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钱穆清代理学观述论摘要：钱穆先生将清代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认为清代理学无标志性人物，也无清晰脉络可寻，但并非“竭而无余华” 。他提出“每转益进”说，指出清代理学承袭晚明儒学而来，在乾嘉时期经戴震、章学诚等人发扬光大。钱穆治清代理学的特别之处在于认为考据学是理学的一个环节，高扬理学而贬低考据学，甚至将清学史写成理学史。钱穆看重学人的立身处世之操守，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以理学济世，弘扬民族精神。 关键词：钱穆；清代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2-0020-07 目前学术界对于钱穆
2、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已有一些论著问世，因为钱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所以研究者一般只做单方面的探讨。钱先生治清代学术史方面，当前的论著主要探析了他的清代学术思想。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钱先生治清学史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倾向，有助于学界更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位 20 世纪著作等身的史学巨匠之学术思想与治学特征。然而，钱穆治清学史主要偏重清代理学；而据笔者所见，对于其清代理学思想，目前学界的探研相对较少，所以有必要专门撰文探讨之。 2钱穆先生并无一本专著命名为“清代理学” ，然而他在清代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 ，虽名曰“学术史” ，然则内容主要是思想史，
3、且主要是理学思想史；国学概论第九章名为“清代考证学” ，而其内容也主要是清代理学。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这些著作中窥探钱穆把清代学术史写成理学史的缘由，亦可据此分析其对清代理学的态度、对清代考据学与理学关系的认识以及对重要清代理学家的看法等。 一、钱穆对清代理学的总体考察 对于清代理学，钱穆有如下一段重要的评论：“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然亦并非谓如散沙乱草，各不相系，无可统宗之谓也。窃谓寻前有清三百年理学大纲，莫如分为晚明遗老，与顺康雍诸儒，以及乾嘉与道咸同光之四部分。 ”2 清代理学没有像王阳明那样奠定儒学基调的大儒，也没有宋代那样清晰
4、的学术流衍与分野，这是钱穆对清代理学的基本评价。钱穆将清代理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明诸遗老时期，明末王学发展至极点，东林有由王学返朱子学之势，后来学者或向朱，或向王，或调和折衷二者；明末讲学益精，可以为理学旧公案做定论。第二阶段为顺康雍时期，理学道统成为朝廷束缚社会的器具，陆陇其、李光地、张履祥等在野在朝的理学家水平均不高。第三阶段为乾嘉时期，考据极盛之际，理学旧公案之讨论复起；戴震、章学诚的议论皆出于宋明，乾嘉学者在经籍之间的考据所得可弥补宋明之缺失而令其发扬光大。第四阶段3为道咸同光时期，政权腐败，西力东渐，内忧外患，学者经世之志再次急切，理学复兴，但情急之下，学者涵养不够，未
5、能做出大成就。 钱穆对于清初理学沿袭明末儒学的余韵而呈现出返朱、王的两种趋势感到欣慰，认为：明末讲学之风盛行，而道理也因此越辩越明，对于理学的一些旧公案做了结，可谓大功一件。钱穆对清代中期的理学有较高评价，提出：戴震、章学诚以考据为辅助工具，议论立于其上，弥补宋明理学之缺失，进而能发扬光大理学。章太炎一句“竭而无余华”深深影响着后人对清代理学的评价，钱穆对清代理学的关注，除了对梁启超的清学史观不满外，还有对章太炎的反击。钱穆曾自述，一生的学问，都是针对着当时的学术热点而发。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常常与主流意见不一。钱穆为学低调，不喜与人争是非、争门户，因而他的议论基本不指名道姓地针对谁，但对于清代
6、理学的褒扬，确是针对章太炎的观点而发。 抗战时期，政府组织编写宋、元、明、清四朝学案，钱穆在成都受命撰清儒学案 ，搜集资料甚勤，花费精力尤多，先于其他三部完成。重庆国立编译馆拟四稿交齐后始付印。时值日军投降，胜利还都，编译馆雇船返南京，数箱书稿坠落长江，钱稿也在内。 清儒学案无副本，仅有存目曾载于四川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集刊 ，因而得以保存。该存目后被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八）中。从该存目可看到，钱穆以理学为纲，将清学分为六十四个学案，来编写清代学术史。 为探究钱穆治清代理学的思路，笔者特列清儒学案四编之案主如下：晚明遗老有夏峰（孙奇逢） 、梨洲（黄宗羲） 、杨园（张履祥） 、桴4亭（陆世仪
7、） 、亭林（顾炎武） 、船山（王夫之） 、石庄（胡承诺） 、程山（谢文涛） 、二曲（李颢） 、习斋（颜元） 、乾初（陈确） 、蒿庵（张尔岐） 、潜庵（应摄谦） 、燕峰（费密） ，此为学案第一编（14 人） ；顺康雍之际，有潜庵（汤斌） 、稼书（陆陇其） 、西河（毛奇龄） 、恕谷（李垛） 、圃园（唐甄） 、继庄（刘献廷） 、南昀（彭定求） 、念鲁（邵廷采） 、余山（劳史） 、孝先（张伯行） 、凝斋（杨名时） 、止泉（朱泽法） 、穆堂（李绂） ，此为第二编（13 人） ；乾嘉时代，有双池（汪绂） 、榕门（陈宏谋） 、翠庭（雷鋐） 、萝谷（张秉直） 、公复（韩梦周） 、谢山（全祖望） 、东原（戴震）
8、 、易畴（程瑶田） 、大绅（汪缙） 、尺木（彭绍升） 、实斋（章学诚） 、子居（恽敬） 、次仲（凌廷堪） 、里堂（焦循） 、芸台（阮元） ，此为学案第三编（15 人） ；道咸同光之际，有镜塘（姚学塽） 、诲叔（潘谘） 、镜海（唐鉴） 、四农（潘德舆） 、儆居（黄式三） 、心伯（夏忻） 、生斋（方垌） 、竹如（吴廷栋） 、强斋（李棠阶） 、默深（魏源） 、通甫（鲁一同） 、罗山（罗罗山） 、九江（朱次琦） 、东塾（陈兰甫） 、涤生（曾国藩） 、筠仙（郭嵩焘） 、霞仙（刘蓉） 、融斋（刘熙载） 、儆季（黄以周） 、香涛（张之洞） 、古愚（刘光黄） 、东甫（郑呆） ，此为学案第四编（22 人） 。
9、据案主目录，我们可以推测佚失的清儒学案较七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下简称学术史 ） ，有如下几处变化。 （一）案主数量扩大 学术史分十四章，案主 17 人，附案共 33 人。编撰清儒学案时，钱穆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对清代学术史的思考也更加成熟。 清儒学案的案主有 64 人，虽不能涵括清学之全部，但选取范围的扩大有利于5更全面探索清代理学。 （二）案主的学术影响表现出多样性 钱穆所选择的案主主要有以下几类。1、在某一地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如胡承诺是鄂学大家；谢文洊为江西理学家，培养出程山六子；韩梦周为清初山东宋学家等。2、以朝廷官员身份影响着社会学术与风气的学者，如陈宏谋官至东阁
10、大学士兼工部尚书，著述甚多，辑五种规遗 ，是修身教育和蒙童教育教材；张之洞以晚清大员身份反对变法， 劝学篇立“中体西用”基调。3、当时有声名、但为后世罕谈者，如劳史，一生布衣， 清史稿载：“其论学以为始于不妄语，不妄动，即极诸至诚无息。 ”再如鲁一同，有忧患意识，重经世之学，为林则徐、曾国藩、江忠源赏识，不入幕。 （三）晚清时期的学者明显增多 学术史多少有些虎头蛇尾，书中清前期的学者占了很大篇章；对晚清时期的社会与学术转型，作者反而不以为意，案主仅列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四人，其中陈澧七十二年不离广州，学术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岭南地区，治学走“破除汉、宋门户”的老路，难以与龚、康并列。 清儒
11、学案纠正了学术史编写的缺点，重视晚清学术界，并且将选择的视野放宽。刘蓉作为湘军将领，于理学有一定心得，也可入选。郭嵩焘的外交成就和在思想界开风气之先的名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钱穆则特意将郭嵩焘的学术成就展现出来。 （四）放弃了许多重要学者 如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王鸣盛在学术史中基本未提，考据大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也只在“戴学之流衍”中被提及，这是出6于对“为考据而考据”的蔑视。 学术史选取学人有一定的标准，钱穆的学生郦家驹指出：“该书所论清代学人，贯穿着一条基本线索，就是以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在天下治乱，为重要准则。 ”5因此专心考据、无经世言论的学者基本被忽略。王国维
12、对清代学术有著名论断：“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日昆山顾先生，日休宁戴先生，日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 ”6王国维将钱大昕作为清学的开创者之一，与顾炎武、戴震并列，足见其学影响之深远，地位之重要。钱穆在学术史中，竟对其熟视无睹，显然是取舍标准的问题。 清儒学案也未收入龚自珍与康有为两位今文经学家，可是之前的学术史却对此二位讲得不少，作为一部完整的清儒学案 ，不写这二位，是很不恰当的。二、钱穆对清代理学之褒扬 （一）高扬理学，轻视考据学 钱穆曾自述，治理学先于经学
13、、诸子、考据学和史学，一生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用力最深者为宋明理学。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开篇即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日：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日：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 ”1清学源于宋学，是学术史全书的基调。书中高扬理学，述清学各学者，必讲其理学思想，而纯粹做考据学、无理学思想可讲者，钱穆就不太讲他们做到炉火纯青的考据学。7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儒学案均为学案体著作，钱著虽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基准，可是还应该注意到，明代学术是理学的天下，所选案主是理学家；可是清代学术则大不同，前期沿袭明学同时孕育着新变化，到了乾
14、嘉时期，考据学家呼风唤雨，清学达到全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之精华所在，后人编撰的清儒学案必以考据学为重点，突出清学的特色。钱穆模仿明儒学案全选理学家的做法，自然是其无视清代考据学地位的表现，也足见其对于清代理学之热忱。 （二）发挥理学精神，重视立身处世 理学家大都讲究“切问近思” ，通过自身对世界的体验去感受和升华学术，往往将学术和做人融为一体。钱穆治理学就是走的这条传统路径，很重视自身的践履，也用理学的世界观去评判人与事。钱穆曾对后辈讲，中国学问与西洋学问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学者本身的道德操守比他在学术上的表现更为重要。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钱穆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钱穆
15、这样说道：“知识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权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为了要求生命满足，才使用知识和权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识权力来衡量，只有人的行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 ”7 因此，钱穆在臧否人物时非常重视道德标准，如果他认为某学者存在道德问题，那么会影响到他对该学者学问成就的评价。阎若璩和毛奇龄是清代考据学的两位先驱。阎氏晚年向康熙帝献书，获帝征召，以六十九岁病躯入京，竟不起。钱穆对此评论：阎若璩与顾亭林、黄梨洲身世相接，其制行立节，应仍是宋明理学家矩矱，而事实上其意气精神竟8全不同。毛氏晚年错揣圣意，攻朱子以媚上，欲待康熙南巡而献四书改错 ，不料朱子升
16、祀，毛氏惧祸，自毁书版。钱穆评价二人：“呵叱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今，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1一方面，钱穆对二人痛批前贤、尤其是批朱子甚为不满，可见其于理学爱之深；另一方面，二人气节不足，无理学家风范，屈膝媚上，因而受到钱穆的讥讽。 （三）以理学济世，弘扬民族精神 钱穆生于甲午战败之年，长于民族危机深重的 20 世纪前叶，民族忧患意识深入内心，和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他心怀学术救国之热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著于“九一八事变”之后， “七七事变”前昔；清儒学案编撰于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存亡悬于一线之际。少负经世之志的钱
17、穆爱国之情深厚，将满腔赤子情怀植于学术著作，以期凝聚民心，投入抗日。 “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 ，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必向往之。 ”1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被加上“求以合之当世”一句， “成”改为“备” 。依笔者愚见，这蕴涵两种意思：1、 “求以合之当世” ，指学术不可拘泥于古，治学应该有针对性，当符合现实需要，国家蒙难，学者自当以己之力，启迪人心；2、 “成”字换“备
18、”字，以示对古代先贤之敬重，史学9家司马迁把自己的史书看作一家之言，而这“一家之言”对后世的影响何其大，钱穆用“备”字，至显谦虚尊重，同时又希望自己的著述能在当世发挥一点作用，具备一定感化人心风俗之功能。 三、钱穆对考据学与理学之关系的认识 （一）对经学考据学之批评 钱穆青年时代的著述以考据见长，1930 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是其成名作，得到古史辨领袖顾颉刚的肯定，这也是他以中学教员身份跻身大学讲堂的学术凭借。钱穆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考证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言刘歆伪造古文经之谬，言而有据，更正了晚清以来几乎人人相信的康有为对古文经的曲解，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和文化影响。1935 年
19、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的一大考据学力作，他在自序中称：“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三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则三四易，多则十余易，而后稿定。 ”8其用力之勤、考证之严谨为人称道，个别结论虽值得商榷，但不妨碍该书成为考据学经典著作。后来钱穆出版的诸多作品，不论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是国史大纲 ，均多处采用考证方法。 学术史中有多处非常细致的考证：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的成书时间的考证；对黄宗羲为陈确所作墓志铭二稿的考辨；对顾炎武音学五书与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关系的考辨；对方东树汉学商兑成书年代及刊行时间的考证等。当时就读于北大史学系，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何兹全教授把那时的北大
20、史学系分为三种流派：“一派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这派以钱穆教授为代表，孟森教授、蒙文通10教授可以划在这一派里面。一派是乾嘉加西方新史学派，这派以胡适教授、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派是以乾嘉加辩证唯物论为代表，这派的代表人物是陶希圣。 ”9由上可见，钱穆当时治学分明使用清代考据学的方法，而他为什么还如此轻视考据学呢？ 钱穆对清代经学考据学有一段重要论述：“经学本来带宗教气味，中寓极浓重的人生理想，但清儒经学则不然，清儒经学，其实仍还是一种史学，只是变了质的史学，是在发展路上受了病的史学。经学在外面是准则的，在内面是信仰的，因此治经学者必带几许宗教心情与道德情味，但清儒经学则是批评的，他们所研究的几
21、部经籍，只是他们批评的对象，他们并不敢批评经籍本身，却批评那些经籍的一切版本形式与文字义训。所谓文字义训，亦只是文字的训诂注释，尤其是在与人生道义与教训无关的方面。换言之，是那些隔离人生较远的方面。他们治尚书 ，并不是为的政治楷模；治诗经 ，并不是为的文学陶冶；治春秋 ，并不是为的人事褒贬；治易经 ，并不是为的天道幽玄。他们只如史学家般为几部古书作校勘与注释的整理工作。再换言之，他们只是经学，而非儒学。东汉经学还有儒生气，清儒经学则只有学究气，更无儒生气。总之是不沾着人生。他们看重论语 ，但似并不看重孔子。他们只看重书本，但似不著重书本里所讨论的人生。这如何算得是经学呢？” 在钱穆眼中，清儒的经学考据学不算经学，因清儒经学不含人生理想，无义理教训，不是指导人事与政治的教科书。清儒无儒生气，只是陷入琐碎考据的学究。如此批评，确实道出了清儒治学的弊端，但是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