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科毕业论文 （ 20 届） 世说新语中的浙江名士研究 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 所在学院 专业班级 历史学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职称 完成日期 年 月 2 摘 要 ：世说新 语向来被认为是研究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由于其记载了大量的名士言谈和逸闻，所以世说新语又被认为是一部“名士的教课书”。举凡名士的清谈，玄思，以及隐逸之风都有大量的记载。而本文欲从一个特定的地区，即浙江地区的名士入手，着重找出本地区有代表性的名士，从其言谈逸事入手，以期得到一些关于本地区名士的带有典型特征性的东西，分析其背后的思想来源。在找出特征性的同时，同时亦可揭示魏晋时期整个时代思潮带有普遍性的
2、东西。 关键字 ：魏晋；名士；王羲之；谢安 A study on the Zhejiang Personages in A New Collection of the Anecdotes of Famous Personages Focusing on Wang Xizhi and Xiean Abstract： In shi shuo xin yu research has been regarded as a cultural thoughts in wei-jin period of original material, due to the rare recorded a lot of
3、 brilliant its words and bardic, so in shi shuo xin and is considered a “the textbook“ brilliant. As soon as the aesthetic brilliant, and explain the wind of reclusion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records. But in this article from a specific area to the UN, namely, zhejiang area of this region, and e
4、mphatically fi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UN, the speech, in order to get some with anecdotes about the region with typical brilliant characteristic, analyzes its something behind thoughts source. In the meanwhile, find characteristic in wei-jin period but also reveals the whole thing with universa
5、l ethos. Key words： Weijin dynasties;Famous Personages;Wang Xizhi;XieAn 3 在魏晋时期，浙江地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域，其特殊性表现在，既不像政权所在地江苏地区，也不 像永嘉南渡之前的政治文化中心河南，所以在魏晋时期浙江地区并不是一个政治文化地位非常显赫的地域，但也并非贫瘠的不毛之地，其特殊的意义正好给了魏晋时期士人特殊的出处抉择和生命范式一个适宜的土壤。举凡世说新语一书中有关浙江名士的记载，此浙江名士，既包括浙江籍的名士，也包括在浙江有过较长时期居住和活动的外籍名士，而笔者认为后者更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所以在本文中特以此为
6、切入点。而在浙江活动过的名士中，笔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书圣王羲之和大名士谢安。他们一个被后人誉为“书圣”，一个是名垂青史的“风流宰相”。实则世 人都知王羲之的书法，很少有人知道在“书圣”光环笼罩下的王羲之是一个有着出色政治和军事才能以及政治实践的人。而谢安，其之所以名垂千古，不仅是因为其先隐后仕的传奇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下，实现了中国哲学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人格。 一、世说新语中的浙江和浙江名士 在魏晋时期，身处乱世的士人，不再如汉代的士人一样，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天下为己任。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魏晋嬗代，西晋统治者对士人多有杀戮，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黑暗的政治
7、环境之下，传统的士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向外的积极入世转向了向内的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追求，名士大多以放诞任性的姿态对传统的名教表示了强烈的反抗，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在西晋南渡以后，东晋王朝偏安一隅，由于政治环境的相对安逸，名士的心态又有微妙的转变，很多的士人改变了对于统治者一味反抗的姿态，很多名士虽然保有对于自我生命的执着追求，但他们对于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也有所认同，大多名士采取了亦官亦隐的生活，在未出仕之前大多隐居山林，而在有适当时机的时候就出山做官。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有其政治地理背景的，在政治环 境上东晋政权比之西晋时期有所好转，而江南的
8、优美的山水也给了他们这种选择的适宜土壤，特别是浙江地区，当时有很多名士隐居于此。在东晋时期，浙江之所以成为很多名士的隐居之处，大体上有三个原因： （一）、优美的山水环境。关于浙江地区优美自然山水的记载在世说新语一书中有多次出现：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林公见东阳长山曰：“ 何其坦迤 ！”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犹难 为怀。”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1 顾恺之、支道林、王献之都是当时隐居于会稽的名士，世说新语一书中关于会稽地区优美山水的此类记载有
9、很多，而且都表现了当时隐居于此的名士对于这个地方的喜爱之情，以及寄情山水的一份心灵上的释怀。可以说优美的山水是当时很多名士隐居于浙江地区4 的一个直接原因，因为当时晋室南渡之后，偏安于东南之地，这种宁静优美的山水正好契合于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偏安心态。正是有了浙江这个多佳山水的地方，东晋名士闲适隐逸的生命形态才有 了一块适宜的土壤。 （二） 、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利中心。之所以要远离政治权利的中心，是和东晋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的。虽然已形成偏安之势，但东晋政权依然矛盾重重，处于内忧外患当中。由此而来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险恶斗争，士人的生命依然受到种种的威胁，贯穿于整个魏晋时期的士人对于生命的
10、忧虑并未消失。只有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利中心，才能够远离能够威胁到自身生命的不确定因素。而当时的浙江地区，正好是这样一个地方， 晋书王羲之传载 ：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 士 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王羲之因为“不乐在京师”才隐居于会稽地区，我们从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经历也可以看到，他主要是担任地方长官，力求避开在朝廷为官。地方官处理的事物或许不比京城少，但活动相对自由，较少受到朝廷政治斗争的牵连。 （三）、浙江地区和当时的政治中心有某种微妙的联系。东晋的政治中心在建康，而和浙江地区只有一
11、江之隔，地理位置上的接近，给了东晋士人特殊生命范式的一种适宜的条件，进可以跻身于庙堂为官，退可以处江湖之远隐居。从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正是浙江地区和京都的这种微妙关系，才有了以王羲之、谢安为代表的东晋名士亦官亦隐的特殊出处抉择。 二、隐逸情节和对生命的忧虑 世说新语中王羲之是记载最多的人物之一，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对王羲之的推崇。王羲之和谢安都是出身于当时显赫的名门。王羲之出身的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显赫一时，一度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而在王氏家族中，王羲之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才，晋书王羲之传中记载：“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王敦称赞他说：“汝是吾家佳子弟。” 晋书本传载 :“羲之既少有美誉
12、 ， 朝廷公卿皆爱其才 器 ， 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 ， 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 ， 又推迁不拜。” 2丞 相王导多次推荐 ， 而王羲之却“誓不许之” 。 王羲之与殷浩书云 ： 吾素自无廊庙志 ， 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 ， 誓不许之 ， 手迹犹存 ， 由来尚矣 ， 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 ， 便怀尚子平之志 ， 数与亲知言之 ， 非一日也。3 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云“吾为逸民之怀久矣。 ” 4实则王羲之 不止一次 地 表白隐逸之志。在王羲之生活的 东晋 时代 ，因为偏安江左， 社会相对 安定，政治环境也比之三国西晋时期有所好转， 不存在魏晋之际 出处 关涉性命的问题 ， 他若坚持 要隐居
13、 ， 就完全可以不应 朝廷 征召。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前引与殷浩书后半部分 ， 王羲之称 ： 若蒙驱使 ， 关陇、巴蜀皆所不辞。吾虽无专对之能 ， 直谨守时命 ， 宣国家威德 ，固当不同于凡使 ， 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 ， 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石单慰抚关东 ， 若不以吾轻微 ， 无所为疑 ， 宜及初冬以行 ， 吾惟恭以待命。 5 在这段话中王羲之的 态度 却 与以前表白“素自无廊庙志”完全相反 ， 他委婉谦虚地表示乐于担任使臣 ， 为朝廷效命。 似乎王羲之在出处选择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既有很深的“逸民之怀”，又完全没有泯灭为官出仕的经世 之志。 5 谢安 出 身于 东
14、晋南朝赫赫有名的王、谢家族中的 另外一家 谢家。 和王羲之一样，谢安在幼年时期就显露出不凡的器度，受到很多人的夸赞。 谢安四岁时 ， 谯郡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徹，后当不减王东海。 ” 及总角 ， 神识沈敏，风宇条畅，善行书 。 弱冠拜访王濛 ， 清言良久，去后王濛对自己的儿子说：“此客亹亹，为来逼人。” 6王导亦很器重他。因此他 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名气 。 和王羲之一样， 谢安虽然很早就 名气很大 ，但他 却 没有那么急躁地进入 仕 途 ， 而是隐居山林，对仕途采取 避而远之 的态度。晋书谢安传说他“初辟司徒 府，除佐著作郎，并以疾辞” 。 他隐居会稽东山，和当时名流王羲之、许询、孙绰
15、、支遁“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 扬州刺史庾冰因为谢安名声大，多次敦促谢安到他手下任职，谢安没有办法只好去赴召，一个月便回来了。又征拜他为尚书郎，琅邪王友，他也不就。吏部尚书范汪举荐他为吏部郎，谢安回信拒绝了。谢安的这些举动，显然对自己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以至 “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但谢安并不在意，栖迟东土， 游 山玩水，放情丘壑，并必以妓女相从，恣情声色之乐。 王羲之和谢安生活的东晋时期，虽然政治环境比 之三国西晋有所好转，但东晋王朝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北方少数民族的起兵南犯，时时威胁着东晋政权。东晋政权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一
16、刻未停，几乎整个东晋王朝都处在权臣的统治之下。所以在三国西晋时期对于士大夫所构成的最大问题也就是士人最看重的生存问题，在东晋依然存在。生活在生存不无忧虑的时代，东晋士人理所当然地会考虑到自身的生存，即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我们从王羲之流传后世最有名的兰亭集序中就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 人云：“死生亦大矣。” 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 王羲之在本文中所留露出的对于时间流逝生命灭亡的伤感和痛苦，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印证。世说新语 言语 ：谢太傅语王右军
17、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7谢安 在给支遁写信时悲叹“人生如寄耳 ， 顷风流得意之事 ,殆为都尽 ,终日戚戚 ,触事惆怅” 。 8这正可反映出包括王羲之在内的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对于生命的忧患 。 而对于生命的忧患意识，在王羲之哪里表现得更加突出： 服食养生和信奉道教。出于对生命的关切，王羲之笃信道教。 据陈寅恪先生考察 ,琅琊王氏很可能在两晋之际始信天师道 ， 以后世代崇信 。 9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与道士许迈共游 ， 未尝不弥日忘归 ， 相与为世外之 并。 并自为之传 ， 述其灵异之迹甚多” 。可见他笃信成仙一说 ， 这表明了他对长生不老 的 强烈渴望。 和信仰道教出于同
18、样目的的是，王羲之和当时的很多名士一样非常注重养生，而作为养生的重要手段之一的就是服药，所服之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化学药物。服药为何晏所倡，流行遍及整个士族阶层。服药之风后来演变为一种社会公害，有很 多人服药之后产生严重了不良后果。但倡导者的动机是为了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所以流风所及，王羲之对服药也乐此不疲。这其中我们可以很明显6 地看出王羲之对于自己生命的重视程度。 辞官归隐。早年的王羲之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出仕，是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在当时的东晋政权中，越是身居高位，就越容易受到统治阶级之间尔虞我诈的冲击。出身世家大族的王羲之在目睹了前辈们从政的下场之后，更加坚定了退隐的决心。 他的族伯叔
19、王导、王含等 ， 都身居显官要职 ， 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 。 但王含却因为权势之欲而招致杀身之祸 ，王导为保身全命而疲于 官场 ， 家族中发生的这些变故 ， 不能不对 王 羲之产生深刻的影响 。王羲之 从族伯们的身上 ， 看到了宦海的 险恶， 不愿意去做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 断送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此他才避官不就，后来又数次推官不拜。在王羲之晚年任会稽内史的时候，与王述不协。后来王述升为扬州刺史，成为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公报私怨，百般刁难王羲之，王羲之为了全身避害，坚决辞官退隐。后来王羲之在父母的墓前发下誓言：“ 止足之分 ， 定之于今 ， 自今之后 ， 敢渝此心 ， 贪冒苟 进
20、， 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 ，天地所不 覆 载 ， 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 ， 有如 皦日！” 10以示从今往后决不再做官。王羲之辞官之所以要在父母墓前发下毒誓，是为了以后朝廷不再征召，为自己以后的归隐解除不必要的隐患。可见王羲之的归隐决心是很坚定的，而这种对于归隐的坚定决心可以说是来自于王羲之对自身生命深深忧虑。 三、经世之志和“内圣外王” 王羲之既自诩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又说自己若受到朝廷的驱使，也会万死不辞。现实之中的王羲之，虽然早年迟迟不愿踏入仕途， 然而他一旦踏上仕途 ， 却 羁縻 宦海三十余年 ，我们从王羲之一生的经历中却不难发现，王羲之 不管是在朝中做官还是地方为政，他都
21、表现出了一个真正 的士人所应该有的关怀国家社稷，关心民生疾苦的经世情怀，并且展现了不俗的政治远见和卓识。 从他为官之时所展现出来的政治远见来看，显然我们不能以“逸民之怀”作为王羲之惟一的人生价值取向，实则经世的思想一直贯穿着王羲之的一生： （一）、心怀国家社稷。 江左名士与中朝名士的不同之处在于 ， 他们 不是单纯地 崇尚个性解放 、任性 自由 ，在 以自我为中心 时候，还能够顾全大局， 以国家 社稷 为重。东晋时期 ， 玄风 大盛， 大多数士族崇尚清谈 ，清谈甚至成为评价名士风度的一个标准， 王羲之作为士族的一员 ， 也 未 能免俗。 世说中记载 他听支遁谈玄 ， 竟 至 “ 披襟解带 ，
22、留连不能已 ” 。 11但是 ， 王羲之出于对国家内优外患的深深忧虑 ， 又反对清谈 ， 主张务实 。 他即使在去官之后 ，于国事 也 相当留意 。 右军 书记中有多则书札 谈及 国事 ， 感慨颇深 ， 有云 ： “遂当发诏 ， 催吾帝王之命 ， 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泽 ， 忧叹之怀 ， 当复何言 ， 见足下 一一。” 12从“辱在草泽”句看 ， 此札当作于隐居期间。他对朝廷处理事务的方式不满意 ， 但因不在其位 ，不便发表意见， 故感慨万端 ， 不能释怀。 可见 王羲之虽然为了保存自我而远离官场 ，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完全消解了 为国家效力的愿望 ， 他仍然 心存 忧国忧民 之心，悬念国家社
23、稷。 （二）、 卓越的军事远见 。东晋时期 ， 重振河山 、志图恢复，一直 是一批爱国志士的强烈愿望 ， 因此不断有人主张北伐。王羲之出于匡复国土的愿望 ,也非常 赞同北伐 。 当 庾 亮、 庾翼兄弟筹措北伐时 ,他表示支持 ,内心非常兴奋 ： “伏想朝廷清和 ,稚恭遂进镇 ,想克定有期也。” 13然而 ,王 羲之又不盲目 ,他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 ,当他认为北伐条件不成熟时 , 就屡屡 上书会稽王 司马昱 和殷浩 ,苦苦劝阻 ： “及浩将北伐 ,羲之以为必败 ,以书止之 ,言7 甚切至。浩遂行 ,果为姚襄所败。 ” 14王羲之的这些建议 ,是建立在对敌我形势的科学分析上的 , 因为他认
24、识到“夫庙算决胜 , 必宜审量彼我 , 万全而后动” 15,因此他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愿殿下更垂三思 ,解而更张 ,令殷浩 、 荀羡还据合肥 , 广陵、许昌、郡、彭城诸军皆还保淮 ,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 ,谋之未晚 ,此实当今策之上者” 16,“保淮之志 ,非复所及 ,莫若还保长江 ,都督将各复旧镇 ,自长江以外 ,羁糜而已” 。 17王羲之劝阻会稽王和殷浩北伐 ,不仅表现出了王羲之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而且更可以看出其 对国事的关切 。在关乎国家社稷的大事上，王羲之 表现 出了 强烈的参与意识。 （ 三 ）、 省刑罚 ,薄赋 税 ,减轻劳役 。 王羲之主张“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当时“朝廷
25、赋役繁重 ,吴会尤甚 ,羲之每上书争之” 。 王羲之指出“自军兴以来 ,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 ,众虚耗至此 ,而补代循常 ,所在凋困 ,莫知所出。 百姓流亡 ,户口日减” 18,他主张“今所在要在于公役均平” , 因此他建议当权者“更与朝贤 ,思布平正 ,除其烦苛 ,省其赋役 ,与百姓更始 ,庶可以允塞群望 , 救倒悬之急” 。 19他不仅多次向当权者申述合理建议 , 还在行动上关心人民疾苦 、 为百姓排忧解难 ,“时东土饥荒 , 羲之辄开仓振贷。”他的这些主张和行动 ,是其重德 、 以民为本 的儒家思想倾向的具体体现。 （ 四 ）、 断酒救民 。 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 ,实行过禁止酿酒节约
26、粮食的措施 。 他到会稽任上不久 ,便发现官府频频派人催粮要粮 ,没有 满足 ,“自吾到此 ,从事常有四五 ， 兼以台司及都水御史行台 ,文符如雨 ,倒错违背 ,不复可知” ； 又发现“仓都监耗盗官米 ,动以万计” 。 王羲之目睹这些丑恶现象 ,非常沉痛 ,因而他除上书建议“诛剪”贪官污吏以外 ,还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禁止酿酒 ,“百姓之命缺倒悬 ,吾夙夜优此。时既不能开仓座娠之 ,因断酒以救民命” ， 20 断酒节粮 ,效果显著 ：“ 此郡断酒一年 ,所省百余万解米 ,乃过 于租 ,此救民命 ,当可胜言。” 21身为一个地方官的王羲之 ,用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 ,尽可能为百姓解除一些苦难、减轻一
27、点负担 ,作为士族阶级的一员 ,能如此关心民生疾苦 , 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见，王羲之不仅有很深的儒家经世济用的情怀，而且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也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他能够以大局为重，看到当时东晋政权所处的险恶环境。在关乎国家社稷的大问题上面，王羲之表现出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在任地方官的时候，王羲之也体现出了以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济世情怀。从王羲之一生的政治实践来看，王羲之的思想 并不是单纯的 老庄出世，或是单纯的经世致用， 罗宗强先生认为 :“在羲之的整个思想里 ,融合着儒、释、道诸家 , 而其最根本之旨趣 , 实于人生有甚深之眷念” ， 22这是很准确的。不管是强调生存至上的
28、“逸民之怀”还是有着建功立业愿望的经世之志，都表现了他对于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 。 一个人当生存受到威胁时 ,生存便是生命的首要意义 ， 而一旦威胁生存的力量不存在或暂时消失 ,他便不满足于仅仅生存 ,而会去寻求生命的更深层的意义 , 即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 而 个体生命是社会的细胞 ， 因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不可能离开社会 。 王羲之 入 仕 为官的社会实践和一些积极用世的主张 ,集中地展现了他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当然 ,王羲之以 入 仕作为对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 ,是有条件的 ,即环境无害于生命 。在他看来 ,保存生命是第一位的。当他一旦认为政治不清明 ， 便转而用另外的方式来追求个人
29、生命价值 ,而山林隐逸当然是他追求自身生命价值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谢安在四十岁的时候 开始步入仕途。 从隐逸山林到步入仕途 ,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谢安在早年的时候过着隐居逍遥的生活，放弃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黄金年龄，在8 四十岁的时候却又出山，他出仕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一转变 ,很多 人 解释为其弟 谢 万伐燕失职贬官后 ,谢安“怕门户中衰”才出来任职。 23在东晋门阀政治环境下，按理说重视家族的利益是自然而然的，而且谢安也确实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家族意识的人，但谢安从隐居到出山如果仅仅理解为“家道中衰”，笔者认为未免有点简单化。早年谢安一直隐居不仕，应该和王羲之等东晋名士有着同样的初
30、衷，即受到当时整个政治环境的影响。后来出仕的原因也 是受到当时社会矛盾 的 制约 ,不单是受个人的意志和家族利益左右。世说新语排调载 ,当 时人 都 期待谢安出来辅政 ,士大夫们互相说 ：“安石不肯出 ,将 苍 生何 ,今亦苍生将如卿何 ！ ” 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说 ： “江东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 ,浩既无以满众望矣 ,继而所望者谢安 ,而安卒能匡辅晋室。” 24我们再引述世说新语 赏誉中的 王 羲之与刘尹的对话 ：“王右军语刘尹 ,故当共推安石。刘尹 曰： 若安石东山志立 , 当与天下共推之” 。 简文帝为相时说 ： “安石既与人同乐 ,必不得不与人同忧 ,召之必至。” 25可以说简文帝对谢安
31、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它说明谢安从后台走向前台是历史的需要和时代 的召唤 。这些材料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谢安 出仕并非只是为了自己一个家族的利益，更多的是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当时东晋社会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把谢安推向了历史的舞台，谢安的出仕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在国家社稷面前，他才毅然而然地决定出山。 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谢安最初的隐居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恶劣，社会的动荡不安，显然是出于对自身生命的考虑，后来的出山却表现出了建功立业的志向。从谢安早年的隐居到后来的出山，我们可以看出，和很多东晋时期的其他名士一样，谢安的思想显然是复杂的。表面上看，谢安的身上是有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思想的
32、，实则 谢安 不管是 寓居会稽 还是后来的出山，他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以贯之的。谢安在早年隐居东山的 时候，并未忘怀世事。此时，谢安还是一介贫民，他的妻子看到谢家兄弟中已有富贵者，便和他开玩笑说：“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回答：“但恐不免耳。”可见在谢安隐居的时候，他并未泯灭用世之志，而且谢安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将来出山是必然的。谢安很好地实践了魏晋玄学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而这种理想人格正是以儒道两家为思想源流的，也就是“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26从谢安一生的出处行迹，我们可以看出谢安的人格魅力正是基于此点，他得以青史留名受到历史上很多人的敬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魏晋玄学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实现性情
33、、有无、形神、名教与自然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道同一的人格美境界，这就是“圣人”、“至人” 型 的人格。这种理想的人格，从其内在的道德 境界 和外在的社会 使命 而言， 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就其思想源流关系，则又是儒家 用世 思想和道家 出世 人格理想的统一 。 魏晋玄学名士们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就是在人生的各个领域均达到和谐统一的人格。 如果说之前道家所倡之逍遥是和政治尖锐对立的话，那魏晋玄学就将逍遥这一人生理想融入到了政治领域之中，而这种逍遥已经不是老庄所倡导的一种脱离政治、脱离物质， 重心灵自由、轻物质欲 望， 在 出世和入 世上有着明显区别的逍遥，而是一种全新的“逍遥”，这种
34、“逍遥” 既重心灵自由 ,又贵物质享受 ，既“出世”又“入世”。在 这种全新的 逍遥学说下才有了魏晋玄学关于理想人格的界定。当然这种理想人格是有一定发展过程的，首先是玄学本身的发展， 东晋时期玄学有很大的发展， 在玄学之前 ,乃至在嵇康处 ,逍遥是不能够实现在政治领域之中的 ， 也不可能 在 现实 中 实现“内圣”与“外王”、“名教”与“自然”统一的理想 ， 只能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形式而存在 ，9 在那时出世和入世是有着尖锐的冲突和对立的。 但在玄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之中 ,特别是到了郭象玄学的 阶段 , 这一界限被有效地超越。 郭象在庄子注中对于庄子的思想进行了新的阐发和改造，郭象认为，
35、万物都自生、自性、独化、适性：即物既不生于“有”，也不生于“无”，万物皆自生；物各自有性，其存在即是合理的；万物都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自然的，而且是各自进行的；既然万物自生、自性，所以人就应该适性，而不是违性。这种改造后的新观点就为士人的任性纵情在理论上提供了依据 。 在郭象看来 ,圣人 的 逍遥 是 无待的逍遥 ,而群品 的 逍遥则是有待的。在 庄子 逍遥游注 中 ,他说 : 故乘天地之正者 ,即是顺万物之性也 ;御六气之辩者 ,即是 游变化之途也 。 如斯而往 , 则何往而有穷哉 !所遇斯乘 ,又将恶乎待哉 !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 。 苟有待焉 , 则虽列子之轻妙 ,犹不能以无风
36、而行 ,故必得其所待 ,然后逍遥耳 ,而况大鹏乎 !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 ,为能无待而常通 。 岂独自通而已哉 ,又从有待者 ,使不失其所待 ,不失则同于大通矣。 夫尧之无用天下为 ,亦犹越人之无用章甫为 。 然遗天下者 ,固天下之所宗。天下虽宗尧 , 而尧未尝有天下也 ,故穴目然丧之 ,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 ,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世 岂识之哉 !徒见其戴黄屋 ,佩玉玺 ,便谓足以缨拔其心矣 ;见其历山川 ,同民事 ,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 ,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 !27 这段话可以看做是郭象对于玄学思想的改造。在郭象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 ,根
37、本点在于他所具有的 “ 与物冥而循大变 ” ,也即是和万物没有差别，没有隔阂， 进而 达到与万物融为一体 的 “ 绝冥 ” 的精神境界。在魏晋时代 ， 由于当时虚伪和险恶的政治现实 ,在政治领域里 士人的生命本身受到了生死的考验 ,而隐逸之风的盛行正是对苦难现实的逃避和抗议 。所谓 “ 出 ”“ 处 ” 之分 , 并进而褒 “ 处 ” 而贬 “ 出 ” ,反映的就是这一普 遍性的士人心态。 但在郭象看来， 真正的圣人 ,因为他精神境界 天然的 高邈 ,并因此能够超越死生和彼我之别 ,以致对一般群品 产生 伤害的政治 领域 ,其实倒正是圣人 实现其本性 的领域 ，而这时体现出来的逍遥就是所谓的“
38、无待”逍遥 。圣人应时世 的变化 而出 ,由此而言 ,就不是人格与境界的下坠 ,而是 本性 超越的体现。圣人 即“ 内圣 ” , 并由 “ 内圣 ” 自然 而然地“ 外王 ” ,也只有 “ 内圣 ”才能以 “ 无我 ” 之心行使无为之道 。 可见 ,以郭象的思想为代表 ,玄学突破了 庄子 中的逍遥 的最大限制 权力 政治领域 ,逍遥没有了原来的限制， 至人 的 逍遥就主要实现在其以 “ 无为 ” 之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性活动之中。 对于郭象的学说 ,应该说谢安是十分熟悉的。他与支遁等切磋义理 ,而支遁对郭象逍遥观的批判正是集中在后者所谓群品之有待的逍遥上 ,而对圣人无待的逍遥则予以了继承和转用。
39、从圣人精神境界的角度出发 ,谢安正是把逍遥的思想与政治性活动结合起来了 ，由“内圣”而“外王”，由隐而仕，并将儒道、出处、名教和自然很好地融为一体 。与魏晋时期的其他玄学思想家相比，谢安是当时较为少见的一位在实践中较好地实现了出处、儒道、内圣与外王统一的人格理想的代表 。我们从他的政治生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谢安的政治生涯中有几个很重大的事件： 简文帝疾笃 , 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 , 温入赴山陵 , 止新亭 , 大陈兵10 卫 , 将移晋室 , 呼安与王坦之 , 欲于座害之。坦之甚惧 , 问计于安。安神色不变 , 曰 : “ 晋阼存亡 , 在此一行。 ” 即见温 , 坦之流汗沾
40、衣 , 倒执手版。安从容就席 , 坐定 , 谓温曰 :“ 安闻诸侯有道 , 守在四邻 , 明公何须壁外置人耶 ?” 温笑曰 :“ 正自不能不耳 。” 遂笑语移日。 28 在简文帝死后，孝武帝年幼，桓温开始预谋已久的篡夺活动，“大陈兵卫”，“欲诛王、谢，因移晋室 ”，最高统治集团的争斗一触即发。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不仅东晋政权的存亡生死未卜，谢安本人的生命都危在旦夕。面对桓温“伏甲设 馔 ”的“鸿门宴”， 王坦之惧怕了， 谢安则是意态坦然 , 望阶趋席 , 旁若无人 ,并在筵席上作洛生之咏 ,从而以一种从容优雅的风度 ,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 ,也缓解了晋室当时面临的十分危险的局面。 如果没有玄学人
41、格的修养，很难想象在这样危机的形势下，还能这样的镇定自若。只有当一个人泯灭了心中的很多利害、生死的对立，达到一种“逍遥”的心境，才能做到如此的谈笑风生。 谢公与人围棊，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 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 “ 小儿辈大破贼。 ” 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29 这则材料历来被引用为说明谢安的名士风度，能够“临大事而有静气”，大喜大怒而不行于色。实则还是与他“内圣外王”的人格追求有关的，这种超凡的风度是他自身的对于玄学人格和谐统一的追求的结果。因为谢安的从政并不是完全意义上儒家的出世，事功是他“内圣外王”自然而然的结果，并未脱离其本初的人格追求。在谢安的心目中，真正的追
42、求并不是简单的出世和政治上的事功，而是一种“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有了这种人格理想做支撑，他的出世就 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出世，而是“内圣外王”的最高追求所衍生出的必然产物。很多人以“ 心喜甚 ,不觉屐齿之折 ,其矫情镇物如此 ”，说谢安是只是在表面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并未真正的不行于色，这种理解是忽略了谢安整个人生对于理想人格追求这一基本点而言的。如果只是表面掩饰，谢安不可能在东晋面临生死攸关的形势之下，在桓温欲诛杀于己的时候，真正地做到镇定自若，这种掩饰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晋书谢安传曰： 安义存辅导 ， 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
43、 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 。 30 “ 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 ，可以看做是谢安施政的“总方针”，这段话是晋书中房玄龄所言，很准确地概括出了谢安的执政思想。31所谓“和靖”， 就是 谢安 的 人格 追求 在实现其政治理想 时自然而然的衍生。 “和靖” 与 道家 的 “清静无为” 主张中的 因天下之自为的“清静”，并不完全相同。“清静”主要是强调达到政治和谐时要实行简易安民的措施与手段，因此，它虽有“和谐”的成分， 但 这种“和谐”本身 还 不是 真正的 目的 ，更 多的 是作为手段而存在。“和靖”则与之不同 ， 作为一种达到和谐政治目标的手段而言，“和靖” 本身 包含政治上“清静无为” 的 要求，但却不是“清静无为”那样近乎对矛盾的回避，而是一种积极面对矛盾， 试图 超越于矛盾双方的对立，从更高层次上达到矛盾双方和谐统一 的思想。 “和靖”在谢安的思想中， 同样 不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他的“外王 ” 人格的奋斗目标和理想境界而存在的。这 是就 整个国家上下和睦、平安、统一，调解了各种尖锐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