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某海防团士官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摘 要】为了解基层官兵主观幸福感，加强官兵的心理服务工作开展。以 250 名某海防团士官为研究对象，采用主观幸福感问卷 、自尊量表 、 社会期望量表 、 应对方式量表和生活定向测验量表为测量工具，考察了某海防团士官的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并对主观幸福感与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结果表明：（1）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均达到显著水平；（2）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率仅为 1.8%，而积极情感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率为27.5%。得出结论：主观幸福感主要是由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决定，积极情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成分。 【关键词】士官；主观幸福感
2、；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 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 SWB）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情感上与认知上的总体评价，是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体验，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特点。目前，国外研究者已采用各种测量技术与整合方法开展大量跨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国外跨文化研究主要探讨了两类问题，即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差异性研究认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群体成员会依据不同的标准来体验主观幸福感。Markus 和 Kitayama 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中体验幸福感的方式不同。Diener 等人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为主
3、的西方国家，自我满意感与生活满意感有2较强的相关；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为主的非西方国家，自我满意感和生活满意感之间的相关较弱。Kim-Pong 等人研究了生活在中西二元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发现能体验到幸福感的个体对其人际关系更加满意。Lara 等认为在任何文化背景下，亲社会行为能带来主观幸福感。 军队文化具有特殊的文化概念、价值体系和表现形态，士官作为我军骨干力量，对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军队文化背景中的主观幸福感状况与东西方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是否一致值得进一步考证。为更深入地了解我军文化背景下主观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为更好得做好基层官兵的心理服务工作，我们开展了此项调查研究。 一、研究方
4、法 （一）被试 以某海防团士官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3份。所有被试均为男性；年龄 18-30 岁，平均 22.772.26 岁；军龄 3-10 年；党员人数 110 人，占 47.2%，其余为团员；20.6%的人家庭所在地为城市，其余为农村；93.6%的人为汉族，其余为少数名族；独生子女 57人，占 24.5%。 （二）研究工具 采用调查表形式测试测量工具主要由 4 个量表： 1、主观幸福感问卷（SWB）：采用 Diener 等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量表 （郑雪等修订） 。该量表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2、Rosenberg 自尊量表（
5、SES）：罗森伯格（Rosenberg）的自尊量3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该量表信度、效度良好。 3、社会期望量表（MCSD）：共 33 个条目，要求被试对每个条目作出“是”或“否”的回答。 4、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是由 Charles 等人（Charles， Carver，Michael，Scheier，1989）编制的一个多维多级评分的心理问卷。共有 53 个测试条目，包含 13 个应对因子。 5、生活定向量表（LOT）：该量表用于评价个人未来期望为特点的人格特质，采用 5 点计分。 （三） 施测 问卷的测量均采用团体施测的方式，五个量表装订为青年军人心理调查量表统一发放给被试，主试按标准
6、程序施测，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四）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 SPSS1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明显有某种作答倾向的问卷和漏答问卷予以作废处理。 二、结果 （一）对士官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受访者各量表得分见表 1： 进一步对各因素之间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 （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测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等维度是否可以有效地预测主观幸福感，并且考察其预测力的大小，我们把主观幸福感当4作因变量，其他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分层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表 3、表 4）： 表 3 说明将表 4 说明七个预测变量预测效标变量（主观幸福感）时，进入回归方
7、程式的显著变量共有两个，即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其解释变异量为 0.294，即能预测主观幸福感 29.4%的变异量。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积极情感的预测力最佳，其解释量为 27.5%。根据这一结果，得到其标准化的回归方程式：主观幸福感=17.481+0.268积极情感+0.179生活满意度。 三、讨论 表 2 显示：除乐观和应对方式之外，其余五个因素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主观幸福感同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之间的相关高达 0.426和 0.525，同消极情感、自尊、社会期望之间的相关水平也分别达到了-0.282、0.246 和 0.231；其次，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最高，达到了 0.60
8、8，进一步说明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关系密切，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其次，自尊与社会期望同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三个维度均达到显著的相关，且与积极情感的相关系数高达0.505 和 0.395。这预示着个体的自尊水平和社会认可需求程度同时在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尤其对积极情感影响较大，也就是说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既来源于对自我的肯定与积极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应对方式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为-0.157，与消极情感呈正相关，为 0.151。这说明如果受访者积极应对方式较多，那么其近期的负性生活事件较多，这会影响生活满意度。5表 3、表 4 显
9、示，积极情感直接影响了主观幸福感。这与 Fugl 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以及郑雪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的结果均表明：生活的满意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对于士官群体来说，积极情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这与 Xu 和Robert 研究结果相似，他们通过对 28 年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数据进行元分析，发现积极情感是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成分，而非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从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见表 4） ，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要低于积极情感，这可能与我军文化中“忠于使命、乐于奉献、崇尚荣誉”等价值观有关，说明官兵对荣誉的看重，对部队的感情需求要高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 T
10、ay 和 Diener 等对全世界 123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的来源是具有层次性的，生活满意度涉及对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消极情感涉及对基本社会尊重需求的满足，而积极情感则涉及更深刻且广泛社会需求的满足。这一观点能较好地解释本研究结果，军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具有层次性，军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尊重基本上得到了相应的满足，因此，更高层次的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成为了当代军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这也支持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主观幸福感差异性与共同性并存的假设。 通过与前人研究的比较，笔者认为在我军特色文化背景下官兵主观幸福感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来源于信仰。Ahmed 研究表明主观
11、幸福感与信仰有关。我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部队，这种信仰来源于对党的绝6对忠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使命的坚定履行和对荣誉的无比看重，因此，一支有信仰的军队，它的官兵才会感觉到幸福；二是来源于坚强的意志。Skomorovsky 等对加拿大军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坚强的意志力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性。在我军的优良传统中，已经将军人坚强的意志品质融入其中，融入了军营文化当中，军人把在军事训练中的吃苦以及在执行军事任务中要勇于担当、攻克难关、完成任务看作是对自己意志力的锻炼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三是来源于荣誉。荣誉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组织对个人的肯定与认同。Esther 认为文化对个体的认同在个
12、体获得自尊和幸福感中扮演重要角色。军人对荣誉的渴望是军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组织和人民对军人的认同是对军人辛苦付出的最大安慰。四是来源于信任。Oishi 等认为在任何文化背景下，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于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在我军文化的影响下，官兵对党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以及对战友的信任，构成了官兵幸福感的基石，是军人幸福感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 2 邢占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J.理论学刊，2002，5. 3 Dunn D. Teaching abo
13、ut the good life：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02，21（2）. 74 Diener E， Diener M， Diener C. 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 5 Kim-Pong Tam， Hi Po Bobo Lau， Da Jiang. Culture
14、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View.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2012，43（1）. 6 Lara B. A.， Christopher P.B.， Elizabeth W. D.， et al. Prosocial Spending and Well-Being： Cross-Cultural Evidence for a Psychological Universa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
15、arch，2010，16. 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8 Fugl-Meyer A.R.， Branholm I.B.， Fugl-Meyer K.S. Happiness and domain-specific life satisfaction in adult northern SwedesJ.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1991，5. 9 郑雪，严标宾，邱林.广州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1，21（80）. 10 Xu Jing-ping， Roberts
16、R.E. The power of positive emotions： Its a matter of life or death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longevity over 28 years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10，29（1）. 11 Skomorovsky Alla，Sudom， Kerry A.Psychological 8WellBeing of Canadian Forces Officer Candidates：The Unique Roles of Hardiness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Military Medicine. 2011，176（4）. 12 Shigehiro Oishi， Ulrich Schimmack. Culture and WellBeing A New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ical Wealth of Nation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5（4）. 基金项目：全军军事科研“十二五”计划 2011 年度课题（11QJ003-1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