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科毕业论文（20届）宋朝政府的医疗救助初探所在学院专业班级人文教育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完成日期年月目录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英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一、序言1二、宋朝政府医疗救助的制度和措施2（一）重视疾病救助21、“医药行政中心”翰林医官院22、“医科大学”太医局23、“制药机构”和剂局24、“售药机构”太平惠民局35、病院机构3（二）重视医学的发展6三、宋朝政府大力推行医疗救助政策的原因8（一）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频发8（二）抑制“信巫不信医”之风的需要9（三）“同风俗、一道德”治世理念的推进10（四）经济和医学大发展的推动11四、宋朝政府医疗救助的成效和影响11（一）缓和矛盾，稳定社
2、会12（二）对后世的影响12五、结论13参考文献15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I【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制度发展历史十分悠久，而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医疗救助事业，在宋代已形成了较完备的制度体系。有宋一代，基于频繁的自然灾害、战争和巫蛊盛行，以及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等因素，宋朝政府对建立和完善民间医疗救助制度一直比较重视并且投入了相当的资源，这既是统治者力行仁政的表达，也是出于对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的现实考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救济扶助了贫病者，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时局的混乱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并不能完全实现“病有所医”。【关键词】宋代；政府；民间；医疗
3、救助。II【ABSTRACT】SOCIALWELFARESYSTEMINANCIENTCHINAHASALONGHISTORYOFDEVELOPMENTANDASONEOFTHEIMPORTANTPARTOFIT,SOCIALMEDICALAIDHASDEVELOPEDINTOACOMPREHENSIVESYSTEMINSONGDYNASTYINSONGDYNASTY,BECAUSEOFFREQUENTNATURALDISASTERS,WAR,PREVAILEDWITCHCRAFT,ASWELLASTHEINTENSIFICATIONOFSOCIALCONTRADICTIONSARISINGF
4、ROM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THESONGGOVERNMENTHADATTACHEDGREATIMPORTANCETOESTABLISHINGANDIMPROVINGTHEMEDICALCARESYSTEMANDHADINVESTEDCONSIDERABLERESOURCESITWASTHEREPRESENTATIONOFBENEVOLENTPOLICYANDONTHEOTHERHAND,ITWASOUTOFTHEPRACTICALCONSIDERATIONOFEASINGSOCIALCONFLICTSANDCONSOLIDATINGTHERULIN
5、GALTHOUGHTHESEMEASURESOFRELIEF,TOSOMEEXTENT,HADHELPEDTHEPOORPATIENTSANDEASEDTHESOCIALCONTRADICTIONS,BECAUSEOFTHEFLAWSOFSYSTEMDESIGN,THEDISORDEREDPOLITICALSITUATIONANDTHELIMITSOFPRODUCTIVITYLEVEL,“MEDICALSERVICES“CANNOTBEFULLYREALIZED【KEYWORDS】SONGDNASTY；GVERNMENT；CVILIAN；MEDICALAID1一、序言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努力使
6、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其中的“病有所医”因当前“看病难”而备受关注，这些年政府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城镇医疗保险的实施还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建立与推广，但是还有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所以以史为鉴，在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努力吸取古今中外的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社会主义医疗保障体系，显得十分重要。我国的社会救济思想和实践起源甚早，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描述了一个“老有所终，壮有所养，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西周国家职官机构中的地官司徒的职责中便有一部分涉及与民众生机相关的社会福祉和保障事业，周礼地官中记载“司徒以保息六，养
7、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其中的“宽疾”就是我国古代较早的关于政府所实施的医疗救助。秦汉时期，社会保障事业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医疗救助也不断推进，每遇疫病爆发，政府经常送医药到发病地区，有时还派专门为皇室治病的太医到地方为民众诊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机构六疾馆，这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医疗救助事业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出现了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机构悲田养病坊，其功能主要是振恤、收养贫病者和废疾老人。时至宋代，社会保障事业空前繁荣，所谓“宋之为史，一本仁厚，凡振贫
8、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宋朝政府设置了一系列机构，其内容之广、设施之全、规模之大，在中国封建社会无一朝能出其右。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民间医疗救助史上，宋代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宋代政府的医疗救助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台湾金中枢、王德毅两位学者首先撰文，对宋代的官办慈善事业追本溯源。除此之外，日本的学者福泽与九郎和梅原郁也较早关注。而内地学者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给与关注。但是这些学者都是将医疗救助纳入到慈善救助事业中进行论述，没有专门进行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就宋代政府的民间医疗救助从三个方面进行探析。首先是剖析政府重视民间医疗救助的原因，其次是阐述宋朝政府所采取
9、的措施，最后分析其产生的影响。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六上振恤）M北京中华书局，1977金中枢宋代几种社会福利制度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J新亚书院学术期刊，1968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J台湾中央图书馆刊特刊，1968福泽与九郎宋代于穷民收养事业素描J福冈纪芸大学纪要，19562二、宋朝政府医疗救助的制度和措施“宋之为史，一本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用这句话来形容宋代的社会保障事业并不为过。仅从医疗救助事业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其发展程度较之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宋朝政府在医疗事业的发展上用力颇多，对民众的医疗救济也甚为关注，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重视疾病救助，二是重
10、视医学发展，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一）重视疾病救助宋代政府对民间展开的疾病救助，主要通过一些常设性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从医药机构到病院机构、从老人到婴儿，这些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涉及面十分广泛。此外宋代政府还开展一些临时性的医疗救助活动，遣医颁药，加大财政投入。首先来看下，宋代的主要医疗机构。1、“医药行政中心”翰林医官院翰林医官院掌管医疗制度的制定和医疗事务，元丰五年（1082年），翰林医官院改名为医官局，“甲子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翰林医官院和当时的太医局是皇家的御用机构，但是在疾病流行时，政府亦会派遣医官或者医学生，到各地进行医疗救助。如嘉祐五年，宋仁宗下诏，“
11、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多。其令翰林医官院选名医于散药处参问疾状而给之。”2、“医科大学”太医局太医局在秦汉的时候就已出现，当时隶属于少府寺。时至北齐则隶属于太常寺。隋唐仍然设立，名为“太医署”。宋袭前制，设立“太医局”。太医局初设并未开展医学教育，直到熙宁九年的五月开设起来。“太医局，熙宁九年置，以知制诰熊本提举，大理寺丞单骧管干。”此处并非指太医局创办于该年，而是指太医局中置医学一事，至于太医局创办于何年，目前仍然存疑。太医局的主要功能便是培养医学人才，不断地把他们输送到翰林医官院，与我们现在的医科大学类似。虽然它是一个专门的医学教育基地，但是有时候也会担任起民间医疗救助的责任。3、
12、“制药机构”和剂局宋朝有三个制药机构，尚药局、御药院和和剂局。其中前两者是御用机构，而和剂局则是为民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六上振恤）M北京中华书局，1977脱脱宋史（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7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1，嘉祐五年五月戊子）M北京中华书局，1979脱脱宋史（卷117，职官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3服务的官方制药机构，“掌修和汤药，出卖以济民”。和剂局的前身是熟药所，熟药所既是一个制药机构，又是一个售药机构，集两种职能于一身。熟药所又名合药所，它是在熙宁九年五月，由熟药库、合药所以及市易务卖药所合并而来，隶属于太医局。崇宁二年，该所一分为二，“两修合药所”和“五出卖药
13、所”，共计7所。“修合药所”即为制药机构，政和四年四月，又更名为医药和剂局。和剂局除了平时出售药品给百姓外，每当疫病流行时期，则免费给民众提供药物用于治疗疾病。4、“售药机构”太平惠民局太平惠民局和和剂局一样，亦由熟药库等机构衍变而来。崇宁二年，熟药所一分为二，其中的“五出卖药所”，在政和四年四月，更名为医药惠民局。其再次更名是在绍兴年间，绍兴十八年“改行在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宋朝政府不仅在京城创办该机构，在地方也大量开办，而此举源于宋徽宗采纳了吏部尚书何执中的建议。地方熟药所的更名较京城的熟药所稍晚，时至绍兴二十一年将各地的熟药所一并改作太平惠民局。如建康府药局、衢州惠民药局、明州药局等等
14、。太平惠民局主要从事药品的出售，和剂局生产出来的药品，就是通过太平惠民局出售给百姓。太平惠民局，可谓真正做到了“惠民”二字，我们可以从其药价中窥探出一些迹象。“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尝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太平惠民局和和剂局除了历史渊源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其功能也有着某些类似之处。它们不仅肩负自身的本职工作，制药抑或售药，同时还担负“兼职”。太平惠民局的兼职工作，即有时充当百姓治疗疾病的场所。“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给药以归。”5、病院机构病院机构主要是指那些专门用于收养病人的场所。宋朝政府设立的病院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专业性的，系指专门负责收养及救济病
15、人的；另一类，则是其他一些社会保障机构，它们附带有收养病人抑或救助病人的功能。首先来看第一类（1）病坊和安乐坊宋代最早出现在民间，针对民众需求的医疗机构是熙宁六年，文彦博在洛阳龙门胜善寺建立的一处“药寮”。“药寮者，太尉潞国文公之所建也。公闵下民之疾苦而不得其疗者，思有以济之。脱脱宋史（卷165，职官五太府寺）M北京中华书局，197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闰八月戊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周密癸辛杂识（和剂药局）M北京中华书局，1988高斯得耻堂存稿（卷4，江东提刑司新创药局义阡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4相其地，得胜善。”它属于私办，不属于官办范畴。而宋朝政
16、府设置最早的民间医疗机构是病坊，其由赵抃于熙宁九年（1076年）在赵州创立。“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幕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所失。”随后，苏轼在杭州创立了安乐坊，“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2）安济坊安济坊是北宋收容病患者并给予医疗救助的机构。它的创办于源于苏轼的安乐坊，“一在宝胜院，一在艮山门外，又有善化坊四所。先是苏文忠公尝于城中创置病坊，名曰安乐。以僧主之，仍请于朝，三千医愈千人乞赐紫衣并度牒一道，诏从之。崇宁元年八月诏诸路置安济坊，二年五月，两浙转运司遂援苏公之说以请，仍改病房为安济”。可见苏轼的安
17、乐病房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随后宋朝政府在诸路设立了安济坊，“徽宗崇宁元年八月二十日，诏置安济坊”。不久，亦在京师设置了安济坊，崇宁四年十月六日，“京师根本之地，王化所在，鳏寡孤独与贫而无告者每患居养之法施于四海未及京师，殆失自近及远之意。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悯焉。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朕意。”（3）安乐庐安乐庐有两所，置于建康府，由马光祖于宝祐四年（1256年）创办。根据景定建康志记载“一在北门高阳楼侧，宝祐四年所创业，一在御街西醋库后，开庆元年所迁也。”马祖光创办安乐庐是希望救助那些“病于道途者”。这些军民、商旅在路上
18、遇到疾病，客店往往拒绝其入住，一则担心打扰到别人，二则怕疾病传染，所以这些人无处着身。于是，马祖光设立安乐庐，以救助这些过往路人。宋朝政府办置的其他机构亦涉及到医疗救助的功能，不管是贫民保障机构还是慈幼机构。（1）福田院宋朝的福田院源于唐朝设立的悲田养病坊，悲田为佛教用语，意为对贫穷孤老实施的布施。宋仿唐制，在建立初期于开封设立东、西福田院，“以廪老疾孤穷丐者”，可见“疾”也作为福田院救助的对象。起初东、西两院每院只能容纳24人，宋英宗即位后，又增加了南、北福田院，于范祖禹范太史集卷36M四库全书本周辉清波别志卷1M四库全书本潜说友咸淳临安志A，宋元方志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90徐松宋会要辑
19、稿（食货60之3）M北京中华书局，1957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32）M北京中华书局，1957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M北京中华书局，19775是每天到福田院来领取救济粮就增至300人。同时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加大投入，“岁出内藏钱五百万给其费，后易以泗州施利钱，增为八百万”。除了在京师设置四所福田院外，其实在地方各州县也存在着不少类似的机构，虽然不以福田院命之，但在性质上看来并无多少差距。不过大多数以绝户房产作为基地，如果没有，就用官房来充当。至于经费来源，主要是变卖绝户财产。京师福田院一直沿用到了北宋末年，后来出现养济院和居养院等设施以后，福田院的提法就不存在了。（2）居养院
20、其实上述在地方设立的类似福田院的机构即为居养院的前身，始于元府元年。所以，哲宗元府元年（1098年）颁布的“元府令”是关于居养制最早的记载，“鳏寡孤独贫乏不能得自存者，知州、通判、县令佐验实，官为居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而这些机构被正式命名为“居养院”，则是到了崇宁五年（1106年），淮东提举司上折请求赐名，宋徽宗才下诏以居养院为名。这样居养院可谓是名副其实了。居养院和安济坊从时间上看是同时成立的，与居养院相比，安济坊是专业的收养疾病患者并给与医疗救助的机构，而居养院只是在履行其他职能的时候，兼有这项功能。南宋初年，居养院仍然存在。因为北宋灭亡后，大批流民随高宗南下，为了巩固政权，笼络人心，
21、徽宗继续实行居养政策。“京师物价未平，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艰食，除开封府依法居养外，令留守司检查如法居养，如钱物不足，具合用数申留守司支降。”不过后来，居养院逐渐被养济院替代。（3）养济院养济院兼有居养院和安济坊的功能，关于其最早的记载是在绍兴元年，“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名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其救济的对象是“流移病患之人”，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由于北方人大量南下，流民不断增多。养济院既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不过后者居多，如临安府养济院和建康府养济院等等。养济院起初为贫病兼济的综合性机构，但
22、后来也出现了专门的收治病患的机构，如赵汝愚等人出资兴建的隆兴府养济院以及和州提举韩挺创设的和州养济院。（4）慈幼机构由于贫困，宋代弃婴现象比较严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杀婴的迹象。为此，宋朝政府也十分注脱脱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M北京中华书局，197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哲宗元府元年十月壬午）M北京中华书局，1979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8）M北京中华书局，1957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0之8）M北京中华书局，19576重对弃婴的救助，创设了婴儿局、慈幼庄、慈幼局等机构。如“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这些机构大致在南宋初期以后出现，其实对于幼儿的救助，在福田院、居养院
23、等机构里已经涉及到。当然，政府采取的救助中少不了医疗救助这一项内容，“有疾病者，医一人谨视焉，今增其二。如是，而夭者亦希矣”以上机构可以说是常设性的医疗机构，在平时的疫病救治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宋代政府还有很多临时性的医疗救助活动。其一，遣医颁药。如元府三年（1100年）八月四日，哲宗下诏“诸路应岁赐药钱处，遇民疾时，州县委官监视医人遍诣闾巷，随其脉给药。”针对边远地区医疗事业落后，缺医少药的情况，进行救援。如翰林医官院有些并无职事的医官，乃“随所试高中下分遣诸路州军”，“医治吏军民”。这似乎与我们今天的送医下乡有点类似。其二，宋朝政府给与地方财力上的支持，帮助地方购买和制造药品，景
24、祐三年二月，“诏广南地多瘴雾之毒，凡军民有疾者，给官钱市药疗治之。”其三，针对特殊时期，即疾疫流行时期，似如今的“非典”、“禽流感”或“甲流”爆发时期。政府亦进行相应的医疗救助，其救助手段与临时性的医疗救助大同小异。如淳化三年（992年）五月，“民多疾病，令太医局选良医十人，给钱五十钱为市药之资，分遣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病而至者即诊视”。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政府对于受灾区的民众给予补贴。大观二年（1108年），徽宗“令大观库支钱一万赴开封府，令就差散药使臣，并逐厢地分使臣，每口量数支给。应死亡贫乏不能葬者，人给钱二贯，小儿一贯。”（二）重视医学的发展“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
25、者，无过于宋。”这是近代医史学家谢观所说的一席话，可见宋代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程度。宋朝的两位开国皇帝对医药甚是熟悉，“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而宋太宗则自称，“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此后的几位皇帝对医学也颇为关注。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医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庆历四年，范仲淹正式建议创建医学，培养医学人才，宋仁宗准其奏，由太医局负责医学教育。除了太医局外，在崇宁年间设在国子监的医学，也有训练袁甫蒙斋集（卷12，湖州婴儿增田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6）M北京中华
26、书局，195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仁宗景祐三年二月甲子）M北京中华书局，1979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2之35）M北京中华书局，1957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7）M北京中华书局，1957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33脱脱宋史（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7赵光义太平圣惠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7医生的功能，但考虑其与太医局的只能是重复的，于是在设立不久就被罢黜了。太医局的发展主要在北宋时期，其经历了三次改革，极大地影响了医学教育的体制、内容、课程和录取人数等。如太医局在创办之初，招生人数为80人，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又命令太常寺详细制定学
27、生人数，此时的学生名额则扩至120人，神宗熙宁九年，学生人数又增至300人。除了人数外，录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嘉祐五年，太常寺规定将神农本草也纳入考试内容，以前只要通晓难经、素问、巢氏（病源候论）、圣惠方等，现在在大不相同，即使对以上这些医学知识已经烂熟于心，但是不通晓神农本草之人，亦不被录取。此外，宋朝的医学教育还采用分科教学，这个过程也是不断完善的，起初设立九科，大方脉、风科、小方脉、产科、眼科、疮肿科、口齿咽喉科、金镞兼书禁科、金镞兼伤折科，发展至后来归为三科，神宗熙宁九年“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方脉科、针科、疡科”，科目的归类更为科学。以上这些发展，足矣看出宋朝统治者在医学教育方面
28、的用心。太医局虽然在某些特殊时期也担任起民间医疗的救助责任，但其终究是服务于宫廷和首都地区，其辐射力很难抵达地方。其实，宋代还在地方实行了医官制度。宋代很早就有了地方医官制度的构想，在太宗时，中央编成圣惠方，“应诸道州府各赐二本，仍本州选医书优长治疾有效者一人，给牒充医博士，令专掌之，吏民愿传写者并听，先已有医博士即掌之，勿更收补。”。可见传播中央制定的医学知识是地方医官的责任之一，这点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此外，这些医官还从事教学工作，嘉祐六年，“令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后及一年，委官比试经义及五道者，本州给补贴充学生，与免州县医行袛应。大郡以十人为额，内小方脉三人；小郡七人，内小方脉三人，仍与官屋
29、五七间充讲习学，候本州医学士助教有缺，即选医业精熟者累有功效者差补”。崇宁二年，医学教育被归入国子监，用科举的三舍法来召集良医，其中讲成绩较差的那部分分配到诸州成为医官。政和三年，又开创了“驻泊医官”制度。不难看出，宋朝政府一直在致力于地方医学及其医疗水准的提高，但是由于制度的缺点，地方的徇私舞弊，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二是医学书籍的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刊刻出版。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总结前代的医学经验，政府曾多次下令征集医书、方论，并且对其进行校订、编辑并出版。如“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中，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皆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行世，并成为医籍之精品。”978992年间是第一次
30、大规模编纂全国有效医方，纂成著名的太平圣惠方，于992年问世。其后又有圣惠选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等问世。这些医方制成后被颁布到各州县，如景德三年（1006年）七月，“赐广南圣惠方，岁给钱五万市药疗病者。”此外，地方官员也十分重视编辑和推广医书。这一行为可以使一些无法就医的民众解决自己的医疗问题，从而改善民众的脱脱宋史（卷157）M北京中华书局，1977宋大诏令集（卷219）M北京中华书局，1962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2之36）M北京中华书局，1957刘理想试论宋代医学价值的提升及其对防治疫病的影响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7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真宗景德三年七月壬子
31、）M北京中华书局，19798健康状况，更重要的是编修、刊刻、公布方书往往被纳入到了政绩之中，如王安石在担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将庆历善救方刻在县衙门外，来推广医学知识。有如南宋朱瑞章，在南康任郡守时，拿出自己家藏的医方，加以修订成卫生家宝方，“比千金、圣惠虽略，比本事、必用则详，家藏一本，以备缓急，老幼可安堵矣。”三、宋朝政府大力推行医疗救助政策的原因宋代政府之所以大力推行医疗救助政策，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时局，自然灾害和战争频频爆发，民间巫风泛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还保有异俗，这些问题成为统治者的心头之患，于是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此外，两宋时期，经济和医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宋朝政府展开医疗救
32、助事业奠定了基础。（一）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频发两宋时期的气候为寒暖交错时期，宋初几十年为温暖期，气候变动属于我们有史以来第三个温暖期向第三个寒冷期转化阶段。两宋之际为寒冷期，全国气温开始回落，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叶，竺可桢称这为第三个寒冷期。在物候方面可以得到验证“宋朝（南宋）国都迁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南宋末年则又是温暖期。多变且恶劣的天气，导致宋代灾害频频发生。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就两宋金元时期的灾荒情况作了介绍，“两宋前后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水
33、灾一百九十三次，为最多者；旱灾一百百十三次，为次多者；雹灾一百零一次，为次多者；风灾九十三次，又次之；蝗灾九十次，再次之；歉饥八十七次，更次之；地震七十七次，复次之。此外疫灾三十二次；霜雪之灾十八次，又其次焉者也。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过之。”当然邓云特的统计中还包含了金朝的灾情，并没有针对宋代。再加上随着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各种官私著述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对灾害的记述也大幅度地增加，统计的数据自然有些出入。不过从两宋时期的各项背景来说,邓先生的这一个结论是基本正确的。从现在的研究看来，和邓先生得出的结论相比较，宋代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邱云飞的中
34、国灾害通史中统计到“两宋时期发生水、旱、虫、震、疫、沙尘、风、雹、霜等九类自然灾害达1543次，其中水灾628次，旱灾259次，虫灾168次，地震127次，瘟疫49次，沙尘69次，风灾109次，雹灾121次，霜灾13次。”日丹波元胤医籍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9可见，宋代灾害种类多，宋代囊括了所有中国古代出现的自然灾害。其次，宋代自然灾害爆发的频率比较高，每两个半月就会发生一次自然灾害。其持续时间也特别长，许多水灾和旱灾往往持续达数月之久，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些灾害通常又不是单一地出现，很多时候都是相伴随地出现，这就是我们所称的“
35、自然灾害链”。比如瘟疫，“民疫，遭水患，多死”，水患发生后，细菌易扩散，同时，由于粮食歉收，造成饥荒，灾民的抵抗力下降，十分容易形成瘟疫。疫病除了作为其他灾害的并发症之外，有时也充当原发症，特别是夏天，即使没有水旱之灾，也特别容易爆发瘟疫。瘟疫和虫灾一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往往是一个地点爆发，紧接着延续到周边地区，受灾区成片。哲宗元祐七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所以宋代政府十分注重对疫病的防治和治理，这就为宋代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大动力。促使宋代医疗救助事业发展的另一个诱因便是战争。两宋是我国封建时代历史上民族矛盾非常突出的时代，反侵略史实的记录特别多。其实
36、这和当时的气候也有一定的关系，不难发现，在古代中国的各个寒冷时期，都有北方牧民大规模南下迁徙的记载。两宋之际为寒冷时期，气温降低使北方草原的牧草可生长期大幅缩短，畜牧业遭受损害，这就影响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了生存，他们不断南下侵扰。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族的威胁和侵扰，对中原人民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辽和西夏多次与宋作战，辽亡后，金和南宋有对峙百余年。“在对外屈辱苟且的情势下，宋廷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对付国内的敌对势力，一方面采取措施富国强兵、笼络百姓以缓和内外矛盾。”发展医疗救助事业，自然在一定程度了安抚了百姓，争取了人心。因此，宋朝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不断推进。（二）抑制“信巫不信医”之风的
37、需要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自然界和人体生理上的许多问题无法解释，巫术在这种情况下也便应运而生了。其实在我国上古时代，巫、医是二位一体的，巫即是医，所以没有信巫和信医的区别。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古代医学的发展和专职医生的出现，巫术的虚伪、巫医的欺骗也因此日渐暴露。巫、医的关系逐渐转为对立，于是信巫信医这个问题变产生了。至秦汉以后，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贵医贱巫的风气，然而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统治阶级还是需要利用巫觋来为其统治服务，因此很少对巫觋实力进行打压，有时还加以维护，甚至压制医学的发展。医生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习医也被视作一
38、种贱业，所以这项职业很少有人问津，医生的数量自然不高。这样就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民众一旦遇到疾疫，往往寻求巫觋的帮助，信巫不信医。脱脱宋史（卷62，五行）M北京中华书局，197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3）M北京中华书局，1977全继业浅论宋代医学发达的动力学机制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8，189410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巫风自当日渐消弭，但信巫不信医的问题到了宋代，仍然十分严重。正如北宋仁宗朝官员李觏所言“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巫觋的势力可谓是遍及各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此，如江南东西路、两浙路、福建路等。史载，“江西之俗，尚鬼信
39、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经济落后，地处偏远的地区更是如此，如广南地区，据南宋初年学者曾敏行所著独醒杂志卷三载“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不信医方可活人，但随巫语去迎神”宋人王炎的这句话，深刻地揭露了宋朝信巫不信医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信巫不信医这个情况不仅分布面积广，而且受染人群多，除了平民百姓之外，士大夫也参与其中。如在南宋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女巫游仙夫人为一方所信，县令黄荦就此批评道“信巫不信医，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岂宜沦胥”信巫不信医害处颇多，李小
40、红在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究一书中曾把他们成为形象地比喻为“社会秩序的捣蛋鬼”。因为宋代巫觋到处招摇撞骗，对民众进行精神上的欺骗，甚至谋财害命，有时巫术往往成为民间暴动的工具。为了维护宋王朝的统治，必须对巫风加以控制，于是“禁巫兴医”活动开展起来。（三）“同风俗、一道德”治世理念的推进有宋一代，为应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重树国家权威和社会秩序，来自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和士绅掌控的知识权力合力将以儒家原则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向边缘和基层扩散。通过推进以“道德”为中心，改变和整顿“风俗”的文明，是国家道德伦理趋于同一，社会秩序趋向规范。正是基于宋代官方和士绅普遍倡导的“同风俗，一道德”的治世理念下，对民
41、间的医疗救助日益成为其证明自身正统合法性的措施之一。宋代是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兼并、融合比较剧烈的时期，在南方边远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不少夷俗、淫祠，如虔州“俗巫尚鬼，不事医药”；衢州“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年，害人尤多，与人忿争则毒之”；忠州“俗蓄蛊伤人”。在汉族文明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的过程中，“文明的冲突”不时凸显。作为地方长官的汉人知州，除了兴学堂、抚教化、毁淫祠之外，也往往通过开展民间医疗救助借以笼络夷人，打击巫觋，展示汉人政府对异族的恩恤。李觏李觏集（卷16，富国策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1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蔡襄蔡襄集M上海上海
42、古籍出版社，1996袁燮絜斋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365脱脱宋史（卷334，刘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脱脱宋史（卷426，循吏高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脱脱宋史（卷426，循吏赵尚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如刘彝知虔州，“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余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赵尚宽知忠州，“揭方书市中，教人服药，募索为蛊者穷治，置于理，大大化其俗。”在这些汉夷交界的边远地区，巫俗甚行，要想让汉族伦理制度渗透并内化从而实现移风易俗，以医代巫是比较有效的手段之一。（四）经济和医学大发展的推动提起宋代，我们通常用一个词概括，“积
43、贫积弱”。但积贫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没有发展，实际上，宋朝的社会生产超过了唐朝，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的积贫，主要是由于宋朝政府的开支过大。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宋代城市繁荣、科技发达，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其实这跟当时统治者所采取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谓“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授田制基本被废弃，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及土地的商品化，允许其按经济规律进行流转买卖，国家不再加以干预，甚至国家也参与其中。”该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土地开垦数量的增加和面积的扩大，促进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不抑兼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44、就是许多农民失去土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每当社会动荡或灾荒来临，他们往往走走投无路，或转死沟壑，或流转各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威胁到封建政府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土地兼并已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繁重的赋税对百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除了两税以外，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工商杂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统治者采取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如灾荒保障、仓储保障、贫民保障和医疗保障，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巩固自身的统治。两宋时期，排版印刷术，加上当时造纸业的除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医学亦相当发达。这跟宋代统治者的重视密切相关，这在本文前面部分已经论述过。此外，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在世界上首次发明
45、的胶泥活字发展，为两宋医籍的校订出版和当时各种医书的大量刊行奠定了技术基础。北宋中期出现的儒学新流派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医学的大发展反过来又可以推动宋代政府的医疗救助事业。四、宋朝政府医疗救助的成效和影响宋代的社会保障事业较之前代更为发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政府对民间的医疗救助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诚然，宋朝的医疗政府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官员的徇私舞弊，“故都脱脱宋史（卷334，刘彝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脱脱宋史（卷426，循吏赵尚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张文宋朝社会救济研究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3512人谓惠民局为惠官居，和剂局为和吏局。”
46、民众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由于官吏从中谋取利益，导致药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一些珍贵的药材被权贵所把持。再如医疗救助水平低下，城乡存在一定的差距，以及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小觑宋代政府对民众进行的医疗救治，它与政府所采取的其他保障措施，如贫民保障、仓储保障、军人保障等等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宋朝的发展。（一）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纵观历史，农民起义延绵不绝，似乎各个朝代都会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比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都很大，影响遍及
47、全国，成为各王朝灭亡最直接的原因。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朝代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一个是西晋，而另一个就是宋代。宋代的农民起义数量亦不少，总共有400多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是太宗时的李顺、王小波起义，徽宗时的方腊起义以及高宗时的钟杨起义，可这些起义尚且规模小，历时短，更不用说其它的一些起义，所以宋代爆发的起义与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是不具备可比性的。对于该现象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如“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引发说”、“一体化调节与无组织力量恶性膨胀引发说”，亦有“人口膨胀激发影响说”。各种学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点即是宋朝的社会保障事业从中起了不少作用。
48、正如汪圣铎先生所说的“宋代百姓负担比前代沉重得多，但宋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少于前代，主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事宜受到重视。”当灾荒发生抑或疾疫流行时，宋朝政府给予民众医疗救助，平时又有一些常设机构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这给那些身患疾病而走投无路的贫民带来了一些心理安慰，有时甚至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挽救回来。这就淡化了民众对政府的怨恨情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二）对后世的影响宋代的医疗救助事业处于中国历史发展中承前启后的位置。医疗救助事业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如西周实行“养疾”的政策，“养疾首先是祓除疠疫，即通过祭祀活动祈求苍天降幅与民，保佑国人消灾祛疫。其次是有专设的疫医、疡
49、医负责治疗患病的国人。”秦汉时期，施医给药之事也时常出现。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六疾馆”，专门用以收容疾病者。唐代则专门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综合性社会保障机构悲田养病坊，其中具备了养疾这一功能。俞文豹吹剑录外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汪圣铎两京梦华M北京中华书局，2001，302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813宋朝的医疗救助即是在继承前代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前代相比，救济的对象扩大了，救济的机构增多了，分工也较为明确，这就直接开创了中国古代后期的社会救济的总体格局。元、明、清三代所开展的医疗救助事业大多承袭宋朝。如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诏曰“贫民疾病，失于救疗，坐以待毙，良可悯焉。宜准旧例，各路置惠民药局，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