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时间秩序与大规模协作式农业文明的起源摘 要：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从多源走向一元所形成的文明体性质存在诸多争议，是否是“大协作式”文明体是其中之一。吉登斯等从时间秩序角度解释了“协作”的含义，对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启示。农时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协作计划” ，而农时的传播能在多大空间内传播，使不同文明区保持农业生产同步，则为协作规模大小的标准。中国早期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时间秩序，从颛顼的“绝地天通”开端，一直发展到诗经的“远犹辰告”初步实现，最终实现了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千耦其耘”的大协作劳动局面。 关键词：时间秩序； 大协作； 中国； 文明起源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5833（2013）01-0156-11 作者简介：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天津 300384） 一、关于中国早期文明是否是“协作式文明”的辩论 关于中国文明从多源走向一体后形成的文明体的性质，学界存在诸多争议，是否是“大协作式文明体”是其中之一。下面是其双方较有代表性者： （一）认为中国文明是“大规模”的协作体的观点 郭沫若认为商、周都是大规模耕耘农业。他以诗经中的噫嘻2和臣工等诗篇作为主要证据之一，认为此诗是研究周代农业极宝贵的一项史料。诗中把周初的农业情形表现得异常明白。农业生产的督率是王者所躬亲的要政之一；土地是国家所有，作着大规模的耕耘；耕田
3、的农夫是有王家官吏管率着的。这种情形和殷代卜辞里面所见的别无二致。 丰年中“万亿及秭”的情形同样表示着土地国有的大规模耕作，决不是所谓小有产或大有产的个人地主所能企及的。 载芟中的“千耦其耘”和噫嘻篇“十千维耦”相印证，耕作的规模依然是广大的；且从事耕作的人有主（即王）有伯，有大夫士的亚旅，有年富力强者（“强” ） ，有年纪老弱者（“以” ） ，全国上下都是在参加的。郭沫若还认为，诗经噫嘻篇“本身提出了周初农业生产的极坚实的社会史料，那样大规模的耕作，在古代除在奴隶制度下不可能设想”。 憩之赞同郭沫若的意见，认为噫嘻篇反映的就是在西北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上，开垦“终三十里”的田地，这是合乎实际的
4、。强迫着两万个奴隶“亦服尔耕” ，在统治者看来是值得骄傲的。史称“成康之治、天下安宁” ，这是西周奴隶制度达到的最高峰憩之：关于诗经噫嘻篇的解释 ，载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选集 （二辑） ，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第 79 页。 。胡毓寰也认为， “噫嘻”和“大田”两诗表现西周时代统治阶级对农业生产劳动，是由监耕小吏（田畯）监督着大批的农夫在广大田土上耕耘的。这种集体的奴役劳动，在古代只有奴隶社会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噫嘻” “大田”两诗中的农夫，事实就是奴隶胡毓寰：从“诗经” “噫嘻”篇的一些词义说到西周社会性质 ，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诗经研究论文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
5、版，第3236 页。 。 冯天瑜等认为，春秋以前（殷商、西周） ，中国处于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又或称作“三代井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就是“农业生产以集体劳作为主” 。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 ”的卜辞。 “协”字在甲骨文中像三耒共耕，靠“众人”“协田”是殷商时期盛行的集体耕作的反映。从宗族长老、青壮男子到妇女儿童，在广阔的田野一同耕作，一同收获谷物，并将集体的谷仓堆满，这是一幅大集体耕作的风情画。田产公有和集体耕作，与那一时代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相适应，也是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集体生产方式的沿袭，同时又与分封制直接相关。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被命名为“原始协作式农
6、业自然经济”冯天瑜等： 中华文化史 （上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8-129、19 页。 。 张岱年等则认为，中国是在耒耜耕作农业的基础上进入文明社会的，到春秋战国时代，发展为犁耕农业。耒耜农业的劳动方式是原始协作，至少是两个人协作（耦耕） ，更多的是许多人在一起集体耕作（“千耦其耘” ） 。由于生产依赖原始协作，所以个体生产力的成熟与阶级、国家的出现是不同步的。由于个体生产力的不成熟，土地私有制还没有出现，家庭仍是“同居共财”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结果使宗族贵族占了统治地位。中国古文明的这种特点显然与自然条件有关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
7、0 年版，第 166 页。 。 庞卓恒则认为，三代时期的协作共耕与原始社会或文明初期一般农村公社普遍盛行的原始协作已有本质的区别，已经不是在狭小的氏族或4公社范围内的那种协作，而是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共同体范围内，在国家政治组织和血缘亲属组织相结合的体制下，按照大体一致的规范或“礼制”组织的协作。正是这种独特的协作劳动生产方式，播下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最初“基因”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9 页。 。同时正是在这种协作性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了由“天”委任的“天子”统领的夏、商、西周那样具有大一统雏形特征的大共同体，形成了“普天之下莫
8、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制度。没有这一套体制和制度，就不可能保证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有效运转，也就难以保证族群的整体生存庞卓恒：中西古文明比较 ，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第 4 期。 。 除此之外，国外学者如魏特夫认为，由于中国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为发展农业，必须要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从而促使中国出现大规模协作，以及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 。 “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是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 ”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 徐式
9、谷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 页。 显见，以上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承认三代时期中国集体劳动的主要方式是基于国家层面进行劳动组织和计划的“大协作”生产方式，虽然在根基上是“耦耕”这样的原始协作，但在各级官吏、宗族长老、贵族或公社、共同体首领的指挥和监督下进行的生产劳动或水利建设，5产生了世所罕见的规模。 （二）认为中国文明不是“大规模”协作体的观点 针对“大规模协作体”的论断，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诗经农事诗所描写的劳动规模和组织上。 李晔认为，在只有三十里的面积上却有二万奴隶耕作，地方嫌小。所谓“骏发尔私，终三十里” ，只能理解为“像快马似地开垦
10、了一终又三十里的荒地” （按：李晔认为一“终”等于长度是一百里、宽度是十里的一块土地） ，而且这种开荒的工作在成王昭王先公先王时仍在进行。 “不然，三十里的面积上有二万奴隶耕作，地方也嫌太小了。 ”“这样以大批的奴隶除了分配给分封各地的贵族不算，仅在一处从事垦殖的就有二万人之众，对一个原来有臣三千的周人来说，不仅令人发问，这些奴隶是从哪里来的呢？大规模的战争的俘虏，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 李晔：试论“周颂” “噫嘻篇”的制作年代 ，载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诗经研究论文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23 页。 徐中舒认为， 诗经中载芟和噫嘻篇中描写的劳动场景所使用的劳动人数并没有
11、想象的那么多。 周颂载芟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大家族公社耕种收获的状态。农村公社则是匹夫匹妇组成的个体小家庭，但他们仍还是集体协作共事的。 噫嘻中的“十千”并非指一万个农夫，而是指面积为十个“千亩”的公田（西周公田以千亩为单位，周王室的公田有十个千亩之大） ，而载芟中的“千耦”则是指一千个农夫在耦耕。按“什一而藉”的比例，十个千亩正好需要一千农户来助耕徐中舒： 先秦史论稿 ， 巴蜀书社 1992 年版，第 98-100 页。 。 6李根蟠认为西周农民以大家族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诗经中的农事诗主要描写农民在贵族领主“公田”上服役的情况，其描写的劳动场面较大是不足为奇的。但如果把“
12、终三十里”都视为公田，把“十千维耦”理解为二万人在方圆三十里的田场上耕作，那简直是匪夷所思。所谓“十千维耦” 、 “千耦其耘” ，并非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次出动两万农夫的大兵团作战式的集体劳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但他同时也认为，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存在“耦耕”为代表的以两个独立生产者为一组的简单劳动协作（又称“换工协作” ）李根蟠： 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 ，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 从以上的讨论看，承认中国早期文明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简单或原始协作，例如耦耕或单位井田内的劳动组织，是没有问题的。这本来也是世界范围内通过民族志和人类学的研究
13、，发现的早期文明共有现象。争论的焦点显然集中在“大规模”劳动协作在早期国家层次上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早期国家在劳动协作的计划和组织究竟居于什么一种层次的问题，究竟是原始的简单协作，还是复杂的社会协作。单凭诗经的农事诗和甲骨文的只言片语，就断定中国早期文明是大规模协作体，的确会遭受一些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文明多源文明起源的前提下，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在各地尚未能完全融合的情况下，在信息传递手段比较原始、交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中国早期文明是如何保证讲究农时的农业在“大规模的”国家范围内异地同时同步并进的？ 7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早期文明非常讲究发展成本，并不绝对追求扩
14、张。在从小规模的原始协作向大规模的国家协作转化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由此产生的移动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 “移动最小化是规模经济的核心假设。就生产活动所要求人口单位（个体、家庭等等）的协作程度来说，那些单位在一个聚落中的聚结可以降低个人和物质的移动成本，以及协作所要求的信息传递成本。生存活动最省力原则常被引用为考古学上聚落选址的决定因素。土地开采数量的增加都将引起移动能量支出的增加。 ”美格雷戈里A约翰逊：考古学区域分析 ，载方辉主编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8-30 页。换言之，如果文明体无法有效降低大协作中面临的移动和信息传递成本，它最终仍会回到“小
15、而美”的状态。强大、广阔而且集权的早期国家常常短命，唯独中国是个例外美加里费曼：层级和社会组织关于古代国家的观点 ，载方辉主编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第 122 页。 。从现代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看，即便是活动范围最大的狩猎采集经济，它活动的半径一般是在永久定居地的 10-15 英里（18-27 公里）之内 Bolton M：Conservation and the Use of Wildlife Resources（Conservation Biology） ， Springer， 1997，p.9.，即便是发展到龙山时代，出现了作为“信息、交流、知识、智能训练”中心的城市 Southal
16、l A：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Studies in Human Society， Vol 6） ，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p.19.，各个“弹丸大小”的城邦国家的权力所及的大致范围，其直径也不出 40-50 公里。譬如龙山时代海岱文明区，从8章丘到寿光的城子崖、丁公、田旺、边线王城的分布大致就遵循这一规律高广仁、邵望平： 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 ，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54 页。 。 “如果超出这个距离，消耗在移动中的能量就会等于或者超过开采所获的能量。 ” 美格雷戈里A约翰逊：考古学区域分析 ，载方辉主编
17、聚落与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 ，第 29 页。这样小的范围，如何进行“十千维耦”的协作生产呢？显然，我们有必要换一种角度来思考什么是“大协作” 。 二、协作的层次和理解角度 从对协作的思考角度来看，有如下几种。 里德雷认为， “人类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协作，这种协作并非是近亲之间的协作，不是出于互惠互利的目的，也并不是遵守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而是出于种群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则协作的团体能够兴旺发达，繁衍不息，自私自利的团体则走向衰亡。团结协作的社会以牺牲其他团体为代价得以生存下来。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并不在单个个体之间发生作用，而往往针对整个群体或部落”美麦特里德雷： 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
18、化 ， 刘珩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 第 187 页。 。 里德雷的这种协作观在人类学那里属于原始协作。如哈维兰认为， “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真正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认识原始的协作对人类生存的作用。已知的全人类，都是通过协作来解决甚至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即需要食物与庇身处人类的庇身处不仅要防范自然环境，还要防范食肉野兽，甚至人们互相之间都要有所防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所有高级灵长类动物都是适用的。相比来9看，全人类在生存活动中显示出在一个固定基础上的某种协作。至少，这种协作采取了我们在狩猎和采集民族中的那种性别分工形式，这种分工协作形式可能与人类的狩猎业一样古老”美哈维兰：当代人类学 ，
19、王铭铭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9 页。 。原始协作观虽然指出了协作的作用：和则两利，分则两败，但却难以把发生在人群之间的协作同狒狒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甚至同蚁群、蜂群、狼群的协作分别开来。即便是局限在人类来讲，也只是探讨了基于性别、体能基础上的原始协作。 马克思认为，所谓协作，指的是“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62 页。 ，协作并不仅仅存在于资本生产活动中， “在文明初期，狩猎民族、游
20、牧民族或印度公社的原始协作，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1）共同占有生产条件，（2）个人自然地同部落和原始公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在近代殖民地，偶然的协作是建立在直接统治和暴力，大多是奴隶制度的基础上” 。马克思认为，协作通过集体劳动，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协作直接制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类质上是集体力。 ”“虽然许多人完成同一或同种劳动，但各个工人的个人劳动仍可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一队人传递东西） ，在这里，协作又能节省劳动。 ”协作同时还能节省劳动成本。 “在复杂的劳动过程中，协作能把各个过程加以分配，使之同时进行，这样便缩短了生产整个产品的劳动时间。一方面，10协作能
21、扩大生产场地，因此对那些具有工作场地的巨大空间连续性的工作来说（水、筑路、修堤等） ，协作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协作能把工人集中在一个地点，缩小生产场地，从而减少费用。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协作是结合的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来源于协作本身。工人有计划地和他人各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07-310 页。总起来看，马克思所讲的“协作”之中心在于“有计划地和他人合作” 、 “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 那么，在中国早期文明阶段，有没有可能克服
22、距离和信息传递手段的局限而制定一个大规模的“计划” ，从而实现“千耦其耘”式的大规模协作劳动呢？ 社会学中有关从时间角度对“协作”进行理解的做法，肯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吉登斯认为， “早期的文明是以有规律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历法的发展。但每日、每月、每年社会生活的主导仍总是约束于重复的传统特征” 。 “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种互动环境（settings of interaction） 。这里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活动的分配 （distribution） ，即分开的活动，还指所有活动按发生的场所的特征所做的协调合作。这样的协调合作包括了时间和空间，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成为了重复活动的手段，而这一重复性则使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的形式 。 ”英吉登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 文军、赵勇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6-158 页。吉登斯的这种说法显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