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doc

1、1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 ，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 。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 。我于 2012 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 ，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 ，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对孙经先各

2、项指责的回答 孙经先说：“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 ，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 ”注 1墓碑长达 90 万字，写到死亡人数的地方有上千处，他们“反复阅读” ，对“每一个”重要之点“逐一查证” ，可见工作量之大，投入之多。 “我们”当然不是孙经先一个人。他们“反复阅读” 、 “逐一查证”的“成果”是：“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 “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极为荒谬的数据”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从墓碑全书的上千个数据中找出了十个证据。且不说这十个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千个数据“都是虚假的” ，仅就这十个证据而言，孙先生也未必站得住脚。2下边，我

3、先引用孙先生这十条证据的原文，然后逐一回答。 一、 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 ，却饿死了 11000 多人” ，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 ，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 10 版第 390 页的内容。 常熟市志1990 年版，第1029-1030 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 墓碑391 页已写明：“据常熟市志1030 页数据计算，三年非正常死亡 11000 人。 ”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数据已经摆在那里，具体的计算方法也不妨讨论，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二、 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 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 ”经查证， 溧

4、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这是墓碑第 10 版第 390 页的内容。 溧水县志有这个县 1949-1985 年的人口变动统计数据。我在墓碑中已经指出， “据溧水县志1990 年版第 94 页数据推算，三年间有 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 ”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 “逐一查证”中或许又没有查到，或者查到了不肯推算。如果孙先生愿意再次查证，建议多翻两页，在墓碑第 10 版第 393 页上，还引用了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 1960 年 10 月 19 日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溧水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可以作为 13000 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佐证。 三、 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 370

5、00 多人中，17000 多是儿童。 ”经查证， 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这是墓碑第 10 版第 391 页的内容。 高邮县志1990 年版第161、160、162 页有这个县历年的人口数据，用这些数据可以算出31959、1960、1961 年三年死亡 6.28 万人，其中 3.78 万人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第 162 页说：“1959 年至 1961 年，死亡人口中 72.5%为成年人，27.5%为儿童” ，即 1.727 万是儿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墓碑第 10 版第 391 页至 392 页，引用江苏省档案馆保存的调查报告，介绍了比上述三个例子更为严重的死亡数字有十多处，孙先生却没有

6、“逐一查证” ，或者查证之后不肯“举证” 。孙先生举证当然可以十里挑一或百里挑一，但是，即使真挑出了错误，也不能断言“墓碑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那叫以偏概全。 四、 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 。经查证， 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 1959-1961 年三年合计死亡 5105 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这是墓碑第 10 版第 575 页举的一个例子，是引用著名作家郑义的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 ，该文发表于争鸣杂志 1993 年 1 月号。郑先生的数据是否准确可靠，可以讨论。说我伪造数据，这近乎诽谤，而不是学术讨

7、论。如果孙先生愿意做学术讨论的话，我这里可以补充一个证据：当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的文章注2 中也提到 1959-1961 年贵州省饿死 250 万人，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口。 五、 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 1959、1960 年“这两年就死亡 41381人” 。经查证， 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 1230 人。 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 32 倍以上。 这是墓碑第 10 版第 146 页中的一个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4悠岁月 。李磊是早年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多年担任甘肃省妇联主任，大饥荒年代她任临夏州委书记处书记。李磊在这本书中说，这个数字来自“中央派到临夏的工作组 1961

8、 年 3 月 18 日的报告” 。 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临夏市是自治州人民政府驻地，是一个县级市，以城镇人口为主。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第197 页人口变动表里，可以查到 1959 年、1960 年全州总人口、死亡率。将 1957 年的 12.36作为正常死亡率，可算出 1959 年、1960 年两年非正常死亡 4.96 万人。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还有一个来源可靠的证据是：1961 年 3 月，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的专题报告中说：自 1959 年 1 月至 1961 年 1 月，全州农村正常、非正常死亡

9、 65193人，占 1958 年初总人口的 7.93%。 六、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 1960 年 6 月 18 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 6 月 8 日统计，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 436882 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 年 6 月的统计数是 436882 人” ， “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不仅如此，杨继绳 2012 年 9 月 17 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 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 他说的是墓碑第 10

10、版 61 页第 2 行的数字。由于官员的隐瞒，随着调查的深入，信阳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他在“逐一查证”时没有看到同一页第 5 行的死亡 549171 这个数字，也没有看到同一页第 11 行的5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 1960 年 12 月 6 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800 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他还没有看到同一页第 15 行“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 100 万人，可能更多” ，更没有看到墓碑第 71 页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振海花了三个月调查得出的 105 万的数据。李坚还健在，住北京万寿路，我曾经两次访问过他，他当年的调查报告还存放在档案馆里。徐子荣、李坚等当年的调查，是

11、揭露大饥荒的严重后果，他说的“死亡数字”不可能是包括“正常死亡”的“总死亡人数” ，这一点，李坚已向我当面说过，105 万就是饿死的，他还对我说，地方官员为了减轻责任，总是把基层报上来的“饿死人数”说成是“死亡总数” 。 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孙先生如果多读几份这样的调查报告，就会明白。 七、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 1961 年 2 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共死掉 60245 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

12、“1959 年和 1960 年两年，共饿死 60245人。 ”“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 他们说的在墓碑第 10 版第 266 页。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 （1961 年 2 月 1 日）是揭露凤阳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 “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并不包括正常死亡。正常死亡人口没有什么可检讨的。孙经先们在“反复阅读”时不愿意看到，6在墓碑第 266 页第 1 行：1990 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注 3 即 9.5 万人。孙经先们还不愿意看到， 墓碑

13、第 266 页第 14 行，在陈振亚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全县死绝 8404 户，占总户数的 3.4%”的记载。 八、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 1959 年总死亡人数为 86278 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 年饿死 86278人” 。 这段内容在墓碑第 10 版第 285 页，这个数字引自杨金声写的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载炎黄春秋2002 年第 7 期。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杨金声不是伪造，我也没有篡改杨金声的文章。根据无为县志记载的人口数据粗略计算，该县 1958 年至 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为 10.97 万。

14、谢贵平在当代中国研究2006 年第 2 期上发表的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一文中说，全县饿死 20 万人。 如前所述，孙先生一再强调总死亡人数和饿死人数的区别，这并不错。我也再次强调，在我引用的史料未做区分之处，我只能照录原文。更何况所引史料又得到了其他证据的支持。这种态度是否属于孙先生一再断言的“篡改” ，敬请读者评判。 九、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 1960 年总死亡人数为 7706 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 7706 人” 。7这段出自墓碑第 10 版第 591 页。首先应该指出，孙经先先生说“宁德县志记载”是错的，因为记载该内容宁德县志

15、，我在国家图书馆想找到孙先生所说的宁德县志 ，但没有找到，找到的是宁德市志 （中华书局 1995 年出版） ，里面有孙先生所说的情况：“1960 年-1961 年，由于经济困难，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两年间，因患浮肿病等疾病死亡人口高达 12090 人（男 7401 人，女 4689 人） ，其中 1960年死亡 7706 人。 ”死亡率高达 3.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 2.69%。 其次，孙先生说我篡改，这是不实指控。我在墓碑第十三章的“福建省的灾难”一节的开头部分，已经说明该节的内容是引用林强先生发表在福建党史月刊2001 年第 1 期上面的文章：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

16、再认识 。该文中说到：“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 年 1-11 月，全区 9 个县 185 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 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8644 人，占全区总人口 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 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 7706 人，死亡率高达 3.95%。 ”这段话后面的注解表明，其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 （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3 月版） 。 我当时是引用林强先生的文章，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因为福建党史月刊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

17、室主办，文章又是严肃的论文，想必不会有差错。这是我的疏忽。现找来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进行核对，发现原文是：“是年，因患浮肿等疾病，全县死亡 7706 人，死亡率高达 39.5”这一记载与宁德市志8所载相符。 十、 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 350 万人” 。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 10 个县，这 10个县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 423 万人，到 1957 年也就是450 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 350 万”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 1962 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 100 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

18、后，到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 100 万人猛增到 372 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死了 350 万人” ，出自墓碑第 10 版第 250 页。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 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

19、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 350 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孙经先否定廖伯康的根据是：“经查证，涪陵专区在三年困难时期有 10个县，这 10 个县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数为 423 万人，到 1957年也就是 450 万人左右” ，所以不可能饿死 350 万人。孙先生搞错了：1953 年涪陵地区不是 10 个县，而是 11 个县（包括 1959 年 4 月并入重庆的、有 54.5 万人口的长寿县） ，1953 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 477 万，不9是孙经先说的 423 万。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 ，国家统计

20、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73 页）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 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从整体上看，我对四川省总的死亡人口数字的估计比廖伯康保守。我用四川官方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四川非正常死亡 800 万人。考虑四川官方大量隐瞒人口死亡，廖伯康和四川一些老干部认为饿死 1200万人，所以墓碑中认为四川非正常死亡在 1000 万到 1200 万之间。

21、 顺便指出的是，孙经先说四川 1957 年总人口 7215.7 万，1960 年6854 万，1960 年比 1957 年减少人口为 361.7 万，指责“墓碑将 361.7万扩大到 1000 万到 1200 万。 ”孙经先在这里向读者隐瞒了一个重要情况：四川省 1960 年以后还在继续饿死人，1961 年总人口减少到 6467.3 万人，比 1957 年减少了 748.4 万人。孙先生不用 748.4 万人，却用 361.7 万人，显然不够客观公正。 除了上述十个指责以外，孙先生还指责：“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 ，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

22、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 。按照这个逻辑， “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 ， “饿死人数”=“总死亡人10数”-“正常死亡人数” 。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注 4 孙经先说我“荒谬”可能是指我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当作饿死的人口。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 ，就是和正常年景相比多死的人口。当然，非正常死亡并不全是饿死的。还有车祸、雷击、溺水、地震、瘟疫、战争等造成的死亡，那几

23、年没有大地震，没有瘟疫，也没有战争，饿死以外的非正常死亡的数量级以十万计。孙先生是搞数学的，一定熟悉“误差分析” ，熟悉“有效数字”的概念，在千万数量级中，十万级是可以忽略的，可以近似地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的人口。 至于下面这个公式我觉得一点也不“荒谬” ，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这个公式还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无非是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几个变量如何换算问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都知道怎么做，谈不上什么“现代数学处理的基本原则” 。 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仅凭我一人之力难免出错。看到有人对我的书“反复阅读” 、 “逐一查证” ，指出其中错误，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果能指出错误，我一定改正而且表示感谢。孙先生虽然没有指出什么真正可称为错误的地方，如果他出于学者的严谨态度，