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科毕业论文（20届）张星曜宗教思想浅析所在学院专业班级历史学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完成日期年月目录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英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引言1一、张星曜其人1（一）张星曜生平1（二）张星曜著述2（三）张星曜入教2二、明末清初的“合儒”尝试3（一）利玛窦的合儒思想3（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眼中的天主教4三、张星曜的天主教思想5（一）天教合儒6（二）天教补儒7（三）天教超儒9结语10参考文献12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I【摘要】张星曜在康熙年间皈依天主教，是中国本土的第三代教徒。他对清初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与反天主教运动都有一定的了解。张星曜在天主教宗教理论方面有一定的建树，并撰写了许多
2、护教、传教的著作。虽然张星曜曾为天主教传教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他却几乎被人遗忘。本文以张星曜的宗教理论代表作天儒同异考为依据，以“合儒”、“补儒”、“超儒”为主线，结合张星曜的生平以及前人的理论，对其天主教思想进行简要的分析。张星曜的天主教思想是受到亲友、利玛窦等人的理论以及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他的思想反映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推动了传教活动。但是张星曜的天主教思想带有局限性，他战略性的忽视了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矛盾点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点之上，所得出的结论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关键词】张星曜；儒家；天主教；天儒同异考。II【ABSTRACT】ZHANGXINGYAOTURNSTOTH
3、ECATHOLICISMINTHEREIGNOFEMPERORKANGXIHEISHETHIRDGENERATIONOFCATHOLICINCHINAHEHASACERTAINUNDERSTANDINGFORCATHOLICMISSIONARYACTIVITYANDANTICATHOLICISMHEHASSOMEACHIEVEMENTSINTHECATHOLICRELIGIONTHEORYANDWROTEALOTOFAPOLOGETICS,MISSIONARYWORKZHANGXINGYAOHASENORMOUSCONTRIBUTIONSTOCATHOLICISM,BUTHEHASALMOST
4、BEENFORGOTTEN“TIANRUTONGYIKAO“,THEREPRESENTATIVEOFZHANGXINGYAOSRELIGIOUSTHOUGHTISTHEBASISOFTHISARTICLETHISARTICLEANALYZESZHANGXINGYAOSRELIGIOUSTHOUGHTINACCORDANCEWITHTHEHERU,BURU,CHAORUANDTHEPREVIOUSTHEORYZHANGXINGYAOISAFFECTEDBYHISRELATIVES,FRIENDS,MATTEORICCIANDOTHERS,SOCIETYINTHATTIMEHISTHOUGHTRE
5、FLECTSTHECHANGEOFCATHOLICISMINCHINA,INTHESAMETIMEPROMOTESTHEMISSIONARYACTIVITIESBUTBENEGLECTTHECONTRADICTIONSBETWEENCATHOLICISMANDCONFUCIAN,ANDONLYSEESSOMETHINGINCOMMONSOINMYOPINIONZHANGXINGYAOSRELIGIOUSTHOUGHTISONESIDED【KEYWORDS】ZHANGXINGYAO；CONFUCIAN；CATHOLIC；“TIANRUTONGYIKAO“。1引言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盛极一时的
6、原因在于首先，传教士根据明清君主维护统治的需要、士大夫维持特权的要求、普通民众生存的需求对教义做出新的解释与阐述，打好传教的理论基础；其次，天主教打好了与本土宗教以及学派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的关系，尽可能的避免冲突，找到了共存的支点，使天主教易于被人接受，便于传教和吸收信徒。再次，“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由此，明清天主教士与早期教徒对天主教教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阐述，以适应了儒家的要求，争取了当时特权阶级士大夫的支持理解。时机成熟时，更可以进一步的吸收士
7、大夫入教，达到提高天主教地位，扩大传教范围的目的。许多由儒入教的天主教徒认为天主教与儒家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而天主教比儒家更加先进和完善。他们认为入天主教并不是对儒家的背叛而是以天主教教义对儒家做出补充，故而产生了早期“合儒”，“补儒”的思想。张星曜亦为儒家学者，其思想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在“合儒”，“补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超儒”的结论。一、张星曜其人（一）张星曜生平张星曜，字紫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约生于公元1633年，卒年（据张星曜天儒同异考自序时间康熙乙未年判断）为1715年后。张星曜出生文人世家，受儒家熏陶多年，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路子。“予向不知释典，读礼之暇，有人告
8、予曰欲知性命之理，曷不取内典观之予于是取阅楞严、维摩等书。”在研读儒家经典之余，张星曜对命理之学亦有兴趣，对佛家内典也有研究。然张星曜多次参加会试未果，最终放弃博取功名的打算。后经朋友介绍，领悟天主教教义，于是“疑团尽释，深悔前之读二氏为错用功也，于康熙戊午发愤领洗”，即张星曜于1678年洗礼入教，教名依纳子，是中国本土的第三代天主教徒。入教前后，张星曜试图寻找儒家与天主教的共通之处，使他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在晚年，张星曜见证了中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正如其在天教超儒序中所言“今天教行于我中国，如日月中天。”而随着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反基督教潮流的涌起，天
9、主教陷入低谷，张星曜几乎被人遗忘。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69，203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1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0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522（二）张星曜著述张星曜的著作中心主要有两种，一是辟佛，二是合儒。已知的著作有圣教赞铭（38首诗歌，72幅图画，悬于杭州天主教堂）、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50卷、条驳（与洪济合撰）、祀典说、天教明辨、天儒同异考、葵窗辨教录、天学通儒以及钦命传教约述等。
10、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是其史学方面的著作，记录了历史上的佛道之祸，为其在这个史学史上留下了一笔，也为其信教埋下了伏笔。美国学者孟德卫对其人其书有专门探讨，并提出“如果不是因为这部史书的缘故，张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会被完全忽略。”祀典说是针对康熙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所作，旨在通过解决天主教礼拜与儒家祭祀之间的矛盾来缓和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冲突。而张星曜与其它信徒一起撰写的钦命传教约述，则希望通过皇权的允许来给予天主教传教的便利与天主教活动的许可。天儒同异考是张星曜宗教方面的代表作，分天教合儒（写于康熙壬午1702年），天教补儒（约1705年稍后），天教超儒三卷，比较详尽的阐述了张星曜本人的
11、宗教思想，本文亦以此书为主要依据。“星曜之书虽多抄辑而成，但以八十三岁老翁，而有此宏大愿力，热心以文字护教、传教，可为后世典型。”张星曜的宗教思想为士人入教提供了依据，缓和了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冲突，使天主教更加适应儒家文化。（三）张星曜入教张星曜这一代文人所处的时段，明末的文化传统尚未完全破除，满清的高压文化政策风头正盛。这种文化氛围下，他们的思想与上一代忠于明室的遗民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一方面，他们依然比较反感满清少数民族的统治，希望可以复辟明朝汉人的江山；另一方面，他们对明朝的文统产生了不满，甚至开始反抗明朝的文统。张星曜就是如此，他试图利用传教士所带来的天主教，来匡正明朝文人的错误，使孔
12、子的追随者重新回到古人的正道上来。张星曜入教并不是突发奇想，他的家庭本身就与天主教有过接触，对天主教有一定的了解。“父傅岩（字殷甫，号伯雨）公，少听讲于杨漪园先生所。”方豪先生认为，这里的杨漪园先生概指“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15571627）。如果是这样，则张星曜之父辈已与天主教徒有所往来。张星曜入教也就并不那么突兀。此外，张星曜入教所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其友。“予少习儒，以为应举之业在是也。既而先人背世，民俗竞作佛事，予亦延僧诵经，其所诵者金刚、水忏、法华而已既而与诸子际南游，诸子今之博学人也，与予谈天教之理”读此，可知张星曜信教乃受其友人诸际南的影响。DEMUNGELLOTHEF
13、ORGOTTENCHRISTIANSOFHANGZHOU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4，147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1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04同上，993张星曜入教从其思想根源来说在于两点，其一辟佛，其二“补儒”，这在其入教前后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在张星曜皈依天主教前后，其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辟佛为中心。而且他辟佛并不是为入教之后护教所用，而是出于其本身对佛教的反感。这种反感主要是因为佛教在义理上与儒家有诸多不合，以及诸多佛教教理不相融贯甚至相互冲突矛盾。“若止认肉躯之身为身，不几为二氏之徒所
14、笑乎世人穷理者少，自恣者多，妄听佛言，罪福本空。于是忘却天良，纵心嗜欲。死期一至，乞哀于佛，知灵魂之不灭故也。夫生我者能赏罚我，佛非生我之人，安能免我罪哉”促使张星曜转向天主教的因素除去辟佛之外，就在于补正儒家的疏漏，这也使其最根本的目的。张星曜认为，宋明理学受到佛老影响严重，做出很大的改动，实际上“今儒”已经脱离了孔孟的正道，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张星曜认为“世之儒者皆儒名而墨行者也，以其皆从佛也。”因此，张星曜认为其皈依天主教，实际上不是“尽弃儒家，而学西戎之学，”而是以天主教来补正“今儒”使其更接近“古儒”的真义以达到“真儒”的程度，使儒家回到孔孟的正道上去。张星曜在皈依天主教后甚至说，“今
15、而后三皇五帝所传之圣道，予始得而识之矣”，在他眼中天主教才是“真儒”，皈依天主教并不排斥儒家，不是对儒家的背叛，而是皈依了自己心中真正的“儒家”。二、明末清初的“合儒”尝试在天主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合儒”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明末清初最著名、对天主教在华传教贡献最大的传教士利玛窦的合儒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以中国本土化的视角来诠释天主教，降低了天主教与儒家冲突的可能性，为中国民众理解、接受天主教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而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亦以儒家为视角对天主教进行了中国化的诠释，使天主教更加符合中国的状况。（一）利玛窦的合儒思想作为十七世纪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先
16、驱，利玛窦有丰富的传教经验和比较完善的传教策略，而他对于儒家也有独到的见解。天主教在华传教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冲突。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喜好，为天主教争取生存的空间，利玛窦尽力寻求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共同点，并用儒家来诠释天主教，用天主教来对儒家进行附和与补充。明朝万历中后期，宦官专权，国势衰微，士大夫对现实产生厌恶感而转而憧憬犹如神话的三皇五帝时期。在这种风气的背后，隐含这一种好古、信古、崇古的扭曲观念。这恰恰与天主教传世说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3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1
17、00同上，1004的历史观相似。在利玛窦看来，士大夫对于上古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向往与崇拜，包含了他要宣讲的崇拜、信仰上帝的“真理”。这种相似性为在不违背教义的情况下，为调和天主教与儒家的冲突提供了便利。而在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认识到对于在儒家氛围下生活了千百年的人，天主教的权威并不存在，人们对于“天主”并没有多少敬畏感。于是，利玛窦在传教过程，更多的诉诸自然理性和古儒经典。在自然理性和古儒经典的掩护下，天主教更易于被民众甚至士大夫接受。利玛窦在对古儒经典的解读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判断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就是对天神的崇拜，“这个至高无上的天神，夏后氏曰天，殷商曰上帝，周人尚文，初乃混合天与上帝为一名曰
18、皇天上帝。”这种天神崇拜的宗教性质是鲜明的，但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利玛窦并没有对天神崇拜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加以辨别，而是有计划的对之进行忽略，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产生崇拜上帝就是崇拜天神的错误判断，把人民对天神的崇拜转向对天主的内容。他试图以古天神崇拜为名号，唤醒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在认同儒家的基础上，促使人们了解并信仰与之性质类似的天主教。此外，利玛窦借中国人祭祖之礼来证明天主教灵魂不死的教义，正因为灵魂不死，先祖才可“听吾告哀”，这种结论使部分士大夫较容易理解、接受天主教教义。当然，对与那些长期浸润于程朱理学的士大夫来说，效果可能并不如人意。利玛窦的“合儒”思想从多方面分析了天主教与儒家共通的
19、地方，并且以儒家印证了天主教的合理性与正确想，推动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并为在华的天主教士以及教徒进一步深化研究天主教与儒家关系作了准备，对之后的天主教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利玛窦的“合儒”思想为后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张星曜等天主教徒“合儒”、“补儒”思想提供了基础，开辟了一条天儒结合的新道路。（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眼中的天主教徐光启是明末官员和儒士中第一个信教的，他从“忠孝”、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为善去恶”的一般伦理道德意义上理解天主教。他认为天主教教义“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
20、必真，去恶必尽。”他把天主教理解为一种具有一定约束力的道德和政治教化理论，在这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就有其先天不足的的方，而外来的佛教，其言似是而实非，乃旁门左道耳，而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辅助儒术，救正佛法。徐光启认为儒家缺乏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尽管儒家提倡“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不能及人之中情”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205利玛窦天主实义M上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5，160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05，然而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只是外在的而不是出自内心，容易在信念上产生动
21、摇，而天主教却不是以外在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而是以内心的信仰为基础使人自发的遵守一定的规范。徐光启相信可以从天主教中找到支撑人心的基础，也就是足以使人从内心由衷的产生敬畏的东西来辅助补正儒家的缺憾。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与杨廷筠也是从中国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理解天主教的。李之藻把传教士所传科学与宗教称为“天学”。他认为修身、事亲、知天是合二为一的，天主教“小心昭事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与儒家一致。对于天主教的天堂地狱说，李之藻认为虽中原之地未闻，然具有赏善罚恶之效，与儒家“福善祸淫”的说教是一致的。至于为何儒家经典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把原因归结于秦始皇焚书之祸而不是儒家的疏漏。而杨廷筠认
22、为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儒家也包含有天学，只是失落了而已。“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中华先圣之学也。诗书所称，炳如日月，可考镜也。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汉以后，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学几晦，而无有能明其不然者。”而中国传统思想在天学失落之后也确有不足之处，“古来经典，只教人钦天奉天知天达天，未尝明言何者为天。”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是儒家出身，比利玛窦更加了解儒家经典的内涵。他们在利玛窦“合儒”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明确的指出了天主教与儒家合辙之处，相对于利玛窦的泛泛而论更有说服力，更容易被儒家士大夫接受。在“合儒”之上，李之藻提出了“补儒”的理论，对张星曜“补儒”、“
23、超儒”思想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三、张星曜的天主教思想张星曜继承了利玛窦和徐光启的“补儒易佛”论，并将之发展。在张星曜看来，儒家的问题在于“孔子之徒，不能救也，以孔子无赏罚人、生人、死人之权故也”，因此对于人心影响力不足。东汉时佛教乘虚而入，道教卷土重来，三教并立，互相牵制影响，大道衰而伦理废。宋明理学受佛老思想影响，被程朱篡改，业已失去“古儒”的真旨，儒表佛行墨心而已。“自佛氏书入中国，创说诡异，老氏之徒效之，于是中国之人心不可问矣。”张星曜认为自己是才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非“阳儒阴佛”之徒可比。在他看中，天主教既合乎儒家传统，有补于儒教教化，又有超越儒教之处，天主教与儒家是相辅相成的，信仰天
24、主教不仅不会与儒家冲突反而可以强化他的正统儒家立场，更王重民徐光启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32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4，292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家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206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11同上，116好的理解儒家的真正内涵。作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异质宗教，天主教认识中国的主流文化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人接受天主教，理解天主教不同于中国主流文化的真正特质，也需要一个历史的积淀过程。相对的张星曜的天主教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如此，它经历了一个“合儒”、“补儒”、“超儒”的过程
25、。（一）天教合儒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正如朱子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因此，天主教进入中国必须对儒家让步或认同，并证明自身与儒家是相同的。张星曜认为儒家经籍中所说的“天”跟天主教所讲的“天”是相当的，天教即为儒教，因为天主教之教理与儒家传统经典中所蕴涵之信仰相一致。然为何天教与儒家有相悖之处，盖因“上古佛氏未入中国，中国之人止知有天，有天之上帝，而圣贤辈出，风俗醇庞”，后“孔孟之时，天主尚未降生，故事天之学隐而未详”，而宋明理学受佛教思想影响严重，“出家而弃人伦，参禅而灭义理，朱子所谓佛氏兴，伦理灭；达摩来，义理绝也”，“程朱二大儒所言诐淫邪遁之说，皆备于佛经也”，儒家义理受到佛教
26、的破坏，偏离了儒家的轨道。由此，今儒非真儒，古儒是为真儒，天教与古儒相合，故而“天教合儒”。张星曜认为古之圣贤以天地万物皆来自同一本源，孟子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故而天主教和儒家从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中国古之圣贤无不尊天、事天、敬天、畏天，与“西国诸儒惟知事天，与吾儒之理合，知所本也”相一致，天儒相合。从儒家经典中，张星曜看到了作为天主教信仰核心的上帝的存在。上帝之名、上帝至尊、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全知全在等属性皆在经典中有据可考。而天主教之上帝也符合儒家经典中“天”的形象，“惟天子受命于天”、“否则悖天道，灭天理。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祀帝于郊，
27、敬之至也”、“天道福善祸淫”，故可知上帝与“天”是一致的。上帝至明至灵，包罗万象，有无穷无尽的变化，天地万物都包含在其中；上帝全能全权，“虽无声而命令之权无不显也，虽无形而视听之鉴无不悉也”，任何人都要顺顺应上帝的要求，不懈的自省己身；上帝至公至慈，赏善罚恶，“一念之善上帝无不知，即无不赏；一念之恶上帝亦无不知，即无不罚”；上帝乃百禄万恩之本，掌人之死生富贵贫贱祸福之权。众人皆生活于上帝的怀抱中，顺上帝则生，逆上帝则死“人能顺上帝之命，虽不必皆富皆贵皆福皆生，而生顺死安自得永安之福也。人不能顺上帝之命，虽不贫不贱无祸未死，而生之前或有微善，而报之以安乐；死之后必罹大罚，而加之以永苦也。”故可知
28、上帝与“天”在许多属性上是一致的，儒家敬天、畏天与信仰上帝是一致的。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6孟子孟子滕文公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13同上，27同上，287天主教的上帝与儒家的“天”都是各自体系中至高的存在，他们的属性、职能、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相似点。而张星曜用儒家经典来阐释这些相似点，使得上帝在一定程度上与“天”产生了重合，给人一种上帝就是“天”的错觉，这是一种由儒家向天主教信仰转变的自我安慰式的思想。这种思想为儒家学者信仰天主教提供了思
29、想基础，既然天主教是真儒，那么信仰天主教就不是对儒家的背叛，这促进了天主教在儒家学者群体中的传播。同时上帝与“天”的合二为一，使天主教更加适应中国的主流文化氛围，推动了天主教的传播。张星曜的“合儒”思想产生于其信教前后，是一个儒家学者信教必经的阶段，也符合宗教的传播规律。同时“合儒”思想的产生为更加深化的“补儒”和“超儒”思想打下基础，为其做好铺垫。（二）天教补儒天教合儒思想的成熟，一方面有力的推动了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另一方面也却也带来了一些思维的困境。针对天主教士天教即儒的言论，有人言“天学既即儒理，孔孟之训已足，何必舍己从人”，“吾中国有孔子，则亦精详之至矣，更安事天教为哉”张星曜也遇到了
30、这个问题。对此，张星曜提出“以天教补儒家之疏略”的观点。在张星曜看来“孔子非不至圣，但天生之圣无祸福人之权，故有疏略处，必须天教补之。”今儒即宋明理学借佛老之说以全自身，岂非悖孔子也，岂非“为世之人皆借资于佛老矣，则人皆以孔子为疏略故也。”今儒敬天而不信天，教人为善不能赏，警人为恶不能罚。故世人趋利避害，或阳尊儒而阴奉佛，或言道德而趋名利，皆不能尽合孔孟圣贤之道，故不能让“人人、家家、日日、念念以孔子为法。”而天主全知、全能、全权、全善。信天主者，知天主无处不在，心存敬畏克己复礼；晓鬼神之理，通天地之变，不妄信妄言妄行。天主教以孔子为天生圣人，尊孔而排佛，符合儒家宗旨，且能弥补儒家不足。张星曜
31、认为自己说孔子之言有所“疏略”不是在否定孔子，更不是用天教替代儒家，而是用天主教在辅助完善儒家。只有用天主教来诠释儒家才能使儒家真意体现出来，“故有主教而后知孔子之真切有味。然非主诱我衷而入我心，经书只作文字看过耳。”张星曜认为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辅助儒术，救正佛法。具体而言，张星曜认为天教补儒，在于儒家之欠缺。而儒家之所以“欠缺”，内因在于孔子之疏略；外因在于佛道之扰乱。而佛道之所以能够扰乱，根本原因还在于孔子之疏略。所以说，儒家之欠缺，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之疏略，“孔子之教能行于学人，而不能行于不学人。即能行于学人，不能必儒者皆为程朱也。是孔子之疏略也。”而补儒之目的乃是让孔子之学完备，从而有
32、益社会教化，即“补益王化”。孔子虽是圣人，是人而不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29同上，29同上，41同上，308是神，不能赏善罚恶，更不能对世人之行为进行修正或约束，“人之不求孔子者，以孔子未尝妄言，吾为三界尊师、能祸福人故也，是孔子之疏略。”所以孔子之学虽有社会教化的作用，但凭借得只是个人的自觉意识，没有内在的约束力，“于是富贵则骄奢淫佚，贫贱则放逸为非，虽孔子亦无如之何矣。”儒家根本在于书教，虽可立足于士林，于现实生活却无用，“奈士师深刻，民遂怨愤抵赖，身服重刑心无愧怍，则身死而灵魂亦死矣。此孔子与诸圣王之所无如何也。
33、此亦中国儒教之疏略也。”然而张星曜强调孔子的疏略，并不是为了强调儒家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而在于突出“今儒”真义的变质，以及天主教补正儒家的重要性，正如福音书中耶稣对众人所言，“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孔子教人敬天畏天，日日事事皆心存敬畏，“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然而儒者言儒而不能行儒，行儒亦不能持久，四书五经皆为士人入仕之器，未尝以儒为业，入仕后，弃儒者众，若儒家不为正统，不为官学，则习儒者甚少。儒家为功利之业，以名利诱人向儒，而少有人以儒家为信仰，此为何儒家不为儒教。至佛教东传，儒者尊孔而不信孔，“反为二氏之护法，明以孔子为不足尊，而尊
34、佛也。非课子弟，则孔子经书不知飘落何所，得鱼而忘筌故也。”天教则不然，信者皆以上帝为尊，神目如电，无一人敢悖天主之理，故以天教补儒。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远之”儒家不明鬼神之理，不知生死之道，儒者反媚佛弃儒，叩拜于菩萨座下。天教明鬼神之正邪，辨死生之久暂，黜妖妄之邪魔，故补之儒家。世人之祸福，与人之善恶相合。故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为何伯夷、叔齐，求仁得仁，饿于首阳之下；盗跖日杀不辜，却以寿终，何也儒家无赏善罚恶之权，佛氏轮回之说悖理也。天教循报应之理，见为善者报之以天堂，为恶者惩之于地域，士人知所趋避，以补儒家之缺。身躯虽未灵魂之器，实为灵
35、魂之禁锢，肉身有死，则灵魂自出，故孔孟欲人就明灵魂之礼仪。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义”，言为仁而死，则灵魂长活。而佛氏东传，教人寻本来面目，以“生灭灭己、寂灭现前”为得到，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有悖于孔孟之礼。又有“佛氏灭五伦，则无天伦；理为天理，佛氏绝义理，则无天理。”孔孟同上，38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33同上，60玛窦玛窦福音M517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30孔子论语先进篇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
36、社，2007，78孔子论语雍也篇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42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33孔子论语卫灵公篇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119孟子孟子告子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9之徒却弃儒而信之，实乃弃明投暗之行。天教东传欲卫孔子之道，尊孔子之位，以驱佛氏，补儒家之疏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义理之中，包含了许多共同点。张星曜以己之见，以其中天教可补足儒家之处，作“天教补儒”之论。“天教补儒”，补的是儒家的疏略，丰富了儒家的
37、义理，使得儒者更加心安理得的信仰天主教，信仰天主教成为完善儒家的一种行为。张星曜的“补儒”思想是其“合儒”思想的发展，是随着对天主教教义理解的加深而产生的。“补儒”思想的产生使天主教更容易被儒家接受，更容易在民众中传教，为“超儒”思想的产生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天主教与儒家各有特色及侧重点，文有详略，理有取舍，无孰优孰劣之分。天教有长，儒家有短，张星曜取天教之长补儒家之短，故“天教补儒”在情理之中，难道儒家就没有可以补足天主教之处（三）天教超儒在对待中国主流文化儒家的态度上,天主教经历了由“合儒”经过“补儒”到“超儒”的发展过程，张星曜的思想亦是如此。天主教的根本目的，不在“合儒”
38、或“补儒”，而在“超儒”。因为“合儒”或“补儒”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文化适应“或传播策略的考虑。张星曜之前的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天主教士与教徒在“合儒”与“补儒”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张星曜在天主教与儒家的合辙道路上更加深入，同时得出了圣教“超儒”的判断，“予友诸子际南先生，示予以天教之书。予读未竟，胸中之疑尽释。方知天壤自有真理，儒教已备，而犹有未尽晰者，非得天教以益之不可。”这里的儒家不是孔孟时代的古儒而是指宋明理学之后的今儒。张星曜通过“合儒”与“补儒”来寻求天主教与儒家之间的契合点，而在两者发生冲突时，他旗帜鲜明地维护天主教的教义。“儒者以有孔子在其胸中，故谩不加省。不知此皆
39、阳儒阴佛之人横执己见，不论可否故也。试平心辨之，予既有儒教合天，天教补儒之说矣，今窃思之犹未尽也。”故可知“天教实有超儒之处，此天主亲立之教，岂可与人立之教同类而并观哉”天教补儒是因为儒家里也有类似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全面，或者并不能起到作用，而“天教”可以补正儒家。天教超儒则是因为儒家的有些内容完全不同于天教，而张星曜认为天教的主张要远远优于儒家。孔子传教三十余年，身通六艺弟子七十二人，有名却无行可考，仅曾子、子贡获传一贯。后孟子得传大道，而圣道大明，孟子殁而后无传焉。而天教则不然，教士、教徒代代相传，守死奉教代代传授，教皇嗣位相传不绝，可见天教却有由于儒家之处。教化社会乃天儒共同之处，却
40、也是天教超越儒家之处。儒家自孔孟之后，无一人可称圣者，皆盗名之徒而。天教泽被万邦，天所，2003，37同上，11同上，52同上，5210主之下圣徒众多，行教四方，善恶智愚无不化导。“天教不遗妇女”，对士子与巾帼一视同仁，而儒家中与妇女相关支出甚少，也很少有“妇女能读其书论其道以入圣贤之室者。”中国之刑毁其身而灭其魂，而天主教“论之痛悔，国法不得不诛，天法尚可祈赦，能痛悔则主必赦之。”张星曜认为天主教这种“杀其身，而不杀其魂”相对于儒家的“杀其身，而并杀其灵魂”的做法更加有效的教化社会，使四方刑法甚少，民众克己守法，而通过天主教的忏悔仪式，罪犯的现身说法亦能为社会化带来益处。如张星曜之说“盖孔子
41、之教，书教也。若人不读书，或读书而不悟书之至理者，固无与于书之教也”，“不拘贤愚男女，皆可修持。此天教之超儒又一也。”可见，儒家之学在于士人，天教之学在于众人，教化之功孰轻孰重一目了之。教化社会在这些世俗层面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教化方面，天主教被张星曜认为是超越于儒家的。随着对天主教教义理解的深入，张星曜渐渐的脱离了儒家的框架转而向天主教靠拢。当天主教与儒家发生冲突时，张星曜坚定的站在天主教一边，其思想也从从“合儒”、“补儒”发展到“超儒”。张星曜认为在教化民众、完善社会制度以及救赎世人方面，天主教确实要优于儒家。相对于儒家，天主教的更具有教化作用，其教义具备更强的内在约束力，更合适作为民众的精神
42、寄托。虽然表面上张星曜依旧认为天教是真儒，信仰天主教就是信仰真儒，信仰天主教才是正确的选择。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天主教确实比儒家更加先进，更符合社会的要求。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天主教和儒家所生长的土壤是不同的，他们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不可能用同样的标准去评价他们。因此，“天教超儒”或者“儒超天教”的说法并不合适。张星曜“天教超儒”的结论是建立在以天主教为评判标准的基础之上，以传教为目的。事实上，很难对儒家与天主教做出高下判断，也没有什么意义。结语作为第三代中国天主教徒，张星曜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合儒”，“补儒”，“超儒”思想反映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不同阶段与儒家之间的关系变化，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学者在
43、皈依天主教过程当中思想的转变。张星曜的思想受到了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天主教徒的影响，他继承了传教士、第一和第二代本土天主教徒的思想并更进一步的深入进去，并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张星曜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后又研究过佛老之说，在不惑之年皈依天主教，他完成其代表作天儒同异考时已是八十三岁。可以说，张星曜的一生孜孜不倦的研究各种宗教文化，寻找最理想的精神寄托。张星曜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为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推动了天主教的传播。同时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54同上，54同上，60同上，6411我们也要看到张星曜
44、天主教思想的局限性，认清其中片面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张星曜的评价。12参考文献1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78257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604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41445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8，991056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M台北商务印书馆，1944，1251467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55708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659张星曜天儒同异考M转引自郑安德明末清初
45、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116510孙尚阳略论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对其信仰的本土化诠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4778111修彩波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J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899312韩琦张星曜与钦命传教约述JSINOWESTERNCULTURALRELATIONSJOURNAL,200011013陈红梅、何俊明末清初基督宗教文本的言说风格与身份意识以辟略说条驳为个案J浙江社会科学，2004414915514张西平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兼评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J肇庆学院学报，20076515315肖清和张星曜与天儒同异考清初中国天主教徒的群体交往及其身份辨识J，载自天主教研究论辑第4辑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21326316赵殿红清初耶稣会士在江南的传教活动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272917NICHOLASOFCUSATHECATHOLICCONCORDANCEMCAMBRIDGEUNIVERSITY，1991，2318DEMUNGELLOTHEFORGOTTENCHRISTIANSOFHANGZHOU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94，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