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摘要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发育、生长于相类的文化生态中，文化结构形态、艺术传统和文化精神有较大的共性。又因环境条件和历史传承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湘、蜀两地作家的创作充分反映了这种文化影响的异同性。共性言志抒情的创作价值取向；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作品文化内涵的二元结构形态。差异“大湖”与“盆地”的创作意识；理性思辨与感性抒写的创作思维；清新、明丽、阳刚与沉滞、冷峭、阴郁的风格色彩。 关键词 湖湘文化；蜀文化；共性；差异；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2806 湖湘文化与蜀文化同属发育、生长于中
2、国长江流域的文化类型。在文化形态的诸多方面具有同型、同源、同质的特点。同时，又因各自地域条件的特殊性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而具有各自地域文化、心理性格、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的差异性。这些文化特质的异同处在文学创作中获到了充分表达。在湘、蜀两地作家的文学创作范畴考察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的精神特质，探析这两种同源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本文将分析讨论的主要内容。 一湖湘文化与蜀文化特质探源 湖湘文化主要指以长沙及周边为中心而构成的地区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源于古楚本土文化与两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时带来的中2原儒家文化。古楚文化的结构成分极其丰富，在文化源流上， “楚文化的主流可推到祝融，楚文化的干流是华夏文化
3、，楚文化的支流是蛮夷文化，三者交汇合流，就成了楚文化了。 ”1P26古楚文化与儒家文化交汇合流后形成了湖湘地区独特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结构成份的丰富性、独特性导致其地域文化的表现特征极其鲜明突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尚武精神；忠君、爱国、念祖的情感倾向；富于幻想和浪漫的文学审美传统；巫风浓厚、好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崇情尚性，追求人格自由的文化心态，注重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等等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传统品质。当然， “文化并不是规范、活动、目标等事物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多元文化因素互相关联而形成的完整体系。 ” 2P48在文化形态上湖湘文化因地域的多样性和历史的整合性而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主体上表现出明
4、显的二元结构形态。一方面在思想意识层上承接了儒家思想传统，其人格修养和道德历练都以正统的“经世致用” 、 “修齐治平”为目标，具有鲜明的儒学正统特色。因此，在价值追求和人格精神方面体现出浓重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特质。3比如，政治参与精神和社会干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理想等等是湖湘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湖湘地域作家的创作意识也反映出这种特点。不仅魏源、左宗棠、曾国藩、毛泽东这些政治历史名人，还有众多知识分子、文人作家都是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参与到社会革命或文学创作中。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湖湘文化保持着古代楚地蛮夷文化血脉。其民风、民俗、民性、以及心理和情感诸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古楚文
5、化的遗风。沈从文、黎锦明、韩少功等湘籍作家的创作往往会在离奇幽怪的情节或慷慨激越的情感中3展现湖湘地域强悍、尚武、任勇、浪漫的民风，构造充满抗争精神、复仇精神、勇烈不屈精神的湘人故事。追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湖湘文化的理想主义浪漫精神在屈原的笔下开拓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流。湖湘文化的二元结构形态，也在现代文化转型时期的湖湘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和阐释。 蜀文化主要指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地区性历史文化形态。蜀文化远离中土、民族杂居， “蛮夷”之风浓厚。在地理位置上，蜀地避处盆地，交通梗阻，环境封闭，保留了较多古蜀地域蛮荒、朴拙的农业文化意识和原始文化的蛮荒、强悍的自然野性。长期农
6、耕文化的影响和独处一隅的地理环境，形成蜀文化根基中浓重的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狭隘、保守等盆地意识。蜀中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多有不同。所以历史上蜀地的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形态有其复杂、特殊的表现。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及周边丘陵地区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灿烂辉煌的三星堆遗址、海内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等，在这些文明中心周围，有着卓越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拥有杰出的文学艺术和发达的宗教哲学，可谓群贤聚集，人才辈出。又因僻处内陆，自古以来是封建朝庭贬黜迁徙或苟安偏居之地。中原贬黜的知识分子、内迁（包括儒家正统观浓厚的“两湖填川”的湖南
7、客家人）或外出中原的人士以及偏安蜀中的朝廷不断带入儒家主流文化思想。因而蜀文化成份亦显独特复杂。在文化结构上蜀文化也呈现二元结构形态，比如儒家正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国家意识、社会担当意识以及修齐治平的人格追求等是蜀人精神4品质的突出特点。古有扬雄、陈寿、苏东坡彪炳史册，近有赴汤蹈火维护国家主权的保路英雄、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文化先驱、保家卫国血战到底的三百万抗日弟子等等。蜀人在自己文化发展的轨道上践行着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丈夫人格理想。在文化心理性格方面，蜀地艰苦复杂的地理环境，长期拼搏于自然的传统以及先祖流徙斗争的历史积淀，又使这个地域民众的性格植入了坚韧耐劳、反抗不平、乐观、灵活的文化基
8、因。也因长期远离皇权，较少封建礼教束缚之故，蜀人的精神世界较为独立，自我意识强，拥有崇尚自由任性、勇于奋斗的品性和浪漫不羁、富于理想的精神气质。思维言行印有鲜明的原始文化濡化的纯朴、强悍、精明和野性的文化烙印。文学史上能代表蜀人文化品性的典型，前有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浪漫情缘，后有李白、苏东坡的豪放诗篇；近有郭沫若、巴金等人的理想主义文学精神以及李?人、周文、沙汀、周克芹、阿来等众多作家笔下鲜活的蜀人群体。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 年第 1 期贾剑秋：文学视野里的湖湘文化与蜀文化比较以湘、蜀两地作家创作为例二湘、蜀文学创作的文化共性表征 概括湘蜀两地文化特质可见，二者在文
9、化生态、艺术传统、文化精神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共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两地作家的创作反映出如下几点共同的文化表征： 1.文化生态的同型性。文化生态是文化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产生的不同形态和内容，它反映着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背景给予文化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不同环境作用的结果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 ”4是也。由于文化生态系统不同而生成了不同5类型的地域文化，积淀了不同色度的文化岩层，这一切对生活于其间的人类群体的思维意识、行为习惯具有深刻的影响，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一个作家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心理构成。其作品总会或深或浅、或隐或现地反映
10、出文化生态赋予的文化特色。所谓北方文学有金戈铁马之势，南方文学有杏花春雨之韵，即指文化生态带给文学作品的审美特色。湘、蜀两地的文化生态具有较大的同型性。在地域位置上，湘、蜀两地同处南方，文化根系都植根于长江流域。地理环境水系发达，得江河湖泽之利，有山林沃土之腴。气候潮湿温润，风光葱郁秀美，民性纯朴任性。如刘师培所言：“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成为言志抒情之体。 ”5P400从创作意识上看，湘、蜀作家往往具有言志抒情的写作倾向。其创作反映出或书立人救国之志，或现济民匡危之心，或言民族社稷之业的写作意旨。彭家煌的活鬼 、 怂恿以戏谑灵动的文笔写湘地民众处悲哀、
11、愚昧而不自知的精神困境，戏嬉笑谑之下难掩内心的痛楚和愤怒，想救细民于精神水火的文化启蒙意识尽在笔端。郭沫若的女神更是在热烈殷切的企盼旧世界毁灭，呼唤新世界的诞生中传达出强烈的救世情怀。沙汀的呼嚎 、 替身 ，黎锦明的唐寡妇 、 水莽草等小说，无论悲剧或闹剧，都包含了作者强烈的批判或拯救社会的意绪。至于湘、蜀作家通过想象和夸张构筑的历史或者以写实手段勾画的现实，如边城那样的理想社会，鸡头寨那样的洪荒之境、云遮雾罩的葫芦坝现实等等，无不浸透着作者对人生、社会、民族的参悟、审视和情愫。言志抒情的创作取向影响了作家们对题材的选撷、人物的塑造、情绪的酝酿，成为6湘、蜀作家理想寄托的重要手段。文化生态对文
12、学创作的另一影响是对作品美学风格的影响。南方长江流域一带山葱水碧，风光秀美，湘、蜀文化中心皆为丰饶盆地，周边更有大山林莽，柔和清新中不失刚健朴实的自然野性和灵动的生命活力。湘、蜀文学在此环境中生长，而形成一种清新、自然、朴野又不乏冷峭、峻烈的审美风采。沈从文的作品唱着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阿来的小说吹拂着草原朴野的生气；芙蓉镇在扭曲的时代仍然昭示着人性的美好；山坡上的两个对垒的敌人却能在生死攸关之时给对手予人的关怀；罗淑笔下的盐工以一种自由自然的生命形态和勤奋耐劳、刚劲叛逆的人文性格生活在蜀地的小山坳里；蒋牧良、彭家煌、沙汀、艾芜对笔下农村人物的愚昧、狭隘、自私、保守给予了冷峭而犀利的描写，在
13、嬉笑怒骂中展示了干预社会之力。湘蜀作家笔下的偷莲 、 菱 、 出阁 、 死水微澜 、 山那面人家 、 山月不知心底事等等作品，写出了湘、蜀地域清新动人的情致，明丽鲜活的色彩、谐趣洋溢的场面；耍猴人 、 复仇 、 鱼儿坳 、 盗官记 、唐寡妇 、 刘嫂等作品写湘、蜀民众自由无羁的生命传奇、蓬勃着自然活力的野性。这些作品的美学风格与湘、蜀文化生态意蕴极为协调、统一。 2.艺术传统的同源性。湘蜀两地同处南方文化岩层地带，深受楚、蜀古文化、巫觋文化、原始文化的浸淫，而这些文化在精神特质上最具有幻想色彩和浪漫抒情气质。所以，湘、蜀文学都具有悠久的浪漫主义艺术传统和主观抒情特征。浪漫主义的艺术精髓就是富于
14、瑰丽的幻想、大胆的夸张，追求表现对象的神奇性与书写主观理想和情思。湘、蜀两7地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富于幻想和长于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文学特征。前有屈原开山、后有李白铺路，再有郭沫若、黎锦明、沈从文、向恺然、李寿民、韩少功、阿来等一大批湘、蜀作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江湖奇侠传 、 蜀山剑侠传都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书写著称。在他们的幻想世界里，凡俗的人生与想象的幻境沟通，剑仙们的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与作家们着意好奇、尽幻设语的描写融合，武艺超绝荒诞，想象恢宏奇谲，人物和故事神奇莫名，形成极度幻美缥缈的艺术审美风格。他们的武侠小说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新派武侠”作家，甚至影响到当
15、下网络崛起的一代新人，如萧鼎、凤歌、沧月、步飞烟等。向恺然、李寿民他们富于浪漫想象的艺术高度至今尚无人超越。不仅向恺然、李寿民富于虚构想象的武侠之作如此，即使深具现实主义写实特色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也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抒情格调和绚丽想象。 芙蓉镇里的秦书田身处困窘，苦中作乐，竟可在夜半扫街时跳起曼妙的华尔兹舞。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人生绝境处仍然是湘人精神不倒的支撑。 爸爸爸中的鸡头寨，沉浸在远古的氛围里，徜徉在原始的风俗与民情中。作者以高超的想象力虚构了刑天氏的后代们与世隔绝的生活，淳朴、残忍，又不乏欢乐，原始的风情和氛围无不展现出作者对本土远古那蛮荒原始文化的丰富想象和心灵探视。郭沫若浪漫
16、主义的诗歌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大潮，其小说在浪漫主义精神辉映下呈现的主观抒情色彩，用夸张想象之笔描绘的幻梦之景，为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了更富文学审美意味的风采。同处边地的沈从文、阿来，更多少数民族文化浸淫的痕迹。自由的想象、神话传说的采撷，深入人8之天性的描摹，再现了古朴、自然，自由无羁的湘、蜀本土古老的原生文化根脉。湘、蜀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常常表现为主观情绪的渲染和倾诉。丁玲的梦珂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以主观抒情、心灵书写著称的作品；沈从文的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 ，在于小说浓郁的诗情渲染。他的小说创作常常重情绪、轻情节，不追求小说故事的情节展开，事件的真实具体，只追求一种抒情气氛或抒情笔调。
17、 渔 、 吹箫的二哥 、会明等作品或写一种气氛、场景，或写一段命运轨迹，不注重详细、具体的事件和细节交待，更多情感的诗性氤氲。周克芹的小说也被称为“诗化小说” ，在于其小说洋溢着浓郁的诗情。 山月不知心中事 、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或者对环境的描写往往借助大段的主观抒情性语言完成，如泣如诉，如歌如画。巴金的家对封建家长制罪恶本质的揭露依靠极其浓厚的激情控诉，建立起对小说主旨意义的表达，以达到感染、影响读者的审美效果。作家们在主观情绪驱使下以诗化的语言，诗人的敏感和情绪化的艺术手段将内心外化成可知可感的事象，从而实现浪漫主义在主客体关系上追求主观情思的强烈外在表现的承诺。 3.文化精
18、神的同质性。纵观现代湘、蜀作家的创作，在文化精神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湘、蜀文化二元结构形态带来的影响。在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上作家们大多都反映出“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借文学之力积极介入社会政治革命。以倡导“革命文学”著称的创造社，能从举事之初一直坚持到底的核心代表人物是蜀人郭沫若和湘人成仿吾。他们除了直接用自己的小说、戏剧、诗歌为中国政治革命摇旗呐喊外，还以大量的文论著作直接做政治革命的9“传声筒” 、 “留声机” 。他们的意识深处一直保留着中国儒家正统文道文化观念的影响“文以载道” ，用他们的笔载中国政治革命之道。是他们最早在中国文学领域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将文学置于“经
19、世致用”的社会目标下，以他们的创作去实现儒家正统人格理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以文学家的身份参与文化变革、社会革命或政治斗争的创作群体，以湘、蜀两地最为庞大。倡导并实践富有高度政治热情和革命精神的“普罗文艺” 、 “左翼文学”的核心成员多为湘人、蜀人，如郭沫若、李初梨、丁玲、周扬等。作家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热情，利用文学为武器，参与到社会革命大潮中，用他们的创作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景象，用他们的作品推动社会由旧转新。可以说，湘地的黎锦明、丁玲、叶紫、田汉、欧阳予倩、蒋牧良、周立波等人的小说和戏剧，蜀地的郭沫若、周文、沙汀、艾芜、马识途等人的诗歌戏剧与小说，在创作理念和对作
20、品题材的选择、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都鲜明地表现出儒家文化精髓“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对社会义务的承担，献身民族社稷大业的人格追求。古华的芙蓉镇 、韩少功的文化寻根作品以及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是怀抱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理想，去揭示文化病根，反思人类生存状况，关注社会的过去与现状。他们尽管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雨露，却仍然显示出“忧天下之忧”的儒家正统文化的古典情怀。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作家们深受儒家文道观念影响，往往表现出重道轻文的倾向，追求意识形态观念的表达和思想意旨的体现。现代史上湘、蜀两地多左翼核心作家，左翼作家几为观念形态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最能反映“重道轻文”的儒家文化传统。比如人10物塑造
21、方面黎锦明笔下的熊履堂（小说尘影 ） 、丁玲笔下的于曼贞（小说母亲 ） 、郭沫若笔下的小勃罗（小说一只手 ）等人物都是政治革命之道的观念形态的产物。无论作家们的创作旨趣，抑或创作目的都呈现出明显的儒家正统文道观念的影响痕迹。 从另一个方面看，本土蛮荒文化是潜沉于湘、蜀文化根底的基因成分。自然生命中的野性和自由不拘的生活态度，让湘、蜀文化多了一些反抗不平、尚武任勇以及追求自由和富于理想的精神品质。作家们介入政治革命、介入民族解放的动力和热情与这类文化基因的浸?不无关系。现代史上，以政治举义知名的政治革命家数湘、蜀二地最富盛名，前有“毛朱”并举，成就中国政治革命大业，后有邓公鼎革，方有中国今日之强
22、盛。之所以两地参与社会政治革命的作家众多，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骨子里有追求自由，反抗不平的文化基因。他们的作品描绘了众多反抗不平、争取自由解放的景象与群体。作品中给予充分肯定的人物往往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或者为追求做人的权利，为幸福而奋斗的人物。许秀云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罗网里，在亲情远疏的折磨下，不惧邪恶、不怕孤独，坚持追求做人的权利，坚守那份多舛的爱情（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 ；高霸王为报收税官兵的伤害之仇，习武二十年，聚啸起义，反抗暴政（黎锦明小说高霸王 ） ；罗歪嘴、蔡大嫂反抗洋教势力、反抗清兵镇压，不惜浪走江湖、毁家坐监（李?人小说死水微澜） 。叶紫笔下的那些抗租风潮中的农民（火 ） 、罗淑笔下为争人的权利而与官家为敌的盐工，这些人物身上蓬勃着南方蛮荒文化带给他们的野性抗争的气息。这种野性抗争精神的发酵，酿成湘、蜀民性中的尚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