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学现场与文学记忆摘要：本文以台湾文讯杂志社编辑制作的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的文化创意为分析对象，将之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行为，说明对文学生产处所的考察探寻和意义阐发的行为大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发生、作家成长、文学场域形成的深层理解；同时这一行为也拓展和丰富了文学现象研究的视野和表现方式。文学现场的踏查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之一，其存储和累积的方式具有“多媒体性”和流动性。表现出代际差异和意义增补的特征。它与文学地形变迁联系在一起，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学叙事形态，丰富和补充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论述。 关键词：文学现场；文学记忆；文学叙事形态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10049142（2013）010100-05 如何书写记录文学现象，以往存在诸多表达方式，研究论述、传记与回忆录、文学史等等较为常见，其中文学史书写是较为“权威”的记录方式。这些方式除了共同的文字记录特征以外，在基本思维形式上也比较相似，其书写面向相对固定，而文学现象的其它侧面却可能被忽略。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学现场踏查记以绘制文学地图并实地踏勘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文学记录的独特之路，它与上述记录方式的差异在于，虽然仍保持传统的纸媒外观，但思路和设想独辟蹊径，以文学现场的探寻追溯去描绘文学地貌及其“地质变迁” 。它是一个生动的文学行为，2如果借用行为艺术的特点来说明的话，那就是文学写作者、写作场
3、所、行为策划者等成为这一文学行为的展示主体，并带领读者亲历文学现场，形成了包括文字文本书写、文学地图绘制、新闻报导、历史图片等在内的泛文学文本。它的书写对象都是台湾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和事，只因生动的创意而别开生面。 本书所谓的“文学现场踏查” ，指的是以文学家个体或群体的文学生产空间及其地理位置为坐标，以处所带动时间和空间，展开作家心灵、写作状态、文学地貌变迁的寻觅之旅。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辑一为文学家个体写作场域的考察，表现个体与人文地理的互动关系。辑二为文学群体聚集地或文学、文化社团演化过程的探寻，关注文学地标及其周边的文学生态。本文不拟过多谈论技术性的创意巧思，而着重论述踏查行为引
4、发的文学理解与文学感动及其与文学记忆的关系。 踏查记所记录的仍然是那些显赫的、早已进入文学史的名字：赖和、杨逵、钟理和、林海音、余光中、王文兴；或是耳熟能详的明星咖啡馆、盐分地带和东海花园却令读者有全新的发现之感，关键在于提供了新路径和新眼光，得以引发深入认知与情感触动。本文将本书的诸位作者（包括文字的、图片的、地图绘制的作者）称为踏查者或导览者，将阅读视为跟随踏查者游走文学地理、触摸文学现场的过程。 首先看到的是作家与其具体生存空间，即人文地标、景致、环境的关系，它影响到作家的写作状态和写作内涵，也诞生了环境的人文意义。当赖和故居和诊所与彰化城诸多历史与现实地标一起标注在地图上3时，赖和生活
5、和工作的场景，也即他写作产生的具体情境开始浮现。踏查者引导我们寻找赖和写作与这些地标的直接关联：善讼人的故事中提到的观音亭，原来就是彰化著名的开化寺，赖和对民俗风情的描写显然与此场所曾经的繁华场面相关；斗闹热描绘的游戏就来源于彰化特有的上元节习俗，赖和正是从这些鲜活的原生态中提炼意义的。八卦山是赖和常去散步的地方；小逸堂的教育则是他汉文写作的基础。诚如踏查者所言：“顺着他作品的指引，我们不难发现赖和的创作与土地的密切关系。赖和走过彰化城的街市，彰化的街市则走进了他的作品中。我们当可在这些作品里，听见生民的歌哭，更可窥见一个自许为走街先的作家，如何把这些再日常不过的故事，提升为台湾文化的优美修辞
6、，终于开启了台湾文学崭新的一页。 ” 原来，战前杨逵创办的首阳农园和战后的东海花园“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历经了许多次地点的变动” ，从梅枝町 99 番到 19 番，再到台中大肚山，那作为字面概念的花园开始真正充满生活的韵味，鲜花和果实的芬芳夹着周边猪舍的异味、火葬场的气息扑面而来，成为杨逵文学成就的生动背景。它们还是入田春彦故事发生的现场和杨逵家人生活的地方，更是杨逵文学写作情思的诞生地：“我从这个小世界感受到的诗意，比每天报上登刊的以百计的新诗旧诗还要浓厚。 ”他的文学书写因其园丁生涯获得了色香味和坚韧的精神；他的园丁生涯也因其文学写作而成为传奇。经历此番探访，我们再读杨逵或有关杨逵的论述
7、必将产生新的遐想和思考，而它们是带着气味和色彩的。 对同安街与南方澳的考察因其精细和明确的方位感，以及地理场域4的今夕之比，成为读者游走王文兴写作迷宫的指南。对应家变对主人公生活场景之精细描述，以至于可以依此重现纪州庵的原貌；踏查者也如同耐心的导览人，走遍同安街和南方澳的各个角落和过去现在，细细叙说它们的前世今生，以及作为王文兴文学书写场景的意义。我们发现，即便是台湾现代主义浪潮中最前卫的弄潮儿，也照样保留了对外部环境的精细描摹；他笔下那些从内心出发的灵魂也在张望着周边的世界，反过来，周边的世界又是现代主义表演的舞台。 第二，遵循踏查记的指引，我们还看到一些重要文化场所和其问诞生的文化与文学群
8、体的活动、精神和命运。 回到百年前的台中雾峰，我们仿佛看到栎社众多文人穿梭于莱园中把酒临风、唱和抒情的胜景，更有梁启超与园林主人交往的身影。莱园编织出一张人文之网，网结上点缀着栎社、梁启超、莱园历任主人、台湾文化协会夏季学校、赏景吟诗的文人活动等等。在莱园的筹款行为和触景生情中萌生的对故国的思念，突出了梁启超的流亡者形象；莱园主人们对他的景仰也流露出台湾知识分子对中国大陆民族革命的憧憬与神往。这座兴建之初即面对台湾被割让的莱园，成了台湾文人延续传统文化、寻求诗酒风雅的世外桃源；在殖民统治的大叙事下，也还有台湾文人墨客的快意人生。因此“莱园不只是莱园” ，它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早就超脱于物
9、理性、实质性的空间局限之外” 。 特别引发感慨的是江山楼的故事。踏查者运用精细的工笔，详细描摹了 90 年前台北大酒店江山楼修建和经营的盛况，凸显江山楼作为殖民时期台湾引领生活时尚和文艺精神的特殊所在。这里有三大传统诗社的聚会联吟，有台5湾文艺协会和台湾文艺联盟台北支部的成立，还培育了诗人吴瀛涛，造就了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的重要人物郭秋生。令人惊奇的是，当时20 多岁的郭秋生身兼台湾话文运动主将和江山楼大总管，他倡导台湾话文的宏文、他对胡适主张和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熟悉与他的职业有什么联系？是因为郭秋生任总管，江山楼才“俨然成为台湾新文艺活动的焦点” ；还是文人荟萃于此，激发了郭秋生对台湾文学
10、发展道路的关注？想象在繁重的酒楼管理之余，还要积极投身甚至主导文学运动和潮流，需要怎样的热情、执着和韧性，我们对台湾话文倡导者的努力就会多一份理解和同情。 如果说前述单个作家与环境的踏查是人文活动的个体显现，那么这些重要现象就具有书写时代的整体特征，而且它们各自的风格特点绝不雷同。当众多群体人文活动的场所聚集在一起时，历史就化为地理，台湾文学地形图就浮现在人们面前了。 以作家书房的探访和展示透露作家的书写风格、习惯，乃至性格特征，这是踏查记的第三个特点。踏查中书房（或客厅）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它们作为又一重文学空间受到踏查者的普遍关注。这一私人空间与文学的公共空间相比，不单有范围和面积的大小之分
11、，还有影响力、知名度的不同，更有私密与公开的差异。而个人文学沙龙或以举办文学交流活动而闻名的作家客厅，如张李德和的琳琅山房、30 年代北平林徽因的客厅和七八十年代台北林海音的客厅，以及关子岭上陈秀喜的笠园等，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准公共空间，其文化意义也多为公众所知。而真正私人意义上的书房因其包含更多的个人写作密码，似乎对认知作6家个体特质更有帮助，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踏查者探访的艾雯、叶石涛、钟肇政、余光中、王文兴、张晓风、吴晟的书房就是这样的一些私人空间。这些空间形态不同、风格各异，但都透露出主人的文学志趣、生活细节和写作信息。艾雯书房那些井然有序的资料和书籍、各类有趣的收藏和陈设、来自
12、故乡苏州的饰物和照片，它们“凝结的时空和情感，包围着苏州女儿艾雯对故乡、对写作的挚爱” ，让人想象“它们是如何温暖着女主人的心灵，陪伴她走过数十冬离乡与坚持创作的年岁，给予她创作的滋养与力量” 。而吴晟的私家藏书楼更是名副其实的“书”房，那些年代跨度很大的环保生态书籍显示主人对土地的关怀由来已久；而大量的诗集自然与主人的身份相关，就像吴晟自己所说的：“要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就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读什么样的书。所以，来到这里，看到我的这些书，就可以明白我的性格与爱好。 ”坐落于家乡的书房和特色藏书，应该与吴晟“田园诗人”的称谓不无关联吧。 张晓风的书房有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一是有形而固定的空间
13、，如使用了 40 余年的阳台书房，即她的“盒子论述”中的“书盒” ，她在这书房中搭建心中的台北城；一种是在时间流逝中随时随地的移动书房，“在河边，在候车椅，在灰狗巴士上。在各种找不到书桌，书写行为很难存在的地方” ， “不是书房限制了张晓风，而是张晓风成就了书房。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我在，所以书房在” 。 书房令人联想到作家的手稿，虽然相比手稿芜杂，与写作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直接，且不如手稿具备较强的信息确定性，却也具备丰富的编7码，从侧面提供认识作家的路径。文如其人，书房也如其人，这个相对封闭且不为人知的自我空间通常是文学论述的不及之地，是踏查行为使之变成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踏查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
14、当下的记录或记忆的生产。那些迄今仍在发生成长的文学存在得以记录；那些已经完成的文学段落也被重新唤醒。因此踏查记既可被视为“深度的文学导览手册” ，也依然担负着文学记忆的存储和累积的职责。 踏查记所呈现的文化记忆和记忆的生产不但提供了一些文学研究论述所没有的内容，在文化记忆方面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在记忆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也有独特的表达。 按照文化记忆理论的说法，记忆和历史是有区别的， “记忆是生活：它总是由鲜活的群体所承载，因此一直在发展” ， “记忆始终是一个当前的现象，一个永远经历在当下的关系。相反，历史代表着过去。因为记忆是有感情而神秘的，因此记忆中只包含着强化它的各种细节：记忆攫取各式的回
15、忆，不精细的、混杂的、整体的或不稳定的、特殊的或有象征性的，并可以转载、消失、截取或投影” ， “记忆天生就是能扩大和倍增的，它是集体性的、大批量的，然而又是个性化了的。相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记忆黏附于具体的事物，依附于空间、姿态、图片和物体。历史仅仅专注于时间上的连续性、事物的发展情况和关系” 。如果一定要区隔记忆与历史的话，无疑踏查记更接近于记忆而不是历史。 如果我们把踏查记看作是当下的记忆，把通常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史论述看作是历史的话，上述论述似乎可以作为二者差异的概括。相8比于经过梳理、论证，相对明晰、抽象的论述而言，这些记忆的形态和意义并不十分固定
16、，依赖于记忆者的印象、感受和心理，因而也容易变异和增生。 踏查记的书写很多时候采用访谈式（针对当下的文学人物或仍在发生成长的文学存在） ，通过对踏查对象的访问或对谈方式描绘其生活状态和文学情怀，穿插周边的人文地理，既有踏查对象当下的回忆和情感流露，又有踏查者的回应、思考和感慨。另一种是走访式（针对文学场所或已经完成的文学段落） ，由踏查者的行走展开文学地图和文学空间的细节，并对其作出解读，如“莱园篇” 吟诗南国推名士，结社东林有故人栎社诗人与莱园和“明星咖啡馆篇” 在明星咖啡馆中筑起文学梦等。无论哪种方式，踏查者的角色都清晰可辨且不可或缺，文学现场引发的情绪和联想首先来自于这一角色一些文章本身
17、就是优美的抒情散文。 即便那些相对客观冷静、不明显加入踏查者个人联想的叙述，也都有特定的关注角度，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踏查者注视的焦点在哪里，也能理解如果这一角色由另一些人扮演或注视焦点发生变化，记忆的样貌就可能随之改变。一些以往为人们所了解的文学事物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集体记忆，而踏查者以其行走和联想带领我们接续和重建原有记忆，并生产新的记忆。 踏查记将这些扩展记忆黏附于这些细节，在我们原有的记忆之上增添了生动的新内容， “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在读一本新书，或者至少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 。也就是说，踏查的方式不只是再现或唤醒人们的原有记忆，而且还以细节润
18、饰、增补和完善它们，乃至赋予它们新的魅力。这应是9这些熟悉的踏查对象仍引发浓厚的阅读兴趣的原因之一。 而通常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论述固然可以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出普遍性和一般性，但也因此失去许多记忆的细节、个体经验和联想，表现出相对沉重和固定化的特征，论述者比较隐蔽，采用冷静、中性的科学化语言。它的演化或调整的周期通常比较长，而且也需要克服许多原有的固定认知所带来的阻碍。它们更关注的是经过研究者归纳概括后的文学意义与价值。而踏查带来的，不仅是记忆的内容，还有记忆的氛围，或者说主要是那些文学的氛围，而不是文学文本本身；它以环绕文本“外围”的事物充实文学的多面信息，这些也往往是被历史叙事化约掉的东西，因
19、此踏查记式的文化记忆与通常的文学论述可以形成彼此补充的关系。 踏查记的这种记忆存储和累积方式，具有一种“多媒体性” ，即虽然落实为文字书写，但其中包含了行走、思考、地理想象、时间想象、影像再现等多重物质性，是多重形式文本的综合，其背后是记录文学现象的理念的演变，也就是将传统的关注焦点和角度加以调整，强调感受，有了处所和位置感，以形成想象效果的改观，并重塑或丰富原有的文学地貌，同时激发读者新的情感反应。所谓泛文学文本，即文学不仅与文字、文本和作家思维有关，也和草木、街道、山川、书桌有关；和踏查者的行走、亲历与描绘有关，也和读者从踏查行为中获得的东西有关。在物质形式上，支持这种“多媒体性”的，有大
20、量人物、风景和书籍的新老图片，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除“台湾文化协会篇”外每组踏查记前面均配有的色彩斑斓、有趣可爱的文学地形图，上面详细描绘了踏查对象的具体位置和周边的人文地理坐标，按图索骥，对象与地理的相互关10系一目了然，探寻和行走的快感也可能通过读图而被激发。踏查者的行走路径不单由文字得知，更可由图像呈现。 这里也涉及记忆的空间性问题，强调文学地貌，其实是在自然地理空间之上发掘和融合了人文地理的价值。在文化地理学看来， “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所以，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
21、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 。这样也就改变了以往自然地理“将空间处理为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一成不变的地域一个被动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的状态。书房和沙龙这样相对狭小的空间可能不及地理空间广阔，但与人文地理的空间意义并无不同，都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都体现着作家的生存状态和与社会的关系。因此， 踏查记实为台湾文学地理的集中呈现。 同时，因为踏查所面对的文学处所和地貌会随着时间流逝和空间变迁而发生改变，踏查行为对记忆的存储和累积也具有流动性。江山楼踪迹难觅，一阳农场和琳琅山房旧址已变成高楼大厦，莫那能的按摩诊所未来会怎样，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踏查对象本身的流动性，使踏查行为处于未完成状态，随时可以通过新的踏查来增补记忆，通过漫游和联想建立的地理空间也成为记忆依附之所在，当未来文学地理可能的变迁出现时，新的记忆也会叠加、生长与延伸，使意义的衍生具有开放性。 这些记忆和记录还存在值得品味的代际空间，即年轻记忆者与记忆对象之间的时代落差。踏查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人文学者或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