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王彝“文妖说”考论摘 要：王彝以文妖一文开启了批判杨维祯“铁崖体”诗风的先河。然而关于此文的写作时间一直没有研究者仔细考究。梳理王彝遗文，可推断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苏州北郭时期，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比较王彝与杨维祯诗学观念的异同，亦可知王彝“文妖说”与“节情说”均意在纠正元季吴中趋向铁崖体的文学风气。王彝独立不惧之批判精神对于吴之嘉定的文统、学统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 “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王彝；文妖说；杨维祯；诗学观念 作者简介：刘
2、霞，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42-09 在众多研究元末明初文学现象、思潮、社团的文章中，均涉及王彝攻击杨维祯为“文妖”一事，但都数语带过，只是作为反对雄霸东南文坛的“铁崖体”流派的偶一举例，关于王彝生平及思想的介绍均较简略，大多沿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断语。这自然与其遗文甚少有关，却也反映出学者们还未充分认识到王彝在吴中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近2几年来，虽有研究者撰文论述王彝的“节情说” 、 “文妖说”与明初吴中文人诗学思想转变及与明初文
3、学批评风气之关系 1，但都认为文妖一文作于明初，旨在为建设明朝文学典范而服务。笔者不同意此种立论和观点。通过仔细考索王彝的四卷遗文，笔者认为文妖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王彝被围困苏州时期，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是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文”的自觉维护。此外，就王彝的诗学思想来看， “文妖说”的理学内涵只在于纠正元季吴中地区“群趋而竞习”的铁崖文风的倾衍，而非为任一王朝的政教服务。王彝的学说与其独立不惧之批评精神对吴之嘉定文统、学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他开创了嘉定独特的实学实行之品格与风气，从此， “渊源古学、不逐时好”成为明清时期嘉定文人的共同追求。由此可见， “文妖
4、说”有着重要而鲜明的地域意义。 一、 “文妖说”的提出 元末，杨维祯成为东南文坛的领袖。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 ”1（卷十六）从杨维祯“五十狂夫心尚孩” （又湖州作四首其二）2（P253） 、自号“铁笛道人”3（卷二铁笛道人自传 ）而名噪天下时算起，他至少执元末文坛牛首二十年。杨维祯尝云：“吾铁门能诗者南北百余人”4（P127） ，以“铁门”概述从游者之众，张天雨、李孝光推其诗曰“铁雅”5（卷十冷斋诗集序 ） ，皆说明他在吴越文坛上的盛名和强大影
5、响力。杨氏颇多惊世骇俗3之举，最遗诟于士林的便是鞋杯行酒之癖6（卷二十三金莲杯 ） 。可此举在当时却见诸诗赋、传为佳话，甚而朋友、后生竟以鞋杯为题相互酬唱，以为名士风流。就在杨维祯侨居云间、往来吴下，铁崖体风靡吴中之际，王彝写了文妖一文，是文坛上首次批判杨维祯诗风的檄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所谓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又有过于狐者。夫狐也，俄而为女妇，而世之男子有不幸而惑焉者，皆莫不谓为女妇，而相与以室家之道。则固见其黛绿朱白、柔曼倾衍之容，而所以妖者无乎而不至，故谓之真女妇也。虽然以为人也，则非人，以为女妇也，则非女妇，盖室家之道之狡狯以幻化者也。此狐之所以妖也。 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
6、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盖有男子而弗惑者，何忧焉？7（卷三） “文妖”一词早已有之，并非王彝首创。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将造谤和传奇之文、薛涛和能文的家僮视为“文之妖”8（P55） 。之后，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将那些不读六经之本文与先儒之传注而只讽诵模仿科举中选之文、沽名钓誉的治经人称为“经学之贼” ，将他
7、们所作的剽窃模拟的时文称为“文字之妖” ，视之为戕害“道”与文章学术的蠹贼。49（卷六十九）朱熹首次将“文妖”一词与治世、理学联系并对立起来。而后，周密论太学文变时将咸淳之末年“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 列之语”的太学“变体”称为“文妖”10（P5738-5739） ，这同样是要求文辞和思想必须与儒家思想在价值伦理上保持一致。王彝“文妖”一词的内涵，沿袭了朱熹和周密对于文章内涵的理学性规定，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这与他成年前的求学经历有关。都穆序王征士常宗集云：“（彝）尝读书天台山中，师事孟长文氏。长文盖兰溪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学远有端绪。 ”7金文安公是金履祥，孟长文乃孟梦恂。缘此，四库馆臣
8、进一步指出王彝“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于已甚”11（P2269） 。真德秀是朱熹的私淑弟子， 文章正宗于诗赋一类去取甚严，以世教民彝为主，仙释、闺情、宫苑之类皆不取。由此可知， “文妖”说的提出远有学派背景，有浙东金华学派理学思想和诗文观念影响的痕迹。 王彝归纳杨维祯之文为“狐”为“妖”的根本原因是他“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 ；表现出的风格是“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 ；导致的后果很严重， “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 。元代官方意识形态是理学，“斯文”显然是在理学笼罩、指引下承载仁义、名实、先圣之道的文章。王彝
9、并没有对杨维祯的诗文发表具体的文学批评，只是以形象化的比喻鞭辟入里地指出杨氏柔曼倾衍的文风巨大的负面作用，即其会惑溺、坑害世道人心。可以说，他是站在道统的立场上来反对铁崖体流派之文风的。 与世暌离、怒斥铁崖的文妖 ，可能作于何时呢？只有搞清5楚具体写作时间，才能明了最初的写作动因。各研究文章大体都说是杨维祯名盛东南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杨维祯执文坛耳二十多年，他离世时王彝才三十二岁 1，从王氏弱冠至以道统自任并践行的十多年间，最可能是什么时候呢？ 王彝少年游学天台山，其父东轩先生任昆山教授后，遂迁居嘉定，在至正十八年（1358）前，即弱冠时期发表的可能性较小。 文妖有句“浙之西有言文者，必
10、曰杨先生” 。元时江南浙西道领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松江一府，其中心位置是杭嘉湖及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长江以南的地区。此文的“浙之西”应指苏州。据此句语气来看，此文是与吴中文人广泛接触后才写的，写作的动因缘于对“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的铁崖体文风的强烈不满。查找他交友最广泛的阶段，是元末客居吴之北郭时期。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妖写于明初，是为明朝新政教服务，有意开启明朝文统的建设。此种观点大概受沈公路王征士常宗集旧序中“故直斥老铁为文妖 ，而骎骎欲与子充、景濂抗衡”7之言的误导。王彝与高启为好友，两人都无意于新朝的仕宦招引，参与修纂元史多少带着避祸与无奈的自保意味，若意在庙堂
11、下的文治教化，他们也就不会坚辞不受官职、乞归田里了。从文妖内容来看，无一句与新朝有关，更像是朋友之间评文论道的愤激笔札。一些论者认为此文是有意为明朝文统建设服务，很可能是将之与王彝写于洪武三年（1370）冬十一月再次贬斥杨维祯的聚英图序联系在一起看了。7（卷二）杨维祯洪武三年夏五月病逝，在聚英图序中王彝为之“盖棺定论” ，对其人品、文品双重否定，明确树立王祎、6宋濂为“文章名家”典范，确有再次为道统张帜的意图，也不排除修纂元史后自觉呼应明初政教文治政策的可能性。但在此序中他明确表示曾对杨维祯“论定于其既往” ，即表明写作文妖必然早于洪武三年（1370） ，乃至洪武二年（1369） 。洪武二年春
12、，杨维祯和王彝等人大致同时入京修礼乐书12（P308） ，王彝在修书期间似乎未对杨维祯有所评价，至少目前尚未发现资料证明他们有争锋的迹象。只是在杨去逝后，王彝才鄙嗤其“混迹斯世，与时低昂，为文场滑稽之雄” ，但显然重在对其邀宠两朝的人品的贬低。 文妖则重在对其文风的批判，从其针对性来看，最有可能写于铁崖体极为流衍的元末。 王彝是高启“北郭十友”之一。2 笔者目前查到的最早有关王彝参加北郭诗社活动的时间是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冬。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云： 至正乙巳冬，会稽唐君处敬将之官嘉禾。永嘉余君唐卿、西蜀杨君孟载、九江张君来仪、太原王君常宗、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洎余相与觞而饯之。1
13、3（补遗卷） 此处太原王君常宗即为王彝。据广韵载，王氏郡望二十一，以太原和琅琊最著名，因而王行以地望来推尊王彝。3 王彝的衍师文稿序亦可证明他在至正年间客居吴中，与高启、王行、张羽、徐贲、道衍等人往来密切，其文云： 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其为古歌诗往往与高、徐数君相上下。是时，余所居鹤市，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7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前，亦有所不问者。7（卷二） “日夕相嬉游” ， “哦诗论文” ，忘“祸福、死生、荣瘁” ，显然说明王彝已入社，并沉浸其中。 “至正间”范围太大，我们不得不追
14、问：王彝到底什么时候客居苏州，因何等机缘与高启相识相知？重要线索只出现在蒙斋记中： 始彝居吴东练祁市，覃怀张君子寔来，彝与之切磨问学，期以古道相振厉。而张君每叹夫末学之趋人，而人之知志乎古学者鲜也，若欲勉彝以进修乎斯者。彝窃自贺其得以友张君焉。方是时，彝遭家难，迹之不涉吴者且七八年。异日，颇得询张君吴之大夫君子志乎古学为某某，而张君亟称韩君公望之为人，且曰韩君识趣似古，往者以目瞽废，而今则收敛之功尤有加于昔矣。彝又窃自贺其得以闻韩君焉。自是张君一再往来吾二人间，而彝往之卷卷颇闻于君之耳，而君于彝亦若欲取焉以相友者。亡何，张君即世，而彝始来吴，首谒韩君。至其家，彝与君至是始相识，盖恍乎其如觌张君
15、也。7（卷一） 从这篇为韩公望（奕）所作斋记中，可以得知王彝之所以能与吴中“大夫君子”相交，缘于张子寔在嘉定的介绍。张子寔是王彝与韩公望的好友，去世前已将王彝希冀相交韩公望的“卷卷”之情传递给公望。王彝至苏州后，第一个拜谒的友人就是韩公望。韩公望本是吴人，与高启、王行、道衍等人交好，借由他进入北郭诗友圈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蒙斋记透露的另一重要信息是王彝进入诗社的具体时间。“练祁”是嘉定的别名，王彝始居嘉定的时间正是“遭家难”时，此后8七八年时间“迹之不涉吴” 。他居嘉定后曾构堂供奉“先砚” ，与母居，“家难”只可能是父亲恭孝先生（字允中）去世。前引文王行送唐君处敬序中出现“王君常宗”是
16、至正二十五年乙巳（1365） ，距至正十八年（1358，弱冠，20 岁） ，恰好是七八年，是年王彝二十七岁。 至正二十五年（1365） ，二十七岁的王彝正式进入吴中文学圈。现存少量诗歌中的神弦曲四首很可能就是诗社某次活动后的产品，高启、徐贲均有神弦曲 。此外，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孙天富（孙惟善） 、陈宝生（陈彦廉）事，写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八月，并为陈母作传，为陈宝生作春草词 、 春草堂诗 ，正与高启为“春草堂”作记呼应。至正二十五年（1365）冬，送唐肃任官嘉禾。以上所举些微事例，均可看出王彝入社后的活动痕迹。因嘉定属吴之东，与苏州甚近，王彝在被围北郭前，定是往返其间的。作于至正二十六年
17、（1366）中秋的中秋玩月诗序 ，记他与“疁城”诸友赏月作诗，即说明此。 “疁城”是嘉定的古称。 王彝诗友欢会、客居北郭期间， “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 ，这必引起有理学背景的王彝的反感。但不一定一开始就是怒斥的姿态，因为受时尚风气与同社诗友的影响，王彝徐两山寄莲花也带有“竹枝词”的味道，而况诗友杨基还是杨廉夫的忘年小友（至正二十四年） ，时称“老杨少杨”12（P272） 。所以，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秋冬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前，冲朋友之师友大开炮火，对于刚刚入社不久的王彝来说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当杨廉夫的门生章琬辑刊的、内含香奁集 、 续香奁集的铁雅先生复古诗集流布于至正二
18、十六年9五月以后不久12（P274-275） ，时被围北郭（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朱元璋命部将进攻苏州，二十七年九月城被攻破）却日夕与高启等社友“哦诗论文”的年轻的理学家是有可能撰写气盛激烈的苛责之文的。7（卷二衍师文稿序 ）笔者认为宣称“文者，道之所在”的文妖写于王彝被围苏州十一个月之时，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之间，且以“聚首辄啜茗坐树下”推测，写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春夏的可能性较大，是具体针对杨维祯“香奁”诗歌而发，时年二十八岁。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王彝的自号中略窥他的志向与抱负，理解他提出“文妖”说的理学背景。 王彝自号“妫蜼子” 。之所以自号“
19、妫蜼子” ，正如娄坚所言“以见志”14（卷四王常宗小传 ） 。妫，是陈姓。古史记舜居妫汭，其后因以为氏。春秋时，陈国为妫氏（史记陈杞世家 ） 。另一意义指舜。王彝祖上本姓陈，他之“妫”主要指第一义。王行先砚堂记中有王彝的自述“彝之先陈姓”13（卷三先砚堂记 ） 。王彝父亲东轩先生（恭孝）一直以未能复陈姓为憾事，寄希望于王彝，云：“第姓之未复，吾遗恨也。陈氏故物惟此砚在，汝能见是而思我，陈宗必复矣！勉诸！”13故而王彝以“先砚”名堂，以示承先训而不敢忘也。由此可知，自号中以“妫”为陈姓，是因父亲的遗志，也兼有舜之后人的含义，标志其以道统自任。至于“蜼子”的意思，娄坚解释为“蜼于物卬鼻长尾，两则挂
20、于木，以尾窒鼻”14（卷四王常宗小传 ） 。蜼，是种长尾猿。尔雅释兽：“蜼，卬鼻而长尾。 ”可是， “蜼”还另有一种意思，指青铜器。蜼彝是古礼器，属周礼 “六彝”之一，器上以蜼为饰。10周礼春官司尊彝曰：“凡四时之间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贾公彦疏曰：“虎彝、蜼彝相配，皆为兽。 ”王彝素有大志，正如好友高启妫蜼子所述：“妫蜼子乃是轩辕之裔，虞鰥之孙。混沌即死一万年，独抱大朴存。窃伏在草野，冥心究皇坟不诘曲以媚俗，不偃蹇而凌尊。作为古文词，言高气醇温。手提数寸管，欲发义理根。上探孔孟心，下弔屈贾魂几年兀兀不肯出，坐待真主应运九五开乾坤。 ”15（卷十一妫蜼子歌为友王常宗作盖其号也 ）
21、姚广孝亦云：“彝也负伟器，亦乃人中豪。 ”16（卷二送王彝太史还祁川 ）王彝诗中也可找到其表露志向的蛛丝马迹，如写于洪武二年（1367）的“忆昔少年曾任侠” ， “困路年来谩弹铗” 。7（卷四己酉练圻寓舍咏雪 ）笔者认为，王彝自号中的“蜼”就是“蜼彝”之义。其先姓为陈，以“妫”代“陈” ，其名为“彝” ，以“蜼”代“彝” ，他以此号表其大志恢复先姓，继承道统，传虞舜、文王、周公、孔、孟、朱子之教。其有元故昆山州儒学教授恭孝先生王公遗像，孝子彝拜手稽首而作赞既是赞父，又是因之之辞： 文弊有作，正学自蹈。深衣讲堂，朝衣清庙。丘山德容，渊泉心思。於乎恭孝，侯邦之师。7（卷三） “妫蜼子”之号在元末即有，年轻的王彝意气风发，峻立独行，像高启一样是“狂生” ，希望有一番作为，不可能做娄坚所说的那种故步自封、 “以尾窒鼻”的长尾猿。到了明初，虽如娄坚所言：“革命之初，天下习于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纠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营职业，不则佯狂自放，庶几于无咎焉。 ”14（卷四王常宗小传 ）但王彝的抱负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