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服“自明” ，促进交流，加深理解以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为中心孟 庆 枢当今时代是多元的时代。在全球化、地域化语境下加强各国人民间的文化、文学交流，是达到互相加深理解的重要一环。在这之中，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又占有非常重要与独特的地位。中日两国具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之深，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当今中日两国在世界舞台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日关系的走向不仅关系两国，而且对亚洲及世界格局亦有着重要影响。构建和谐世界中，中日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更好地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我们有必要总结在这一领域的经验、教训。总结本身即是自我超越。毋庸
2、讳言，虽然在这一领域成绩斐然，但是，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一些“自明”的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手脚，我们应该走出一些误区，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强这一工作，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作出应有的努力。一、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全面了解一些重要国家的文化、文学，通过该国文学发展全貌探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当务之急。以日本为参照系具有独特价值，对这一点的认识应该加强。日本作为地处东亚的一个重要国家，是汉文字圈国度之一。在古代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近代以来又始终处于和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漩涡（但在深层次上仍与中国文化有割不断的关系） ，为此在日本发生的东西文
3、化交融中的经验、教训足资借鉴。在过去的许多研究著述中关注、记述了近代中国借助日本这个“窗口” 、 “桥”而了解西方和借鉴西方的作用，这是确实的，也有必要。但是，如果将日本文化的作用止于此，则是片面的。其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了解西方有相当大部分是来自于中国，当时中国译介西方的一些著作倒是早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译著。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从中国传来的危机新闻以及在中国的直接观察和经历都是重要的。日本人对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们与中国人的竞争意识。从西方著作的中译本中得到的教益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2同理，我们应该不仅重视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对西方的2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 ，
4、第 384 页，见孟庆枢主编 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日本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了解，而且更应深思日本是如何消化、吸纳西方文化的过程。由于在封建社会中，中华文化处于强势，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识的开放与交流，为此，中国对日本文学的发现是相当迟到的。前苏联著名学者弗伊谢曼诺夫说：“日本文学真正使中国产生兴趣竟然经历了 17 个世纪之遥的漫长岁月。 ”3明治维新之后中日文化、文学交流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是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又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那场灭绝人性的侵华战争致使中日双方在 40 年时间里（1972 年恢复邦交正常化）处于几近停滞状态。我国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又加
5、重了相互理解的障碍。从 1972 年至今的 35 年，中日文化、文学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过去相比，非能同日而语。但是，对于以往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有许多课题是需要补课的。对日本文化、文学的理解是应该全方位了解的。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坛处于多元态势，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多种文化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更为激烈，它被评论界称作日本文坛的“转型期” 。对这一阶段日本文学全面了解就必须考察这 20 多年的日本主要作家、作品、评论、文学机构和文学奖项、重要文学活动（特别是一些争论） 。在世界文化动态的网络中展示日本文学发展的律动，是以日
6、本为参照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以日本为参照系，在于更加深入探讨西方理论的复杂性，揭示日本如何吸收、改造西方理论，其结果（当然有的还在进行中）如何，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非常有利。当今，我国正处在新一轮东西文化交融的高潮之中，自觉地、清醒地认识其中的规律很具现实意义。二、克服片面性，全面、深入了解日本文学（文化）才能达到双方的更好的理解。任何事物都处于一种运动、变化的状态，中日关系也不可能例外。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中日关系突破性的改善出现所谓“蜜月外交” 、 “干杯外交”是情理中的。但是，这并不能将日本如何对待侵略历史等问题抹消。
7、由于出现各种磨擦，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必然产生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媒体上出现的一些文章和调查说明了这一点。从逻辑上讲这种变化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事实的反映。3谢曼诺夫，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对于日本文学作品的译介 ，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66 页。但是，作为从事这一专业的研究者来说不能不注意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对一些根本问题不论何时应有一个全面的总体的认识，使之不失偏颇，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就尤显必要。单从文学、文化研究来说，有的学者从日本某位学者的著述中讲日本文学有“脱政治性”的特点，忽视所论述的语境和整个日本文学历史就匆忙认同。殊不
8、知，任何国家的文学根本不可能与政治无涉，且不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小说，几近政治的传声筒，稍后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这些文坛巨子，他们的成就恰恰在于与时代气息相通。至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是曾给我国无产阶级文学以相当的影响吗？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那场法西斯战争中出现的为军国主义张目的“笔部队”的“侵华文学”非但与“脱政治性”挂不上钩，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其政治色彩之强烈也是少见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却长期存在盲点，相当长时间除少数专业人员，很少有人了解这一实际。似乎成了一个“遗忘的角落”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一位研究者从 1997 年起陆续发表了以日本的侵华文学与
9、中国的抗日文学为开端的一系列论文，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 。著者王向远教授不仅仅填补了日本文学研究中这块不应忘却的“空白” ，而且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当然，所谓“笔部队”中的作家情况各异，既有象火野苇平那样的法西斯文人，有佐藤春夫曾被郁达夫斥为“却真的连中国的娼妓还不如！”和被林林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只“小疯狗”的林房雄等作家，他们绝大多数是被战争裹挟进去的。我们今天谈论这一话题只是强调“以史为鉴”的必要性，而并非要把一些作家重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人民是能够区分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民众的，会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但是，作为
10、日本文学研究者如果把它从文学地图上一笔抹去，给一般学习者的导向就有以偏概全之虑了。这种片面性还表现在相对而言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研究给予较大的关注，对其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有待加强。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同德国相比，为什么日本对待侵略战争态度迥异？这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从日本文化的深层次探讨这一问题尤显必要。有的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从内容上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去认识日本，而少有立足于文化的角度去剖析它；从时间上我们习惯从明治维新的断面去领略日本，而甚少从前近代的角度去梳理日本的传统” 。在日本，已有一批学者注意到从文化上剖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成因，如小
11、森阳一的日本近代国语批判等著作，即是从话语问题入手，剖析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文化原因。近年，已有中国学者提出日本式的东方主义问题，这对认识日本近现代文化中深层次问题很有必要。最近，我的一位日本籍博士生在他的论文日本式的东方学话语近代日本汉学与中国游记中从日本汉学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变迁透视出了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式东方话语”形成的过程。全面论述了“进入明治时代之后，日本将中国看成落后国家，汉学已不再作为达到先王之道的学问，随之汉学渐渐地分成几门客观的、科学的学术领域。一批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及爱好汉学的作家，虽然一方面对传统中国有憧憬、向往的心情，但另一方面他们一致认为应该用近代化获得的优势，对中国施
12、加压力，进而改变它。在这一过程中，秉承西方列强，形成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殖民地提供理论支持的日本式东方学话语。 ”我们一方面很称赞这位日本学者的理论勇气与锐敏，同时切感我国的日本学研究者应该克服一些“自明”的东西，全面地认识、把握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三、任何国家的文学都是与时俱进的，是个变化不居的动态过程，而绝非是个客观静止的存在。研究日本文学必然要动态的把握。和其他国别文学研究比较起来，也许在翻译介绍上，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在研究上则显滞后。这其中一个很主要原因恐怕是对日本文坛变化跟踪需要加强。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半至今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日本文学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无论是在创作与
13、研究上都呈多元态势。在西方当代各种文化思潮影响下，日本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新作迭出。单从文学理论来说，一些理论家、文学史家，对明治维新以来“自明”成见的反思，特别是近代历史、文化、经典作家、作品的再认识成为日本文学界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本文在这里只想从对几位经典作家的再认识聊陈己见（因已有专文发表，不再重复） 。坪内逍遥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开拓者” ，在中日两国文学史上均有评论（当然中国的日本文学史多是引自日本学者论述） 。虽然评价很崇高，但是，人们总认为他的小说神髓在理论上有“局限性” ， “落后”一面也很突出。近年，一些日本学者对他进行再认识，认为以往的评价实质上是以西方话语来框定，指出坪
14、内在剧烈变化的明治初年，既有急于接受西方文化、赶超西方的一面，又有执著于江户文学、植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面。在他身上充分地反映了日本文学转折期的特征，他是“处在日本近世与近代境界上的人物” 。这一评价体现了日本文学界力图克服在西方话语下被湮灭或忽视的东西。同样，我们从这里不是可以借鉴如何看待我国近代以来一些新文化、新文学先驱的著述吗？夏目漱石在中国是近乎家喻户晓的外国作家，他的作品大都译介成中文，有的亦有多种译本（如我是猫 ） ，但是，作为研究新成果却很少见。从 1929年草枕译介出版（崔万秋译， （上海）真善美书店）至 1997 年共有 33 种（次）出版（含重译者） 。研究漱石的著作至今尚
15、未问世，这不能不是个缺憾。（请参见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 月版，第 312-320 页）众所周知，漱石研究在日本文学界盛传不衰，是门显学，它成为不少博士论文的题材来源。在日本文学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中漱石研究出现了许多成果，开拓了许多新的空间。在这篇短文中笔者不能全面综述，只能只鳞片爪地采摘若干加以介绍就是管中窥豹了。也许由于文学创作的辉煌，对于文艺理论家漱石的成就形成了某种遮蔽。其实包括文学论 、 文学译论 、 创作家的态度 、 文艺的哲学基础和一系列文学理论短论、讲演、随笔中的文学理论论述都有极高的价值。可喜的是近年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很
16、多成绩。甚至有的学者在他的作品草枕里理论家前田爱指出，漱石通过作品中两个主人公画师和那美的不同的读书方法，早于伊瑟尔提出了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阅读理论，同时这一作品对文学与绘画的关系、与福柯的“差延”理论的相似等问题都作了很有启发的论述。 （见前田爱增补文学文本入门 ，筑摩书房，1993 年 9 月版，第 9-32 页）围绕夏目漱石与中国这一论题不仅在日本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且在我国也有学者论及。一方面，从小就对汉学产生浓厚兴趣，而且集中国文化教养于一身，且有很深造诣的漱石，从内心对中国、中国文化是憧憬的。但是，在漱石的“中国游记”里也有对中国人描写上的“侮蔑”话语，对此有不同评论。综观多家论述
17、，大都认为，在漱石作品中不乏对中国和中国人赞美之辞，但是，针对具体人与事（如卫生问题、苦力形象、车夫形象）的描写确实让人感到有“反感” 。从漱石所处时代看，他的新见新闻并非是虚构、偏见所致，有的研究者从漱石“现实主义”手法的视点来阐释也并非是为漱石故意遮掩一些什么。但是，漱石在满韩处处 （1909）中所体现的“对殖民地的态度偶尔流露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迟钝 。 ”1比如他对描写中国时称日本为“内地” ，相对而言流露出对中国东北的殖民意识，在这篇纪行里，夏目漱石对在中国能半价买到纯白的纺绸一事表示说“太好了”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对此深江浩在漱石与日本的近代一书中作了很有意味的论述。他说：“这与
18、漱石的留学体验而形成的特殊性格有关。他所说的自己本位1泊功：浅论日本近代日本汉学与对中国的东方学话语 ，深圳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版）2006 年 5 期。二个人主义是在价值观方面由西洋的心理压迫而产生的独立性， 文学论即是在他专业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化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漱石）赴英国旅途上他亲眼目睹了在西洋列强压迫下每天切身感受的殖民地民众的内心世界，但这一感受并未与自己所感受到的心理压迫重合在一起思考。 1也就是说漱石没有把殖民地受压迫民众与自己置于同一身份来思考。这一点对于认识夏目漱石的中国观是值得玩味的。小森阳一通过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重新细读哥儿这本小说，从明治时代中学“值宿室”一词
19、入手，恢复原来的历史维度，指出了主人公哥儿私自漏岗，离开值宿室去温泉玩耍，过去只当不尽职来读取。然而，在明治时代“值宿室”乃是供奉天皇御照和“教育 语”之重要场所，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学生们敢于往“值宿室”放蝗虫，实在是对天皇制的大不敬。这就对重新看取这部作品提供了新的视点。还有的研究者们结合绘画论述草枕与美术之关系，都别开生面。偶举几例只是想说明，我国研究日本文学极需有新的进展，要克服陈旧感，就必须及时了解日本学者的新成果。如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资料问题有相当制约，致使一些学者的文章难以了解先行研究成果，难免出现重复日本学者一些旧调。那么，今天这一问题已大大改观，我们已比较有条件接受新的资
20、料，与日本学者在新的平台上对话，这是推进日本文学研究的新契机。四、将日本近百年文学研究置于世界文学场域之中，从中、日、西多维互动关系中动态把握，着眼于我国文坛实际形成问题意识。在科学研究中形成问题意识是衡量有无创新的关键。伽达默尔曾多次强调，在追求智慧或知识的过程中，提出问题优先于回答问题。问题意识的形成依赖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超越自己的欲望。我们研究日本文学（文化）决非把它当成一种死学问，静止之物来对待，而是要以它的借鉴有助于解决我国文学发展中的实际问题，问题意识是在知己知彼中从锐敏的创新思维触发形成。如前所述，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处于转型期，在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文化思潮影响下
21、，不少理论家结合日本实际进行了勇敢探索，近 20多年出版了一系列很有新意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几乎都可作为我们的参考。有许多论述看过之后颇有在我国似曾相识之感。在这一篇短文中不必开单罗列，我想仅举出由小森阳一等学者主编的一套丛书为例来谈这一问题。这1深江浩：漱石与日本的近代 ，樱枫社，昭和五十八年五月版，第 88-89 页。套丛书为岩波讲座文学 ，丛书分为 13 卷，加上别卷计 14 册。是本世纪初付梓的（从 2002 年起至 2004 年出齐）大型丛书。因为我国读者至今还不大熟悉（未有译介） ，在这里简介一下。第 1 卷为“何为文本？” ，第 2 卷为“媒体之力学” ，第 3 卷
22、为“从物语到小说” ，第 4 卷为“诗歌的乡宴” ，第 5 卷为“演剧与表演” ，第 6 卷为“虚构与愉悦” ，第 7 卷为“被制造的自然” ，第 8 卷为“超越性的文学” ，第 9 卷为“是虚构还是历史” ，第 10 卷为“对政治的挑战” ，第 11 卷为“身体与性” ，第 12 卷为“现代与后现代” ，第 13 卷为“超越国家” ，第 14 卷为别卷，则集中了对当今一些重要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一套皇皇巨著已涉及到当前在全球化、地域化语境中我们所遇到的各种重要文化（文学）现象。仅从后现代主义思潮来说，在日本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与西方同步地进入日本，如今在日本文学理论界和文化研究中各个领域都显
23、示了受其影响的态势。日本学者对待西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策略。仅从这 14 卷著作中，我们有如下感受：首先日本学者锐敏地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在当代世界发展历程中的产物，他们梳理了后现代理论家和其他理论家、思想家的关系，如解构主义与索绪尔以来的结构语言学、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巴赫金理论等等的纠葛，对此作了认真的探讨。同时他们能够结合日本实际，为我所用，如对日本近代的反思。他们对于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所谓“近代文学” “近代文学史”都进行重新思考，正如小森阳一指出的“在新闻界概念随意流行的背景下，称作近代的概念就会有了极为流通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里， 近代这一概念是一种花言巧语，是起着给某
24、作品、某作家的特别好的权威标签的机能” ，明确指出这是以西方话语、 “把自己的想法与思考通过一个框架来相对化的自我意识。 ”1对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日本学者通过与美国女权主义比较，指出美、日两国女权主义明显不同，在日本体现为一种理论的探讨，而在美国往往是与政治实践相结合。而且，我们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看到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趋于综合的态势，如今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向。在这当中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研究将如何面对，不仅在日本同样在我国都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在这当中日本学者所遇到的困惑同样也可引发我们的思考。我国也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介绍西方后现代主义，至今译著可谓琳琅满目。不加分
25、析的简单介绍者有之，轻率1小森阳一， 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立思想与文体的探索 ，砂子屋书店，1986，第64-65 页。否定者也不乏其人。虽然后现代主义随着几位代表人物的去世似乎已成历史，可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却并非是过时的话题。在一定意义上讲，它在许多方面的影响还刚刚开始。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后现代主义“具有积极的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意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无疑有力地促进了当代文化思想及人的个性的进一步开放，激发了人类对某些文化成规、思维方式及科学技术之弊端的反思。 ”1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不要说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迥异，和日本亦有很多不同，但是，面对全球性的问题，结合我们实际，还是
26、可以从中借鉴很多重要的东西。结合日本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立足于我国实际，似可从后现代主义研究中思考如下问题：（一）重视“差异性”与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论及当今世界文化的态势， “多元化”频频出现，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多元化的世界里，人类所面临的是机遇与挑战共存，为此求得“和谐”就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目标，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希望。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已经指出， “我认为多元文化的主要形式就体现在现在这种重新组合里。多元文化主义促使人们互相沟通，而不互相保持距离，促使人们彼此做出反映，而不是彼此轻视，互相分离。 ”2明确地显示了摒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态势。后现代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福柯认为应
27、当“差异地”理解差异， “因而差异就不再让位于导致产生概念一般性的普遍特征，而是要使关于差异的研究本身成为当然的东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即着眼于差异的思想、对差异的思想” 。 3另外一位理论家德勒兹则提出“差异逻辑” ，在他看来概念是差异的超常（excess）表达，而不是一致性的仲裁者。真理与意义的可解释性、多元性；重视差异性，反对普遍性；以对话求得的“协同性”来取代再现事物的客观性。（二）批判元叙事，质问其合法性，给阐释开拓新空间正因为强调“差异性” ，摒弃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把认识看作是一不断生发的过程，则必然批评具有“权威性”的“元叙事” ，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启蒙运动以来
28、受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影响，把人类认识建立在因果联系及寻找所谓普遍规律之上的质问。在文学批评上对许多“自明”的结论的诘问，对一些所谓规律的反思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这一影响如今1孟庆枢、杨守森主编， 西方文论 ，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第462 页。2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 ，狄玉明、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255 页。3陈嘉旺等著：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8 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也俯拾皆是。（三）解构与建构东西文化进一步交融“后现代主义”所具有的“解构”特点容易使人仅感到它破坏既有
29、秩序的一面；然而，破与立是辩证统一的。诚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所要建构的具体内涵尚未了然，这也是事实。不过，透过许多理论家的文本，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显示了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期待。是否可以说，新的建构存在于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呢？与历史上众多的西方各种理论相比，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许是最鲜明地带有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进行对话的特点。D C霍伊说：“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作是从西方传入中国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 1这一结论是饶有意味的。还有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对网络文学的探
30、讨，对身体与人类的研究，都是面向 21 世纪各国都很关心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一方面多借鉴一些日本学者的成果会增加我们的视角，帮助我们看得更全面，这是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结 语文化、文学交流在促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在 21 世纪的今天， “文化”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在世界多元文化场域中如何建设本国文化，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共同任务，都有许多新的机遇与挑战。由于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特殊源缘，中日两国能否在新形势下让这一领域结出更多的硕果，是两国人民所期待的，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政府多次申明不管任何时候决不谋求霸权，在文化上亦如此。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自有其历史存在。中国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在朝鲜半岛、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这其实也含有共建。面对新一轮更加深入、广泛的东西文化交融，我们有理由共同努力，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共同发展。同样，对于同属汉文字圈的东亚国度日本来说，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难得的机遇。这是时代的嘱托，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1王治河主编， 后现代主义辞典 ，中央翻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