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胡锦涛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 2008 年年会上表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 13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走下去。作为亲身参加中国新闻改革和新时期新闻学研究 30 年的实践者，笔者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大发展。我们要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发扬成绩，排除万难，以新闻体制的调适和改善为突破口，去争取新闻改革的新胜利。 一、思想解放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原动力 思想解放是中国新闻改革强大的原动力。 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
2、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 推动包括新闻改革在内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主2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展开的三次全国性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是围绕着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界与理论界抵制和反对“两个凡是”方针展开的。1977 年 2 月 7 日，受到林彪、 “四人帮”严重影响的人民日报 、 解放军报 、 红旗杂志
3、发表“两报一刊联合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这篇社论传达了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政治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后来人们把这个错误方针称为“两个凡是”方针。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导和支持下，新闻界与理论界挺身而出，同“两个凡是”方针展开了英勇斗争。这场斗争敢于同错误的最高权威决裂，敢于同过去的政治路线较量，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光辉。 第二次大讨论是围绕着新闻界与理论界对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争论展开的。1978 年 5 月 9 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长篇论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11 日
4、，该文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随之，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迅速展开。这次讨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者把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次大讨论是围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展开的。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建设，但对于为什么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清楚。新闻传媒搞了这么多年经济报道，总是围着政治运动转。这种情况，是实现伟大的历史3转折，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严重障碍。这场一直延续到 1981 年的大讨论，为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思想先
5、导的作用。 这三次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支持，主要由新闻界组织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倡导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形象，提高了新闻宣传工作者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这三次全国性大讨论也为中国新闻改革的全面发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下，新闻界从 1979 年 3 月开始，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酝酿、发动和谋划全国性的新闻改革。1979 年 3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重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会议号召解放思想，改进工作，把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
6、主动性、创造性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密切结合起来，把新闻传媒办得既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又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同年 10 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新中国成立30 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的会议上，与会的新闻界代表提出，新闻传媒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 年 2 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代表们提出，为了当好这个思想中心，新闻工作就要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7、。 这三个会议，振奋了新闻界的革命精神，把思想解放落到了实处：4根据中央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实行改革。 平心而论，当时的新闻改革，远没有像安徽小岗村农民要求实行经济改革的愿望与劲头那么迫切、那么热烈；亿万人民群众对当时的新闻宣传是有意见的，是不满意的。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了，新闻传媒起初还在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经济建设高潮已经到来，可传媒上还没有经济新闻的重要位置。亿万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参加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城乡经济，无数动人事例盼着传媒去反映，可报纸和电视上还是没完没了的领导人日常活动报道和无穷无尽的会议新闻。人民群众在肯定新闻传媒粉碎“四人帮”后取得进步的同时，尖锐地批评传媒的这些缺点
8、和不足。人民期待着新闻记者去找他们，期待着自己的活动、欢乐、忧思能在传媒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期待着对官僚主义作风和不正之风进行无情的鞭挞，期待着新闻传媒能在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成为既是党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喉舌。种种期待，汇成一股推动新闻改革的来自民间的洪流。 思想解放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成为 30 年新闻改革最大的推动力。 这里有必要强调技术进步对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始终是新闻传媒发展的两个基本驱动力，是新闻学研究必须潜心探讨的两个重要方面。中国新闻改革不断深化的又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始于20 世纪最后 20 年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借
9、助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广播等新的科学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数字广播电视网和通信卫星等渠道，以电脑、电视、手机、IPTV、MP3、MP4 实现的，能够突5出个性化、细分化、互动化等传播特点的新媒体，不仅突飞猛进地更新着信息传输手段，而且这些技术手段也令新闻传播的内容变得日新月异。不过本文的重点放在从制度层面上分析新闻改革，因而基本上没有涉及新媒体对新闻改革的巨大推动，尽管后者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 二、用观念更新引领新闻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部分新闻传媒和新闻工作者出自对“文革”期间新闻传媒形象的检讨与反思，出自朴素的职业良心和对受众需求的尊重，已经自觉地进行了一些新闻改革的
10、尝试。197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 3 月 18 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其中引用毛泽东语录第一次不排黑体字，在中央没有指责的情况下，其他各报也陆续仿效，遂成惯例。在此之前的 5 月 1 日， 光明日报已告读者， “本报将实行改版” 。随后一些报纸和电视台、电台开始倡导短新闻、快讯、今日讯和昨日讯等新中国建立后很少见的形式。 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进行制度上的反思时，一些新闻界人士热烈议论一个问题：中国新闻界怎样才能跳出“党委犯错误，新闻界也必然跟着犯错误”的怪圈？人民日报的领导人提出一个“方子”：用人民性来制约党性。这个问题最初起于人民日报对“两个凡是”方
11、针的抵制。由于人民日报违背华国锋等人的意图，编发一大批同“两个凡是”方针针锋相对的稿件，受到华国锋和宣传口负责人的批评，指责人民日报 “没有党性” 。 6而人民日报负责人回答说：我们没有你所说的党性，但我们有人民性。这样，就将党性同人民性尖锐地对立起来，一场争论也在全国掀起，直至今日也时有议论。这场争论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批评了“党性来自人民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按唯物史观解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只能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因此，说“党性来自人民性” ，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点，多数参与争论的人士差不多已成共识。许多人认为，
12、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私利。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同坚持新闻工作的人民性，不仅在理论上是统一的，在实际操作上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那种用党性代替人民性，或用人民性代替党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新闻界改革开放之初的这场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议，除了关系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领导体制与管理体制之外，还直接牵动着业界与学界对于一系列新闻观点的解读，引发着对以往许多观念的争议与评点。 也许刚刚从“文革”旧阵营走出来，又不清楚未来的新天地是何种景色的缘故，在这一时期，新闻界对于解读辨析新闻观念的热情十分高涨。其中很有影响力的一次学术聚会，是 1980
13、 年 5 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为西北五报会，实际上全国大多数省报、主要新闻院校、部分新闻研究单位，以及中宣部新闻局都派员参加，成为“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新闻学术活动。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几乎涉及会后 20 多年人们研究和关注的绝大部分重大新闻论题，会上人们争论7的许多新闻观念对于“文革”后整体新闻观念更新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1982 年 5 月，传播学创始人和集大成者之一的施拉姆博士在他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陪同下来华访问讲学，提出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在他们的推动下，这一年 11 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
14、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我国研究、发展传播学的基本态度。传播学西学东渐，为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增添了新的养分和新的参照系。 以笔者之见，到 1985 年，经过近 8 年新闻改革的实践，中国新闻传媒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初步的、有效的调整和改变，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新闻观念的更新则更为明显和普遍，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新观念得以确立，一些过时的、妨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闻旧观念逐渐被淘汰舍弃。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破除单一的党性观念，在坚持党性观念不动摇的前提下，认为应该同时具备人民性、群众性、民族性等多种观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和
15、对群众负责有机地、辩证地结合起来。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在重视和加强党报建设的同时，确立国家新闻事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观念，积极推动构建和发展以党报为核心，通讯社、报刊、广播、电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还有互联网等新媒体）互8相配合，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媒网。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在坚持新闻宣传的指导性、新闻传媒引导社会舆论功能不动摇的同时，把新闻指导性和新闻服务性、新闻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协调结合起来。明确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上情下达，而是同时肩负着上情下达
16、、下情上达的使命。 以调整、健全和更新上述新闻观念为先导，新闻业界和学界对于新闻传媒和新闻作品的多种功能、多元作用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从以后一段时期的社会效果看，这些探索和实践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种探索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于传媒与新闻作品功能的理解，已由以往单一的宣传功能，扩展为新闻、信息、宣传、舆论等多种功能。 人们已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新闻传媒和新闻作品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其社会角色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单一的由上级向下级传达，代表党和政府告知和引导民众，而且它还具有满足下级、满足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功能，而后面这些功能，对于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和现代执政党来说是不可或缺
17、的。长期以来，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注重宣传功能，强化新闻以至传媒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新闻价值、教育价值、审美价值等多元价值注意不够，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去开发利用这些价值。在新闻改革中，人们不断强化传媒传递信息与新闻、引导社会舆论、沟通社情民意、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使新闻事9业紧随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在全面发挥这些功能的过程中，使传媒自身不断得到改革和完善。 在新闻观念不断更新和传媒功能日益拓展的过程中，新闻业界和学界还十分努力地调整与完善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积极提升新闻传播社会效果。这些努力主要表现在： 改变
18、过去单向传递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 改变过去说教式的新闻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沟通的方式。 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 在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下，过去新闻体制禁令过多、禁区重重，以致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腔的新闻传播格局有所改变。新闻宣传主管部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在新闻改革中逐渐放权“松绑” ，增加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透明度，增强新闻报道的公正性，“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扩大新闻报道范围，加大新闻宣传自主性，减少对新闻批评的限制，强化了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整个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呈现开放搞活的态势。
19、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我国争取加入 WTO 步伐的加快，新闻观念同市场经济新观念体系相适应，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以新闻观念的不断更新来引领中国新闻改革的日益深化，成为 30 年中国新闻改革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一个不同于其他领域改革的鲜明特点。 10三、新闻实务的切实改进：中国新闻改革的夺目亮点 由新闻观念更新引领，中国新闻改革首要的着力点是新闻实务的改进。这主要是因为，林彪、 “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后，回到党和人民手中的新闻事业凋敝败落、气息奄奄、面目可憎、声誉俱毁。在人们心目中，新闻传媒等同于造谣机关，新闻与谣言几无二致。新闻事业首先要改变的，是重塑形象，
20、重建诚信，建设真实可信、喜闻乐见的新闻传媒。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新闻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揭批林彪、 “四人帮” ，清除其在新闻界的流毒，发表一系列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把过去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新闻界又以揭露“渤海 2 号”钻井船翻船真相为起始，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新闻批评热潮。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新闻实务的重大改进，尤其是在全国形成一股改革浪潮是从 1981 年年底开始的。1981 年 11 月是新华通讯社建社 50 周年，在纪念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讲话，他对新闻报道提出五点希望后来被新华社称为“新闻业务改革的五字方针”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要快发，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在新华社带动下，全国新闻传媒纷纷行动起来，开设新栏目，创办新传媒，出现了一大批新创刊或复刊的报纸、刊物以及新创办的广播电台和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