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战与东亚变局公元 663 年，白江口之战爆发，是为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战役以唐罗联军的完胜告终，倭国将全部兵力撤出朝鲜半岛，开始固守本土。这一战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战略态势，更对整个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亚战云 白江口之战是围绕朝鲜半岛三国纷争而逐渐形成的两大同盟间的一次决战。试图理解唐朝和倭国为何走向兵戎相见，首先必须弄清朝鲜三国的分化组合，以及唐倭两国如何卷入纷争。 公元前 1 世纪起，朝鲜半岛上陆续兴起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三国自建立以来就相互攻伐，混战不断。百济与新罗曾结成联盟，共同抗击高句丽南下。但到了 6 世纪中期，新罗袭取百济的汉江流
2、域，又杀害百济圣王，两国自此结下了不共戴天的深仇。由于大敌当前，百济没有立即把战争矛头转向新罗，而是遣使赴隋控诉高句丽，请求出兵援助。但当大业三年（607 年）隋炀帝终于出兵高句丽时，百济却“与高句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 ，同时“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 。炀帝三征高句丽均无成果，反而加剧了国内矛盾。 隋唐鼎革后，唐朝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暂时停止了东北边境的战争，对三国采取制衡调停的策略。贞观元年（627 年） ，唐太宗分赐三国国王玺书，从中斡旋，特别是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严厉命令道：2“王须忘彼前怨，识朕本怀，共笃邻情，即停兵革。 ”然而 641 年百济义慈王即位后，进一步扩大了对新罗的攻
3、势，一年中就攻克新罗 40 余城。同时，百济正式与高句丽结盟， “与高句丽和亲，谋欲取新罗党项城，以塞入朝之路” 。新罗同时承受着高句丽和百济的压力，局势岌岌可危。643 年，走投无路的新罗大阿飡金春秋向唐朝告急，此后彻底倒向了唐朝。几乎同时，高句丽发生了政变。泉盖苏文夺取政权后对唐朝采取强硬政策，一面中断使节往来，一面“惧伐其国，乃筑长城” ，与中原王朝展开了长期对峙。贞观十九年（645 年）二月，唐太宗正式出兵讨伐高句丽。该年六月前，唐军捷报频传，高句丽举国大骇，数百里不见人烟。但战争很快陷入僵局，九月，面对“辽左早寒，草枯冰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的困境，太宗被迫下令班师。贞观二十一
4、年（647 年）八月，太宗下令建造大船数百艘，计划两年后出兵三十万攻打高句丽。但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五月太宗驾崩，遗诏罢辽东之役。直到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年） ，唐朝虽再度对高句丽发起攻势，但战线只在辽东一带。 另一方面，隔海相望的倭国对朝鲜局势尤其敏感。至晚从 4 世纪起，倭国就和朝鲜三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与高句丽征战的同时，对百济和新罗也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645 年，倭国在朝鲜局势的影响下发生了“乙巳之变” ，权倾一时的苏我氏灭亡，孝德天皇即位后开始了大化改新。倭国与百济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7 世纪 40 年代以来百济更是几乎年年遣使赴倭。与此相反，倭国与新罗交恶已久，特别是
5、562 年新罗兼并任那地区，使倭国失去了在朝鲜半岛上最后的据点。钦明天皇死前执其太3子手言：“汝须打新罗，封建任那。更造夫妇，惟如旧日，死无恨之。 ”651 年，新罗使臣身着唐朝服饰来到九州，倭国朝廷愤而将其驱逐，还有大臣当即上奏：“今方不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 ”到齐明天皇三年（657 年） ，倭国要求新罗护送其使者赴唐朝，遭到新罗拒绝，两国关系正式破裂。 正在朝鲜三国纵横捭阖之时，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从辽东方向正面进攻高句丽都难有成效，早寒、沼泽、堡垒，三位一体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百济却以高句丽为北部屏障，向南结好倭国，放手攻打新罗。显庆四年（659 年） ，唐
6、朝最终确定了先伐百济的迂回战术，以对高句丽形成首尾夹击之势。如后来刘仁轨上表中所言， “主上欲吞灭高句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齐明天皇五年（659 年）七月，倭国向唐朝派出的第四批遣唐使从百济西南的岛屿出发，不经新罗横穿东海。唐高宗虽然接见了遣唐使代表团，却以“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为由，将其幽禁于长安，可见唐朝对百济与倭国间的关系已有一定的了解。至此，东亚世界的两大阵营已然明朗。新罗全面倒向唐朝，百济则北连高句丽，南结倭国，一场震撼东亚世界的国际性战争迫在眉睫。 二、血战白江口 显庆五年（660 年）七月，唐朝正式出兵百济，点燃了两大阵营决战的导火索。唐朝大军十万，船只千艘，在
7、苏定方率领下自山东半岛的成山地区渡海，仅仅三日就攻陷了百济的国都泗沘城。不久，义慈王带着太子扶余隆向唐罗联军投降。至此，享国六百余年的百济灭亡了。随后，4唐朝在百济故地建立起熊津、马韩、东明等五大都督府，开始了羁縻统治。然而，唐朝的统治并不顺利，百济故地盛传着“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付新罗”的流言，又因唐兵肆意掠夺，百济遗民纷纷反抗，很快聚合成以鬼室福信为中心的复国力量。史书记载， “南方诸城，一时总叛，并属福信” 。当年九月，鬼室福信遣使向传统盟友倭国求援，请求将在倭国作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迎回国内。为鼓动倭国出师相助，一个月后福信又派人赴倭献上了唐军俘虏一百余人。
8、 面对百济复国军的求救，倭国统治者决意出兵相助。齐明天皇七年（661 年） ，年近七旬的齐明女皇亲自赶赴九州前线，终因旅途劳顿，当年七月病死在朝仓宫中。其子中大兄皇子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继续对百济战事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八月，遣将“救于百济，仍送兵杖五谷” ；九月将当时倭国最高等级的织冠授予扶余丰，嫁以臣下之女，并派遣前将军阿云比罗夫等，率领五千名士兵护送扶余丰回国继承王位。天智天皇二年（663 年）三月，又遣前将军上毛野君稚子等人“率二万七千人打新罗” ，夺取了沙鼻岐、奴江二城。此时，百济复国军发生内乱，扶余丰为夺取权力将鬼室福信“斩而醢首” 。倭国援军似乎也受其影响，直到当年八月才派遣“
9、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 ，数万倭国水军进逼白江口。 正当此时，唐罗联军在带方刺史刘仁轨的指挥下，准备对百济复国运动的核心地区发动猛攻。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刘仁轨决定率军从锦江上游的熊津城出发，绕过水路要冲加林城，攻打复国运动的中心周留城。5行至加林城附近的白江口时，唐朝水军与倭国水军狭路相逢，大战不可避免。当时，唐军的兵力仅七千余人，面临数倍于己的对手，刘仁轨沉着应战，迅速命令在江口摆下阵势，只等倭军前来进犯。唐军虽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船只皆是艨艟巨舰，体大而坚固，利于坚阵防守。倭船则多为舢板小舰，船小且脆弱，无法用于攻坚。双方战船一经接触，倭国水军立刻处在了下风。 根据日本书纪
10、记载，战争分两次进行：八月二十七日，倭国水军先头部队到达，不等主力到来即投入战斗，结果很快“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 。到了第二天，倭国诸将面对唐朝的坚固防御，慌乱之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于是，倭国将士开始争先恐后地猛攻唐军的舰阵。刘仁轨镇定自若，充分发挥船只的机动性，下令把倭国船只引入阵中，然后左右合围，把倭国水军牢牢困死在坚阵之中。在敌军的奋力突围下，唐军因势利导，又以火攻冲烧敌阵，将四百多艘倭国船只全部烧毁。一时间，只见“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倭国水军往往是由地方豪族临时拼凑，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在训练有素的唐朝军队前，倭国军队瞬间全部崩溃，战死和溺亡者不计其
11、数。扶余丰侥幸脱身，乘船逃往了高句丽。 随后，唐罗联军自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百济守军见大势已去，只得纷纷投降。先前在百济登陆的倭军听闻此事，只能相互哀叹道：“州柔（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 ”于是收拾残兵，协同白江口之战的幸存者仓皇撤回了倭国。至此，复国运动宣告失败，唐朝再次平定了百济故地。 三、驱散硝烟 6在唐朝看来，白江口之战只是一场出乎意料的战役，战后也没有乘胜追击的意图。但对于倭国而言，此战损失惨重，在百济的陆上部队被迫放弃攻势，协同水军残部狼狈撤回，复兴百济的计划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倭国本土也陷入了唐罗联军即将袭来的恐慌之中。 一般认为，倭国选择介入百济战争的动机不
12、外乎如下几点。第一，无论顾及与百济间多年传统的信义，还是倭国本身的国防，援助百济遏制唐朝南下的势头，都是必需的选择。其次，倭国对百济之地，甚至对高句丽抱有野心。如果能够帮助百济复国，就可以建立对半岛南部的控制。再次，借此转移国内矛盾。改革派抓住鬼室福信求援的机会，用兵百济，可以将保守势力对改革的愤懑引开。总之，倭国若能成功复兴百济，将获得很大的利益。然而，倭国偏偏选择了东亚世界的核心唐帝国作为对手，此举未免过于鲁莽。事实上，此时的倭国统治者已经派出过四批遣唐使，断不会对唐朝的实力缺乏认识而贸然出兵，更不至于利欲熏心而低估唐朝的实力。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战争本身就是目的。对于继承大化改新的事业、以
13、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目标的天智天皇来说，改革最大的障碍莫过于坚守既得利益、违抗中央命令的地方豪族，百济之役正好能将这些地方豪族势力投入战争，即便战败也可达到为改革除去障碍的效果。战败后的倭国在唐罗联军即将来袭的危机感下，必定专心于国防，正可以将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 战败翌年，天智天皇借着全国上下弥漫恐慌情绪的有利时机，果断颁布诏令开始改革，史称“甲子改革” 。这场在战争氛围中得以进行的改革，对律令制国家的最终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天智7天皇还致力于加强防御设施。这既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唐罗联军的进攻，也是为了继续维持国内的紧张气氛，以便继续凝聚内部，顺利推进改革。 日本书纪记载，天
14、智天皇三年（664 年） “于对马岛、壹岐岛、筑紫国等置防与烽。又于筑紫筑大堤贮水，名曰水城” 。次年秋八月“遣达率答本春初筑城于长门国，遣达率忆礼福留、达率四比福夫于筑紫国筑大野及椽二城” 。由此，倭国不仅形成了对马、壹岐和筑紫的三重防线，其后更有城堡可以坚守拒敌。 然而，唐朝并没有进攻倭国的意图，白江口之战不过是攻占周留城中的一段插曲。随着援救的倭国水军全歼，百济之地再次平定，对高句丽战争也得以重新展开。为了稳定后方，刘仁轨曾多次派遣朝散大夫郭务悰前往倭国处理战后事务。郭务悰在细节上做了周密的准备，还特地邀请倭国的入唐僧定惠同船前往，以便消除倭国的顾虑。经过多次曲折的交涉，倭国放弃了继续与
15、唐朝对抗，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顺利解除。总章二年（668 年）春夏间，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很快兵临平壤城下。当年九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全部平定。这一消息给倭国带来了重大的冲击，倭国朝廷在次年派出第五批遣唐使，名为“贺平高句丽” ，实则探听唐朝的动向，寻求唐倭两国的进一步和解。 高句丽平定后，唐罗两国战略目标的差异旋即暴露。新罗不再掩饰自己的企图，独自开始了统一半岛的进程。咸亨元年（670 年） ，唐罗军队发生正面冲突，唐罗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上元元年（674 年）起，基于西北边疆形势的不断恶化，唐朝在辽东采取收缩态势。两年后，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至辽东城，新罗首次统一了朝鲜半岛。在
16、新罗控8制朝鲜半岛已难动摇的情况下，唐朝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统一后的新罗世袭唐朝加封的鸡林州大都督一职，实际上继续臣服于唐朝。至此，朝鲜半岛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四、结语 纵观 7 世纪中期的东亚局势，隔海相望的唐朝与倭国本没有必然的冲突，只因在朝鲜三国的角逐中分属于不同的阵营，最终在白江口兵戎相见。令人欢欣的是，唐倭两国在战后都迅速调整政策，避免了东亚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试想，如果唐朝决意乘胜追击，在半岛战局的急剧变动下，很难确保不会在日本列岛陷入战争的泥潭。从日本的角度来说，若执意长期与唐朝敌对，就不会有文化制度的突飞猛进，社会的发展进程必然大为延迟。 时过境迁，伴随着新罗统一半岛与唐罗双方的和解，半岛问题顺利解决，唐倭交流的全面展开已经铺平了道路。大足元年（701 年） ，经历半个多世纪学习与改革的倭国正式建成了律令制度，以全新的国号日本，重新回到了东亚世界的舞台上。从此，为寻求真知而不辞远涉重洋的日本使者，成为了大唐气象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这是无数历史事实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