；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48?06 吉檀迦利是世界诗坛巨匠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的诗集。在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鼓励和帮助下，泰戈尔以再
2、创作的形式用英文将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迦利 渡船和奉献集里部分诗节翻译成英文自由诗，最终形成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 。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它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翻译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译本一经出版便获得极大的成功，数次由不同出版社翻印、再版，印数超过百万册，现已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最权威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这部译作自出版2以来即被普遍认为是佳译，无论在译本的印刷数量还是语言质量上，都比其他译作有明显的优势1，如今已成为泰戈尔诗歌的经典译本广为流传。 在译入
3、语系统内， “翻译并非只受到文化系统相对关系的影响，哪个文化成为源语文化也并非取决于其是否占统治地位；被翻译文本的内容与目的语文化的具体历史需求相结合，共同制约着翻译实践”2。冰心的译本吉檀迦利当然也不例外。学界为译本成功感到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其影响因素。近年来，关于影响译本因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译本语言质量、译者自身素质、诗歌本身的美感等方面。据笔者调查，从文本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多达上百篇，但从未有学者提及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的影响。文本因素固然在文学翻译中扮演决定性的因素，非文本因素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是一部译作传播的重要动因。 一、改写理论与非文本因素
4、 文本因素，顾名思义是指翻译语言、意象、文体、风格、韵律等诸多文学要素。关于什么是非文本因素，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译作在传播中会受到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却是学界公认的。从本质上讲，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研究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 ，而文本因素研究属于“内部研究” 。显然，现有研究在文本因素上着墨过多。传统翻译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分析冰心在语言上的优势，很少有从文本以外的角度分析冰译本产生的原因。如果把文本因素看作一部译作产生的基础，那么非文本因素的介入便是一部作品产生的推动因素。非文本因素从本质上3讲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属于外在因素，它不从属于语言，是一切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
5、等因素的集合。 （一） 非文本因素的提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翻译研究中提出的“双重解读” （Double Reading）之策略。所谓“双重读解” ，是指“将各种文化产物与生产这些产物的特定场域相联系，既拒绝纯粹的内在解读，亦反对将它们直接化约为各种外在因素”3。种种论述无疑是将翻译研究看成了两个层面的活动：文本因素（内在解读）和非文本因素（外在因素） ，两个层面相互依存，互相制约。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吸收前人翻译研究成果的同时，借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的概念，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
6、。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诗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 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种论述首次把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范畴，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与内涵。这两种划分虽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将非文本因素提上了翻译研究的日程，在实质上肯定了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产生、接受的影响和作用。（二） 改写理论中的非文本因素思想 4美籍比利时裔学者勒
7、弗维尔（Lefevere）在继承布迪厄“双重解读”和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理论中的改写理论。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 ，并不“把文学看成文学实践的心理过程，而认为文学是由某种社会机制支配和组织的观念和现实”4。据此，他明确地把三个主要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写理论不仅进一步扩大、明晰了翻译研究的对象、范畴，还从社会学角度，为文学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一的文本因素（linguistic factors）转向复杂的非文本因素（non-linguisti
8、c factors） ，从语言学层面转入社会文化学层面。从此，文学翻译不在是单一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系统。改写理论关注的要素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符号现象，从译本的社会运行方面考察影响译本形成、传播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写理论恰恰为分析非文本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微观层面的“语言研究”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共同揭示译本在异质文明中产生的因素。 （三） 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有四大制约因素，按重要性次序排列分别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和语言。首先，译本要在译入语文化中传播首先不能与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存在，译者就应该对内容进行大肆的
9、修订、删减、改变，力求消解冲突；其次，译作应为读者所接受，符合读者的诗学预期。再次，原文的文化万象也应为译入语国家所接受，如果有文化冲突须加以解释或者调整、删减，否则读者5就会不知所云。作者认为最为次要的语言，因为合格的译者或者研究者都应该早就理所应当地解决了语言层面的问题。他认为对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三种权威：赞助人、 “优势”文化和“权威”文本。在此基础上，勒弗维尔根据影响力的重要性，提出文学翻译“改写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把影响译本的主要非文本因素囊括在内，但却忽视了译者本人这个特殊的非文本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10、，并必须要作用于译者身上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译者本人又是一个独立存在，自身的文化、知识、天赋、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译本有影响；同时译者也可以通过自身权威反作用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由此，文学翻译中主要的四种非文本因素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共同与翻译中的文本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译本。因此，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的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威译者，这种权威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与其他三种权威发生交互联系。割裂译者因素分析译本不仅不全面，更是割裂了译者因素与其他非文本因素的联系，使分析和研究不太可靠。把译者因素单列为一项非文本因素不仅可以彰显作为翻译活动实际操作者译者的主体地位
11、，还能从深层次上揭示译者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其他非文本因素之间的主体间性，从而起到扩展翻译研究广度与深度的作用。依笔者看法，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与译本关系应如图 2 所示。 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与文本因素一起形成合力，促成译本的形成。此外，文本因素也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翻译，它是囊6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文学要素的集合。由此可见，对翻译研究中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的划分大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也使得翻译研究能够更好、更深刻的揭示翻译实践。据此，本文在借鉴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的基础上，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从非文本因素的角
12、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由于本文主要论述的对象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因此将不对文本因素展开讨论。 二、非文本因素视域下的吉檀迦利冰心译本 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这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通过自身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文本因素一起促成了译本的产生。 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出版于 1955 年，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无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还是译者因素都与其他年代的吉檀迦利译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本因素的制约，此时，文本因素已从属于或受制于非文本因素。仅仅从文本因素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有很
13、大的局限性。因此，从非文本因素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不仅可以使研究更加完整，还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这些因素的主体间性，扩展研究的深度。 （一）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52 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带有代表中国官方表态7性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 。 “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文艺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做肯定的描写，为社会歌功颂德。 ”5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出版于 1955 年，
14、处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期。因此，诗歌体裁想要译介进入中国就自然不能违背其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中印两国自 1950 年建立外交以来，在 50 年代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直到 1959 年发生西藏问题才开始降温。吉檀迦利出版之时，中国对于印度文学的翻译热情也十分高涨，主流文化对于印度文学翻译大多也是支持态度。在那样一个文艺界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年代，翻译是一种增进友谊，加强国家之间亲密程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借助翻译这些国家文学还能够丰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坚实的政治后盾，冰译吉檀迦利的出现就更多了一层保障。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主要歌
15、唱自然宗教，人道主义和大爱精神，语言清新自然。虽说诗歌本身不是在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但也并非是有“意识形态问题错误”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需求，这为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新时期主流诗学 “不可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片空白，但也承认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坛确实控制比较严格，艺术也相对单一。 ”6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的工具” ，政治斗争或文艺批判运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政治意味很浓，类似宣8扬革命热情，民族胜利的欢乐、阶级翻身的狂喜，对过去苦难的回忆来反映如今生活的甜蜜等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文学
16、方面，有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有人甚至说五六十年代没有诗，有的只有为工农兵服务、为教化广大大众的民歌、颂歌和战歌而已，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叙事诗，以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等为题材，表达方法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此时，主流诗学支持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文学作品多以过往岁月的苦难对比现实生活的美好；以旧中国战争年代的动荡对比新中国和平年代的安稳；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假丑恶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善美，等等。文学作品政治气息浓重，种类单一。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主题正是歌颂生活的
17、美好，歌唱自然宗教，具有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大爱无疆精神，与这一时期主流诗学提倡的“歌颂现实生活美好”的主题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 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本身清新隽永、语言流畅，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美。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也不谋而合。诗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过去生活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寄托了他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展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诗人无限景慕的神实质上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象征”7。这又与主流诗学提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不谋而合。9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
18、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产生。 （三） 国家“革命文学”的赞助人 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际交流活动，与文化控制、文化认同和文化抵抗相关。简言之，翻译与权力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语言学翻译观还是文化学翻译观忽略的不仅是贯穿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翻译的规范和译者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这一客观现实8。赞助人处于权力关系网络重要位置，对于翻译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蒙代（Jeremy Munday）认为：“如果有出版商（赞助力量） ，他们会把某种意识形态强加给译者，而译者既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来选择译材，也可以通过翻译某部
19、作品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或协助某一外围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 ”9“翻译的动机来自源语文化，其目的是想通过翻译重新塑造崭新的国家形象，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翻译行为被纳入文学外交的脉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10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处于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国家（或政府）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唯一赞助人，译者不可能选择“协助某一外围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 （因为这会犯“敌我矛盾的错误” ） ，此时，赞助人对于译本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了整顿，后又对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合并了一些出版机构，并限定翻译文学
20、作品只能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0文艺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出版。通过对出版机构的调整，文学翻译“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改变了 20 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的现象。茅盾在 1954 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也说， “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11。 “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并且完全体制化，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学翻译不再是私人的事 。通过以上手段，此时的文学翻译已牢牢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轨道上。 ”12 在这
21、种情况下，赞助人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介绍“优秀”和“进步”的作品。 “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毋庸置疑是最符合优秀和进步的了，占这一时期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品种总数的 65.8%。 ”10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另一个翻译的重点便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 “我们现在翻译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主要为了增进我们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在我们新的社会建设中互相鼓舞，在我们新的文学创造中交流经验。我们的优良传统的这一个方面，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就发挥在我国翻译界对亚非、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上。 ”13吉檀迦利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诗集，又是新兴民主主义国家的优秀作品，必然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翻译吉檀迦利不仅仅是增进两国友谊的桥梁，而且也是增加两国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此外，冰心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两重身份，她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又被广泛认为十分相似，因此， 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必然会受到赞助人（即国家）的鼎力支持，还为形成了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